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零
我知道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是哲學博士， 老婆是貴族女兒。 他倆是舊世界的叛逆者。 恩格斯是資本家，
馬克思主義的特點是什麼？是反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一個無所不在的世界體系， 這個體系支配著所有人的大腦， 誰都唯唯， 誰都諾諾， 只有馬克思說不。 天下之學， 逃楊入墨， 凡是拿資本主義當天經地義的， 肯定反對馬克思主義；凡是反對和批判資本主義的， 也往往要回歸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的書， 從前是禁書。 正是因為禁， 才有人讀。 我就是拿它當禁書讀。
過去， 上政治課， 老師講什麼， 我根本不聽， 寧肯自己讀書， 原因是他們講得不好， 完全是“黨八股”， 我是讀過原著的， 印象大不一樣。
馬克思的書很多， 影響最大的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 《資本論》難讀， 但有些道理很簡單。 比如“誰養活誰呀， 大家來看一看”。 現在大家都說， 打工仔、失業者是老闆養活的人， 老闆過不舒坦， 你們就沒飯吃。 馬克思說， 錯， 完全相反。
現在， 發財是硬道理。 市場萬能， 金錢至上， 賭神就是上帝。 我們每天看到的， 不正是這樣一個世界嗎？
“西馬”解構馬克思主義， 主要是拿“早期馬克思”和“晚期馬克思”作對， 認為《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不好， 越走越遠， 違背了初衷。 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兒。 馬克思的早期著作， 兩部手稿最重要， 一部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一部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 這兩部手稿， 前後有好幾個譯本， 我都讀過。
盧卡奇說， 馬克思主義是人道主義， 阿爾都塞相反， 說馬克思從來不是人道主義者。 他們倆， 誰更符合原典， 其實是阿爾都塞。 這類爭論， 我國也有反映， 周揚、王若水說馬克思講“人性異化”， 不對。 胡喬木說馬克思“存人性棄異化”， 其實， 馬克思從來都講異化， 但從1845年起， 就再也不講人性異化。 《資本論》講異化， 不是人性異化， 而是勞動異化。
有人說， 馬克思主義是宗教， 共產主義是烏托邦。 恩格斯說， 羅馬基督教就是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 毛澤東跟五臺山的和尚說， 咱們的共同點是要解救苦難的眾生。
我知道的“共產黨”
我說過， 我不是共產黨員， 我讀過馬克思的書， 絕不後悔。
提著腦袋為天下受苦人說話、拼命， 這樣的共產黨人，你打得倒、殺得完嗎？共產黨從外部是打不倒的，是殺不絕的。
美國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國家之一，入境申請必有一問，你是不是共產黨，但美國人對共產黨非常無知。在美國電影中，共產黨就跟咱們電影裡的日本鬼子一樣，標準打扮是一身中山裝，扣子扣到嗓子眼，腦袋上戴個制服帽，說話惡狠狠的，一臉兇神惡煞。我看過美國拍的兩部反共宣傳片。其中一部，一上來，馬恩列斯跟達爾文擱一塊兒，統統屬於不信上帝該下地獄的一類。另一部說，從傅立葉在美國搞“和諧社會”一直到列寧、史達林的蘇聯，所有社會主義都很失敗，最好的範例是以色列的基布茲（Kibbutz），照樣行不通。
有一次，我去芝加哥，住在一位美國朋友家，她丈夫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問我，你是共產黨員吧？我說不是。他不相信。我說為什麼。他說，我聽說，在中國，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當教授，怎麼可能不是共產黨員呢。我告訴他，共產黨員在中國到處都是。他們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農民和戰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貴。當然了，現在倒是有人希望趕緊把共產黨改造成這樣的党，比如發財黨或闊人黨。
我不是共產黨，但見過共產黨人。大革命時期的，抗日戰爭時期的，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後各個時期的，當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見過。
國民黨也曾經是一個革命黨。它怎麼從革命党變成發財黨，怎麼從慶祝勝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貪腐，丟盡人心，以至兵敗如山倒，很多教訓值得深思。古人都懂得，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厲王的辦法是不行的。國民黨敗走臺灣，曾經採取鴕鳥政策，1946—1949年的歷史，不許講也不許教，蠢得很。
我聽很多老人說，國民黨走麥城那陣兒，共產黨在學校裡都是最優秀的分子，不僅學問好，連體育都好，會跟老百姓擺事實、講道理。
我知道的“西方價值觀”
哈耶克寫過一本書，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說的“奴役之路”是所謂集體主義社會，既包括希特勒的國家主義，也包括史達林的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最恨共產主義，德軍大舉進攻蘇聯，最後被蘇聯打敗，為什麼反而歸為一類，原因就在於，在西方概念中，任何集體淩駕個人都是法西斯主義。比如我們說的“大公無私”，按他們的說法，這種概念就是法西斯主義。
