《財經》記者 張威/文 袁滿/編輯
“我也看到‘人無貶基’這個詞， 是說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 總理在多個場合都說到過這個意思。
3月10日，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主題為“金融改革與發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 針對最後一個匯率問題做出了上述機智、趣味的回答。
在此次發佈會， 周小川第二次被問及匯率問題， 針對去年下半年匯率波動較大， 周小川給出以下原因：第一， 2016年下半年， 中國對外投資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銷比較猛一些， 每年下半年這個季節都會多一些， 去年多得明顯一些， 也包括有一些企業在外面收購的熱情比較高；第二， 美國大選， 特朗普當選之後出現了很多和一般人預期不太符合的變化， 因此導致美元指數上升比較猛， 在這種情況下， 匯率波動比較大。
“我們相信， 今年隨著中國經濟比較穩定， 而且更加健康，
除了匯率問題， 發佈會還就金融市場改革開放、貨幣政策、外匯儲備等多個問題進行回答。
針對近期市場關注的央行正在牽頭統一資產管理產品統一標準規制， 周小川回應表示， “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還會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而且在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 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 ”
正常匯率波動是常態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 要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同時也要穩定人民幣在全球貨幣當中的地位。 2016年下半年開始， 人民幣匯率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變化， 3月10日， 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 6.9125，
周小川解釋， 2016年下半年匯率波動比較大一些， 有多種因素。 第一， 2016年下半年， 中國對外投資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銷比較猛一些， 每年下半年這個季節都會多一些， 去年多得明顯一些， 也包括有一些企業在外面收購的熱情比較高。 第二， 美國大選， 特朗普當選， 之後出現了很多和一般人預期不太符合的變化， 因此導致美元指數上升比較猛。 在這種情況下， 匯率波動比較大。
同時， 周小川表示， 我們相信， 今年隨著中國經濟比較穩定， 而且更加健康，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都取得成績， 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比較好， 應該說匯率自動就有一個穩定的趨勢。 與此同時， 我們有關政策方面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當然， 外匯市場歷來是非常敏感的一個市場， 會隨著整個全球經濟， 也隨著中國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不斷波動， 誰也不能夠非常準確預期2017年走下來還會有哪些不確定性， 哪些事件會發生。 因此， 正常的匯率波動是一個常態， 也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周小川說。
針對網路上的“人無貶基”這個詞， 周小川笑著回應， 我也看到“人無貶基”這個詞， 是說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 總理在多個場合都說到過這個意思。 最近一段時間， 特別是最近一年多的時間以來， 唱空人民幣的聲音比較強。 老實說有多種原因。
首先一個原因是看到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了， 人民幣就會不穩。 去年GDP6.7%的增長率， 其實在全球看仍然是一個很高的速度。 另外， 中國也進入了一個強調結構調整的階段， 只有更加強調結構調整， 才能使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保持持續健康。 所以， 在國際市場上， 當然也傳導到國內市場上， 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有所下降， 導致對人民幣匯率的懷疑， 這個聲音一度是有點過分的。 這裡面也包括外匯市場上實際做交易的機構， 包括某些對沖基金等， 他們在做空人民幣上放了不少倉位， 他們有倉位以後， 不希望輸錢， 就說的特別多， 希望能夠帶動大家， 最後變成現實， 這樣他們也好賺錢， 這種因素也有。
“當然， 國際市場上、國內市場上有一些跟風， 別人一說，他就心慌了，也跟著說人民幣就要貶值了。我認為，這是階段性的，過一個階段就會看到，中國經濟總體還是比較健康的，特別是去年經濟增長已經走入了平穩階段，而且第四季度中國經濟還有所提升。”周小川說。
如何衡量人民幣匯率，周小川認為，很大程度上要看經濟健康不健康，如果經濟健康，而且通貨膨脹又比較低，貨幣就會比較堅挺。再者，也要看金融穩不穩定。如果金融出現大的不穩定，一般來說貨幣就出現貶值。金融如果比較穩定，信心就會進一步增強。因此，應該說進入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從目前來看，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應該說，市場預期有很大的調整，有很大的變化。
隨著外匯儲備從4萬億左右下降到3萬億，周小川表示，外匯儲備沒有必要搞那麼多，另外，這裡面也有部分大家認為是熱錢的。第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資本流動有一個分析。金融危機以來，由於發達國家普遍採取了經濟刺激計畫、貨幣寬鬆，特別是數量型的貨幣寬鬆計畫，導致大量流動性，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流出。在一些發達經濟體開始復蘇以後，有相當一部分資金就會流回去。不只是中國有一些外匯資金流出，也有一些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大的新興市場基本都有流出，像俄羅斯、巴西、南非、印度。
針對外匯儲備有所下降，周小川表示，可以一分為二來看。一方面，我們看看在資本流動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一些政策可能過去執行不嚴，我們就在這方面做一些改進。另外一個方面，外匯儲備下降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因為我們本來也不想要那麼多，所以適當的有所下降，也沒有什麼不好。
易綱補充，使用外匯儲備和維護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整個過程，是利大於弊，對中國和對國際社會都有好處。“我們賣出美元都收回了等價人民幣，不是說外匯儲備都打水漂了，這是一個等價交換的過程。另外，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也尊重了市場規律，就是說在維護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過程中，還是遵照市場規律的，人民幣匯率還是保持彈性的。最後，人民幣去年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籃子，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有著制度性的話語權。
潘功勝表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外資產持有主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前幾年，中國對外資產的主體，基本都是官方外匯儲備形成的。這些年，看到市場主體所持有的對外資產在慢慢增長。前幾年，官方外匯儲備所形成的對外資產大概占到70%、80%，到去年年底，官方的外匯儲備所形成的對外資產和市場主體所持有的對外資產，一半對一半。對外資產這種結構性的變化，是一件好事情。
金融市場更加開放
隨著花旗、彭博相繼把中國債券納入相關的指數，市場都在關注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
周小川表示，債券市場從發展的早期開始，就秉著開放、公平競爭這樣一種思路建立並發展。因此，債券市場始終都是有對外開放的內容，並不是哪一年有一些突出的舉動。在有利的方面，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邁進，人民幣被納入SDR籃子，這些都有利於外國投資者提高對中國的債券市場的興趣，積極性也增加了。我們也相應推出了一些政策，但不是一些突出的政策，我們也不刻意追求人民幣債券是否納入某一個具體的債券指數，但是會穩步地在這個方向推進，在對外開放方面，會逐步再取得更明顯的進展。
潘功勝補充，近年來中國的債券市場發展速度的確比較快，債券的品種也更加豐富，基礎設施也在不斷地完善，投資者也日益的多元。所以，在支援中國的實體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在對支援中國實體經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作為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也在穩步地推動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
這種開放基本上在兩個維度上進行：一是境外機構到中國市場發行債券，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熊貓債”。到目前為止，國際開發金融組織、國外政府、國際上的著名金融機構和企業，這樣一些主體都有在中國債券市場發債的實踐，到去年年底，“熊貓債”發了600多億人民幣。其中，去年大家也看到世界銀行在中國發行了以SDR計價的債券。
二是推動了境外機構投資中國的債券市場。近幾年以來，人民銀行在放鬆、放寬市場准入，消除有關限制，豐富對沖工具、便利資金的跨境匯入匯出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從去年以來，相關政策還是比較多的。所以，現在投資中國的債券市場的境外投資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億元人民幣，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額度增加了1500億人民幣。另外，3月1日彭博設立了兩個新的指數，將中國債券市場納入到新的指數之中。花旗前幾天也宣佈，有三個指數準備把中國的債券市場納入其中。
“隨著我國經濟的穩步增長，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中國金融市場更加開放，我國債券市場開放的潛力還是比較大的。下一步，對人民銀行來說，我們一定會完善相關制度的安排，比如法律、會計、審計、稅收、評級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為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市場提供一個更加便利和友好的制度環境。同時，推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跨境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需要和境外投資者多一些溝通和交流，我想這個事情也不是那麼著急，得一步步走，走得更加穩健一些。”潘功勝說。
住房貸款估計會適當放慢
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今年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周小川表示，如果經濟中貨幣數量太大，像總理說的，我們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的話，實際上對經濟還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資產價格泡沫等各種各樣的問題。與此同時，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情況來說，我們預期M2增長12%左右，這是一個預期數字，並不是任務指標。另外，在社會融資和信貸方面也大致按照這個速度進行掌握。這是根據全球經濟和中國自己的經濟情況來制定的。”周小川說。