阿倫特寫過一本書，叫《極權主義的起源》。極權主義的意思也是如此。
這個問題跟西方歷史、西方文化有關，跟他們對國家形態的理解有關。國家演進，一般都是從小到大，從分到合，從孤立分散到多元一體，大一統代表複雜社會，高層次管理，以及世界主義。
古典作家，希羅多德講希波戰爭，很像火燒赤壁，曹魏是強者，但被吳蜀聯軍打敗。希羅多德是希臘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臘一邊。他創造過一種經典對立：小必自由，大必專制。在他看來，希臘雖然是一堆小國，好像“池塘邊的蛤蟆”，但居然能把龐然大物的波斯打敗，這是自由戰勝奴役。這個想法一直支配著西方人的頭腦。
其實，希臘長期窩裡鬥，最後被馬其頓取而代之。馬其頓打敗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馬其頓帝國，這是希臘的頂峰，然後才有希臘化時代。羅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國，這段歷史，他們也自豪。但中世紀以來，歐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國，一盤散沙，四分五裂，誰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領導。上帝是虛擬領導。
西方傳統，政府不太靈光，君主不太靈光。他們革命，先借君權反教權，後借民主反君權，主要是為市民社會（商業社會）開道。結果，君權也沒反徹底，教權也沒反徹底。
西方沒有中國這樣權威至上的皇帝，也沒有中國這樣幅員廣闊的大地域國家。他們最信服兩種管治，一是上帝，二是金錢。現在，上帝就是金錢，金錢就是上帝。除了這兩樣，誰都管不著，這就叫自由。中國的關羽老爺，我們山西的聖人，既是武聖，又是財神，倒很像美國的自由神。美國國徽，白頭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欖枝。做買賣得這麼做。
我們跟希臘不一樣，更像波斯。歐洲歷史，近東文明是背景。前伊斯蘭世界的近東，埃及、亞述、波斯是他們的三代。我們的“夏商週三分歸一統”是一統于周，他們的大一統是波斯帝國。雖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比較晚，相當我國的戰國時期。這個大一統是靠政教合一。瑣羅亞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
孔子說過一句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論語·八佾》）。對這話，歷來有爭論，但有一點很清楚，中國，華夏眼中的夷狄，特點是分種為酋豪，沒有君長，有也是一些小君長。他們居住分散，見不著人，說不上話，經常在馬背上哼哼，他們的史詩就是這麼唱出來的。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之間，遇事得商量著辦，領導得輪流坐莊，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而那些航海的，住在小島上的，情況也差不多。
華夏不一樣，特點是有君長，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層層有人管著。這些都是世俗領導。世俗領導都是人，頂多在位幾十年。死了就讓孩子當，就跟手藝人一樣。中國革命，無教權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權，乾脆把皇帝打倒。中國是亞洲第一共和國，革命非常徹底，打倒皇帝還不殺皇帝，跟西方不一樣。
西方國家並不發達，所謂現代國家（nation），出現很晚，很多都是打出來的，人為湊起來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這種國家叫“想像的共同體”。他說的“印刷帝國”，就是我們說的“書同文”。而“書同文”在中國是前現代的東西。
歐洲自治傳統很強。個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歡講自治，地盤一般都不太大。除了俄羅斯，接受蒙元帝國的遺產在陸上殖民，建立橫跨歐亞的國家。大一點的國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美國曾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榜樣，但戰後卻是世界頭號霸權。
歐洲的自治傳統也影響到馬克思。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無政府主義作戰，施蒂納講“唯一者”，有點像存在主義，也被他批判。但他也有歐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說，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我理解的西方價值觀：
★ 自由：主要是做買賣和打工的自由。
★ 民主：主要是選戰民主，背後是利益集團。
★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博愛：更多是宗教意義上的。法國遭遇恐襲，有人哀悼；中東每天死很多人，沒人哀悼，哭都哭不過來。
我知道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
很多大學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爐灶，設國學院、儒學院，甚至想用傳統書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現在的大中小學，裘錫圭教授不以為然，我也不以為然。
什麼叫“中國傳統文化”？有人說，就是儒、釋、道。他們說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漢唐之儒，而是從程朱陸王到曾胡左李，從康有為到蔣介石，特別是港臺新儒家的儒。我認為，這是把中國文化哲學化、宗教化、政治化、商業化、簡單化、庸俗化的說法，專門迎合臺灣口味、國民黨口味、蔣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塗領導的口味。在中國的大學中，哲學系最熱衷於此。
現在，有人熱衷在中國立教。他們說，三教，儒教是領導，不但應該領導釋、道，還應領導外國的教，新中國的最大失誤，就是沒有制禮作樂、尊孔立教。康有為沒辦成的事，蔣介石不敢辦的事，現在交共產黨辦。
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有些人怎麼就裝睡、就裝著聽不懂呢？蔡元培主張殺共產黨，李大釗是共產黨的創始人，怎麼就這麼厚此薄彼呢？說是聽黨的話，聽的究竟是蔣介石那個黨的話，還是李大釗那個黨的話呢？
關於傳統文化，我想講一句話，中國文化並不等於道德文化，更不等於宗教文化。有人說，外國技術好，中國道德高，這話經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詞。好詞，全世界的講法都差不多。古希臘的色諾芬說，波斯貴族，從小只學三件事，騎馬、射箭、說真話。你講忠信，人家就不講嗎？那麼，中國特色到底在哪裡？
於是有人說了，咱們講孝。《二十四孝圖》，他們有嗎？我們把它推廣為師生關係、君臣關係（現在是領導和被領導，老闆和打工仔的關係），他們有嗎？
我覺得，拿《二十四孝圖》當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這不是中國文化的光榮，而是中國文化的恥辱。現在的公益廣告，很多都是酸菜罎子，如“媽媽有福了”，表面看是兒孫孝敬父母，其實是父母孝敬兒孫。現在，什麼不要錢？生孩子花錢，養孩子花錢，孩子大了，上學、結婚、買房、買車，花錢的事多了去，沒完沒了。等你把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認為，中國傳統，最大特點是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強。中國文化的最大優點是不立教，不傳教，人文精神強。
很多人拿《論語》當道德課本。《論語》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樣的話，我喜歡。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麼？就是拿人當人，為人謀事要講一個忠字，與朋友交往要講一個信字，老師費勁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學而時習之，別不當回事。簡單說吧，就是說話算話，拿人當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們能把這八個字做到，也就不錯了。
現在，道德淪喪，大家喜歡賴到“文革”上，什麼事都賴“文革”，這是放著眼前說天邊。“文革”，我們都是過來人，那時人傻，那時人混，但不像現在這麼滑，這麼黑，滿嘴謊話，見誰坑誰。這都是什麼鬧的，大家應該很清楚。比如電信詐騙，一幫臺灣孩子領著一幫大陸孩子玩，跟“文革”有什麼關係？
俗話說，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獅子就是這樣）。禮，據說就是咱們中國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說，“唯酒無量，不及於亂”(《論語·鄉黨》)，但有些人喝酒，說我們來自禮儀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瘋不叫喝好。他在那兒罰人喝酒，你在這兒罰酒駕，禮跟法打架。我看這樣的禮就不好。
我認為，西方的東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還很壞，比如國與國的關係，他們太霸道，藉口人道干涉，製造人道災難，就很壞。但我有一個“謬論”，禮是外國的好。外國的禮簡單，人與人打交道，很禮貌，社會公德，人家比我們好。當年，孔子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四年)，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學人家。
我知道的“國學”
中國人研究中國文化，有所謂“國學”。什麼叫“國學”？我有一個說法，就是“國將不國之學”。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利瑪竇用天算地理之學到中國傳教，如果沒有鴉片戰爭和甲午海戰，中國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國人哪兒知道天下還有西學這套玩意兒。不知道西學，當然也就沒什麼可以與西學唱對臺戲的國學了。
中國的國學熱，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反彈，現在是1989年後的文化現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罵祖宗的《河殤》唱反調，其實罵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撥人。研究中國，中國人研究叫國學，外國人研究叫漢學，這是同一門學問嗎？我跟漢學家討論，他們經常說，咱們的研究物件都是中國，何分彼此。但一談具體問題，分歧就來了。