在信貸結構上的問題，周小川表示，去年，房地產信貸裡面增長比較快的主要是個人購房貸款。個人購房貸款的增長，一方面有助於居民買房子，同時，在一些城市特別是三四線城市住房庫存比較多，有助於降庫存。但是反過來說，在一二線城市又容易使住房價格上升。總體上來看，個人通過住房貸款購房以後，實際上資金就轉到開發商。房地產開發是一個很長的產業鏈，會帶動一系列產業供給，所以這個貸款不能簡單看作是買房子，實際上會傳遞到相當大的產業鏈上。同時，這個產業鏈還帶動與它相平行的一些產業鏈，比如家用電器等。總體來說，住房貸款在中國還會以相對比較快的速度發展，但是確實要適當平衡，隨著住房產業的政策調整，估計會適當放慢。
發展直接融資促進杠杆率降低
在杠杆率問題上，易綱表示，我國的杠杆率總體不是特別高。從結構看，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杆率還不是特別高，但是企業部門，就是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杆率從全球比較看，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們說的降杠杆有這樣幾層含義。
一是杠杆率的持續增加不利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並且在積累一定的風險。這些杠杆率、負債率的增加，積累的問題目前已經看到了。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考慮降杠杆首先要考慮穩杠杆，就是總的杠杆率還是要把它穩住，或者讓它每年增長少一些、慢一些，要穩住。
二是在總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業間的杠杆結構還可以有一些優化。我們國家杠杆率和國際上比有點高，這和我國金融結構有關。因為我們國家儲蓄率高，形成以銀行為主、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從銀行借錢占的比例比較高。這樣就造成了中國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儲蓄率高是連在一起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這個格局下怎麼走出來？易綱分析，無疑有一條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們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要有更多的資本金進去，這是一條。如果資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來了，企業抗風險的能力就加強了。
“資本金怎麼進去？我們考慮在各個行業要嚴格資本約束。我們要宣傳一個理念：一個企業、一個投資有多少錢就幹多少事。這個投資和這個企業，首先要有自己的資本金來承擔風險，然後你去借錢，不管是借貸款還是發債融資，使你的資本金和借來的錢有一個最優的配置和比例，這樣就能夠激發全社會融資結構的優化，同時，也能夠激發投資主體承擔風險，小心、認真地進行每一個專案的評估，在做決策之前，把風險控制好。這樣一個思路，可以把整個杠杆率穩住，然後慢慢地實現有所下降。＂易綱說。
在杠杆率問題上，周小川補充，全社會非金融企業的杠杆率過高，作為一種宏觀現象，它的微觀基礎是，有很多非金融企業自身的杠杆率過高，所以加總起來太高。這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很大關係。首先，每個企業，特別是那些杠杆率已經過高的企業，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們自身要進行內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統要考慮不能過多支援這類企業，包括易副行長剛才說的，要鼓勵直接融資，也有一些企業需要進行市場化的債轉股。
其次，跟產能過剩有關係。有一些產能過剩的企業，過去佔用過多的信貸資源，因此，去產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政策，金融業要大力支持去產能。庫存過多，本身就是佔用流動資金，這是導致杠杆高的一個原因。去庫存在微觀上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業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補”的改革。同時，金融機構在內部評級和對客戶的各項指標監測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進，這樣就能發現哪些企業過去貸得太多，不應該貸那麼多，融資結構需要改變。這樣的話，就可以逐步落實這項政策。這個過程，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比較中期的，在短期內不會看得非常明顯，因為存量非常大。
監管協調可提高到更有效層次
針對近期市場關注的央行正在牽頭統一資產管理產品統一標準規制，周小川回應表示，我們兩年多以前已經初步設置了一個協調機制，這個機制叫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最近研究了資產管理的問題，“一行三會一局”，也就是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之間已經在許多比較大的問題上初步達成了一致。我們可能會進一步細化以後，作出一些初步規範。但是，這個規範決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市場是不斷變化的，我們會把一些存在的突出問題規範一下。
“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還會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而且在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周小川說。
別人一說，他就心慌了，也跟著說人民幣就要貶值了。我認為，這是階段性的，過一個階段就會看到，中國經濟總體還是比較健康的，特別是去年經濟增長已經走入了平穩階段，而且第四季度中國經濟還有所提升。”周小川說。如何衡量人民幣匯率，周小川認為，很大程度上要看經濟健康不健康，如果經濟健康，而且通貨膨脹又比較低，貨幣就會比較堅挺。再者，也要看金融穩不穩定。如果金融出現大的不穩定，一般來說貨幣就出現貶值。金融如果比較穩定，信心就會進一步增強。因此，應該說進入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從目前來看，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應該說，市場預期有很大的調整，有很大的變化。