研究落後民族，歐洲有民族學（ethnology）。這門學問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歐洲人把考察記錄落後民族的資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這種志跟植物志、動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塊兒搜集。博覽會上，非歐種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動植物標本一個樣。現在，美國叫人類學（anthropology），好聽一點。但植物不等於植物學，動物不等於動物學，人類也不等於人類學。你別以為你是魚，就跟觀魚者或魚類專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還有一種學問叫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專門研究東方古文明，像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印度學等等。漢學是其中之一。其實，我國史書中的蠻夷列傳諸番志，就是我國古代的“東方學”。雖然，我們叫“四裔之學”，各個方向都有。當時的“西學”，主要是從印度傳入的佛學。
現在講國學，大家喜歡講王國維。魯迅說，“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不懂的音譯》）。王國維怎麼研究國學？我看，主要是三條，一是用新材料，特別是出土材料，如他說的五大發現；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學，不光看漢族史料，還治少數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國際眼光，如關注法國漢學和日本中國學的動向。王國維主張“學無古今中外”（《國學叢刊》序）。他研究的國學，其實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學。
中國歷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兩周，我們的知識主要是兩周以來。兩周以前的歷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時段、大地域的歷史。學科劃分，我國一般把考古劃歸歷史學。但歷史是條長龍，歷史系研究的只是龍尾巴。研究傳統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憑實物講話，考古學家不說話，只是埋頭挖，把挖出的東西拿給你看，外行往往乾瞪眼兒。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我就盡在樹下轉悠。
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謝耶維奇到北大做報告。我看了她的《二手時間》。帕斯捷爾納克寫十月革命前後的悲歡離合，索爾仁尼琴寫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營，都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索爾仁尼琴寫勞改營，頭一本是《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獲獎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島》。《古拉格群島》是在西方出版的。去年，《二手時間》獲諾貝爾文學獎，被西方稱為《日瓦格醫生》《古拉格群島》之後的第三個里程碑。蘇聯解體，這是墓碑。前蘇聯有人罵，後蘇聯也有人罵，社會毫無共識，西方樂見這一結果。此書是蘇聯解體的牢騷集，沒有改革時盼改革，改革以後罵改革，跟咱們中國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機，沒人給他們錄音，翻成西方文字，可能得諾貝爾獎。
賈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農村到礦山，礦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國外，告別告別再告別，整個是一條不歸路。鄉愁不是美學享受。
什麼叫“二手時間”？就是方生方死、無可奈何呀。“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來寒冬，當然無可奈何。春天，八九燕歸，你以為天氣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還寒，最難將息，沒准還有倒春寒。我以前說過一句話，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說，一個時代已經結束，另一個時代還沒開始。
馬克思說：不能當資本主義的奴隸。我們的國歌，頭一句就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想，誰都不想當奴隸吧？可在現實生活中怎麼樣？龔自珍寫過這樣的詩句：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龔自珍《詠史》）
什麼是人才？現在有一種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為，升官發財就叫“成功人士”。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不成功怎麼辦？過去有一陣兒，社會上有辦班熱，學校裡也有辦班熱，不是領袖班，就是總裁班，跟搞傳銷似的，大家都在那兒發展“人脈”，現在好像沒那麼熱鬧了。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講過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養天下英才（革命家、學者）的地方。只知伺候領導和老闆，那不叫人才，那叫奴才。
什麼是北京大學的光榮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革命傳統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
不忘初心，就是不能丟了這個傳統，如果丟了這個傳統，這就是把心給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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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共產黨人，你打得倒、殺得完嗎？共產黨從外部是打不倒的，是殺不絕的。美國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國家之一，入境申請必有一問，你是不是共產黨，但美國人對共產黨非常無知。在美國電影中，共產黨就跟咱們電影裡的日本鬼子一樣，標準打扮是一身中山裝，扣子扣到嗓子眼，腦袋上戴個制服帽，說話惡狠狠的，一臉兇神惡煞。我看過美國拍的兩部反共宣傳片。其中一部，一上來，馬恩列斯跟達爾文擱一塊兒，統統屬於不信上帝該下地獄的一類。另一部說，從傅立葉在美國搞“和諧社會”一直到列寧、史達林的蘇聯，所有社會主義都很失敗，最好的範例是以色列的基布茲（Kibbutz），照樣行不通。
有一次，我去芝加哥，住在一位美國朋友家，她丈夫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問我，你是共產黨員吧？我說不是。他不相信。我說為什麼。他說，我聽說，在中國，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當教授，怎麼可能不是共產黨員呢。我告訴他，共產黨員在中國到處都是。他們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農民和戰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貴。當然了，現在倒是有人希望趕緊把共產黨改造成這樣的党，比如發財黨或闊人黨。
我不是共產黨，但見過共產黨人。大革命時期的，抗日戰爭時期的，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後各個時期的，當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見過。
國民黨也曾經是一個革命黨。它怎麼從革命党變成發財黨，怎麼從慶祝勝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貪腐，丟盡人心，以至兵敗如山倒，很多教訓值得深思。古人都懂得，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厲王的辦法是不行的。國民黨敗走臺灣，曾經採取鴕鳥政策，1946—1949年的歷史，不許講也不許教，蠢得很。
我聽很多老人說，國民黨走麥城那陣兒，共產黨在學校裡都是最優秀的分子，不僅學問好，連體育都好，會跟老百姓擺事實、講道理。
我知道的“西方價值觀”
哈耶克寫過一本書，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說的“奴役之路”是所謂集體主義社會，既包括希特勒的國家主義，也包括史達林的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最恨共產主義，德軍大舉進攻蘇聯，最後被蘇聯打敗，為什麼反而歸為一類，原因就在於，在西方概念中，任何集體淩駕個人都是法西斯主義。比如我們說的“大公無私”，按他們的說法，這種概念就是法西斯主義。
阿倫特寫過一本書，叫《極權主義的起源》。極權主義的意思也是如此。
這個問題跟西方歷史、西方文化有關，跟他們對國家形態的理解有關。國家演進，一般都是從小到大，從分到合，從孤立分散到多元一體，大一統代表複雜社會，高層次管理，以及世界主義。
古典作家，希羅多德講希波戰爭，很像火燒赤壁，曹魏是強者，但被吳蜀聯軍打敗。希羅多德是希臘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臘一邊。他創造過一種經典對立：小必自由，大必專制。在他看來，希臘雖然是一堆小國，好像“池塘邊的蛤蟆”，但居然能把龐然大物的波斯打敗，這是自由戰勝奴役。這個想法一直支配著西方人的頭腦。
其實，希臘長期窩裡鬥，最後被馬其頓取而代之。馬其頓打敗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馬其頓帝國，這是希臘的頂峰，然後才有希臘化時代。羅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國，這段歷史，他們也自豪。但中世紀以來，歐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國，一盤散沙，四分五裂，誰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領導。上帝是虛擬領導。
西方傳統，政府不太靈光，君主不太靈光。他們革命，先借君權反教權，後借民主反君權，主要是為市民社會（商業社會）開道。結果，君權也沒反徹底，教權也沒反徹底。
西方沒有中國這樣權威至上的皇帝，也沒有中國這樣幅員廣闊的大地域國家。他們最信服兩種管治，一是上帝，二是金錢。現在，上帝就是金錢，金錢就是上帝。除了這兩樣，誰都管不著，這就叫自由。中國的關羽老爺，我們山西的聖人，既是武聖，又是財神，倒很像美國的自由神。美國國徽，白頭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欖枝。做買賣得這麼做。
我們跟希臘不一樣，更像波斯。歐洲歷史，近東文明是背景。前伊斯蘭世界的近東，埃及、亞述、波斯是他們的三代。我們的“夏商週三分歸一統”是一統于周，他們的大一統是波斯帝國。雖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比較晚，相當我國的戰國時期。這個大一統是靠政教合一。瑣羅亞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