隨著外匯儲備從4萬億左右下降到3萬億，周小川表示，外匯儲備沒有必要搞那麼多，另外，這裡面也有部分大家認為是熱錢的。第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資本流動有一個分析。金融危機以來，由於發達國家普遍採取了經濟刺激計畫、貨幣寬鬆，特別是數量型的貨幣寬鬆計畫，導致大量流動性，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流出。在一些發達經濟體開始復蘇以後，有相當一部分資金就會流回去。不只是中國有一些外匯資金流出，也有一些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大的新興市場基本都有流出，像俄羅斯、巴西、南非、印度。
針對外匯儲備有所下降，周小川表示，可以一分為二來看。一方面，我們看看在資本流動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一些政策可能過去執行不嚴，我們就在這方面做一些改進。另外一個方面，外匯儲備下降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因為我們本來也不想要那麼多，所以適當的有所下降，也沒有什麼不好。
易綱補充，使用外匯儲備和維護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整個過程，是利大於弊，對中國和對國際社會都有好處。“我們賣出美元都收回了等價人民幣，不是說外匯儲備都打水漂了，這是一個等價交換的過程。另外，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也尊重了市場規律，就是說在維護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過程中，還是遵照市場規律的，人民幣匯率還是保持彈性的。最後，人民幣去年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籃子，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有著制度性的話語權。
潘功勝表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外資產持有主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前幾年，中國對外資產的主體，基本都是官方外匯儲備形成的。這些年，看到市場主體所持有的對外資產在慢慢增長。前幾年，官方外匯儲備所形成的對外資產大概占到70%、80%，到去年年底，官方的外匯儲備所形成的對外資產和市場主體所持有的對外資產，一半對一半。對外資產這種結構性的變化，是一件好事情。
金融市場更加開放
隨著花旗、彭博相繼把中國債券納入相關的指數，市場都在關注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
周小川表示，債券市場從發展的早期開始，就秉著開放、公平競爭這樣一種思路建立並發展。因此，債券市場始終都是有對外開放的內容，並不是哪一年有一些突出的舉動。在有利的方面，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邁進，人民幣被納入SDR籃子，這些都有利於外國投資者提高對中國的債券市場的興趣，積極性也增加了。我們也相應推出了一些政策，但不是一些突出的政策，我們也不刻意追求人民幣債券是否納入某一個具體的債券指數，但是會穩步地在這個方向推進，在對外開放方面，會逐步再取得更明顯的進展。
潘功勝補充，近年來中國的債券市場發展速度的確比較快，債券的品種也更加豐富，基礎設施也在不斷地完善，投資者也日益的多元。所以，在支援中國的實體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在對支援中國實體經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作為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也在穩步地推動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
這種開放基本上在兩個維度上進行：一是境外機構到中國市場發行債券，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熊貓債”。到目前為止，國際開發金融組織、國外政府、國際上的著名金融機構和企業，這樣一些主體都有在中國債券市場發債的實踐，到去年年底，“熊貓債”發了600多億人民幣。其中，去年大家也看到世界銀行在中國發行了以SDR計價的債券。
二是推動了境外機構投資中國的債券市場。近幾年以來，人民銀行在放鬆、放寬市場准入，消除有關限制，豐富對沖工具、便利資金的跨境匯入匯出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從去年以來，相關政策還是比較多的。所以，現在投資中國的債券市場的境外投資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億元人民幣，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額度增加了1500億人民幣。另外，3月1日彭博設立了兩個新的指數，將中國債券市場納入到新的指數之中。花旗前幾天也宣佈，有三個指數準備把中國的債券市場納入其中。
“隨著我國經濟的穩步增長，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中國金融市場更加開放，我國債券市場開放的潛力還是比較大的。下一步，對人民銀行來說，我們一定會完善相關制度的安排，比如法律、會計、審計、稅收、評級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為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市場提供一個更加便利和友好的制度環境。同時，推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跨境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需要和境外投資者多一些溝通和交流，我想這個事情也不是那麼著急，得一步步走，走得更加穩健一些。”潘功勝說。
住房貸款估計會適當放慢
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今年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周小川表示，如果經濟中貨幣數量太大，像總理說的，我們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的話，實際上對經濟還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資產價格泡沫等各種各樣的問題。與此同時，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情況來說，我們預期M2增長12%左右，這是一個預期數字，並不是任務指標。另外，在社會融資和信貸方面也大致按照這個速度進行掌握。這是根據全球經濟和中國自己的經濟情況來制定的。”周小川說。
在信貸結構上的問題，周小川表示，去年，房地產信貸裡面增長比較快的主要是個人購房貸款。個人購房貸款的增長，一方面有助於居民買房子，同時，在一些城市特別是三四線城市住房庫存比較多，有助於降庫存。但是反過來說，在一二線城市又容易使住房價格上升。總體上來看，個人通過住房貸款購房以後，實際上資金就轉到開發商。房地產開發是一個很長的產業鏈，會帶動一系列產業供給，所以這個貸款不能簡單看作是買房子，實際上會傳遞到相當大的產業鏈上。同時，這個產業鏈還帶動與它相平行的一些產業鏈，比如家用電器等。總體來說，住房貸款在中國還會以相對比較快的速度發展，但是確實要適當平衡，隨著住房產業的政策調整，估計會適當放慢。
發展直接融資促進杠杆率降低
在杠杆率問題上，易綱表示，我國的杠杆率總體不是特別高。從結構看，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杆率還不是特別高，但是企業部門，就是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杆率從全球比較看，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們說的降杠杆有這樣幾層含義。
一是杠杆率的持續增加不利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並且在積累一定的風險。這些杠杆率、負債率的增加，積累的問題目前已經看到了。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考慮降杠杆首先要考慮穩杠杆，就是總的杠杆率還是要把它穩住，或者讓它每年增長少一些、慢一些，要穩住。
二是在總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業間的杠杆結構還可以有一些優化。我們國家杠杆率和國際上比有點高，這和我國金融結構有關。因為我們國家儲蓄率高，形成以銀行為主、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從銀行借錢占的比例比較高。這樣就造成了中國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儲蓄率高是連在一起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這個格局下怎麼走出來？易綱分析，無疑有一條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們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要有更多的資本金進去，這是一條。如果資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來了，企業抗風險的能力就加強了。
“資本金怎麼進去？我們考慮在各個行業要嚴格資本約束。我們要宣傳一個理念：一個企業、一個投資有多少錢就幹多少事。這個投資和這個企業，首先要有自己的資本金來承擔風險，然後你去借錢，不管是借貸款還是發債融資，使你的資本金和借來的錢有一個最優的配置和比例，這樣就能夠激發全社會融資結構的優化，同時，也能夠激發投資主體承擔風險，小心、認真地進行每一個專案的評估，在做決策之前，把風險控制好。這樣一個思路，可以把整個杠杆率穩住，然後慢慢地實現有所下降。＂易綱說。
在杠杆率問題上，周小川補充，全社會非金融企業的杠杆率過高，作為一種宏觀現象，它的微觀基礎是，有很多非金融企業自身的杠杆率過高，所以加總起來太高。這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很大關係。首先，每個企業，特別是那些杠杆率已經過高的企業，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們自身要進行內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統要考慮不能過多支援這類企業，包括易副行長剛才說的，要鼓勵直接融資，也有一些企業需要進行市場化的債轉股。
其次，跟產能過剩有關係。有一些產能過剩的企業，過去佔用過多的信貸資源，因此，去產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政策，金融業要大力支持去產能。庫存過多，本身就是佔用流動資金，這是導致杠杆高的一個原因。去庫存在微觀上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業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補”的改革。同時，金融機構在內部評級和對客戶的各項指標監測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進，這樣就能發現哪些企業過去貸得太多，不應該貸那麼多，融資結構需要改變。這樣的話，就可以逐步落實這項政策。這個過程，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比較中期的，在短期內不會看得非常明顯，因為存量非常大。
監管協調可提高到更有效層次
針對近期市場關注的央行正在牽頭統一資產管理產品統一標準規制，周小川回應表示，我們兩年多以前已經初步設置了一個協調機制，這個機制叫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最近研究了資產管理的問題，“一行三會一局”，也就是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之間已經在許多比較大的問題上初步達成了一致。我們可能會進一步細化以後，作出一些初步規範。但是，這個規範決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市場是不斷變化的，我們會把一些存在的突出問題規範一下。
“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還會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而且在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周小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