孔子說過一句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論語·八佾》）。對這話，歷來有爭論，但有一點很清楚，中國，華夏眼中的夷狄，特點是分種為酋豪，沒有君長，有也是一些小君長。他們居住分散，見不著人，說不上話，經常在馬背上哼哼，他們的史詩就是這麼唱出來的。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之間，遇事得商量著辦，領導得輪流坐莊，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而那些航海的，住在小島上的，情況也差不多。
華夏不一樣，特點是有君長，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層層有人管著。這些都是世俗領導。世俗領導都是人，頂多在位幾十年。死了就讓孩子當，就跟手藝人一樣。中國革命，無教權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權，乾脆把皇帝打倒。中國是亞洲第一共和國，革命非常徹底，打倒皇帝還不殺皇帝，跟西方不一樣。
西方國家並不發達，所謂現代國家（nation），出現很晚，很多都是打出來的，人為湊起來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這種國家叫“想像的共同體”。他說的“印刷帝國”，就是我們說的“書同文”。而“書同文”在中國是前現代的東西。
歐洲自治傳統很強。個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歡講自治，地盤一般都不太大。除了俄羅斯，接受蒙元帝國的遺產在陸上殖民，建立橫跨歐亞的國家。大一點的國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美國曾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榜樣，但戰後卻是世界頭號霸權。
歐洲的自治傳統也影響到馬克思。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無政府主義作戰，施蒂納講“唯一者”，有點像存在主義，也被他批判。但他也有歐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說，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我理解的西方價值觀：
★ 自由：主要是做買賣和打工的自由。
★ 民主：主要是選戰民主，背後是利益集團。
★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博愛：更多是宗教意義上的。法國遭遇恐襲，有人哀悼；中東每天死很多人，沒人哀悼，哭都哭不過來。
我知道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
很多大學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爐灶，設國學院、儒學院，甚至想用傳統書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現在的大中小學，裘錫圭教授不以為然，我也不以為然。
什麼叫“中國傳統文化”？有人說，就是儒、釋、道。他們說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漢唐之儒，而是從程朱陸王到曾胡左李，從康有為到蔣介石，特別是港臺新儒家的儒。我認為，這是把中國文化哲學化、宗教化、政治化、商業化、簡單化、庸俗化的說法，專門迎合臺灣口味、國民黨口味、蔣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塗領導的口味。在中國的大學中，哲學系最熱衷於此。
現在，有人熱衷在中國立教。他們說，三教，儒教是領導，不但應該領導釋、道，還應領導外國的教，新中國的最大失誤，就是沒有制禮作樂、尊孔立教。康有為沒辦成的事，蔣介石不敢辦的事，現在交共產黨辦。
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有些人怎麼就裝睡、就裝著聽不懂呢？蔡元培主張殺共產黨，李大釗是共產黨的創始人，怎麼就這麼厚此薄彼呢？說是聽黨的話，聽的究竟是蔣介石那個黨的話，還是李大釗那個黨的話呢？
關於傳統文化，我想講一句話，中國文化並不等於道德文化，更不等於宗教文化。有人說，外國技術好，中國道德高，這話經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詞。好詞，全世界的講法都差不多。古希臘的色諾芬說，波斯貴族，從小只學三件事，騎馬、射箭、說真話。你講忠信，人家就不講嗎？那麼，中國特色到底在哪裡？
於是有人說了，咱們講孝。《二十四孝圖》，他們有嗎？我們把它推廣為師生關係、君臣關係（現在是領導和被領導，老闆和打工仔的關係），他們有嗎？
我覺得，拿《二十四孝圖》當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這不是中國文化的光榮，而是中國文化的恥辱。現在的公益廣告，很多都是酸菜罎子，如“媽媽有福了”，表面看是兒孫孝敬父母，其實是父母孝敬兒孫。現在，什麼不要錢？生孩子花錢，養孩子花錢，孩子大了，上學、結婚、買房、買車，花錢的事多了去，沒完沒了。等你把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認為，中國傳統，最大特點是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強。中國文化的最大優點是不立教，不傳教，人文精神強。
很多人拿《論語》當道德課本。《論語》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樣的話，我喜歡。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麼？就是拿人當人，為人謀事要講一個忠字，與朋友交往要講一個信字，老師費勁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學而時習之，別不當回事。簡單說吧，就是說話算話，拿人當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們能把這八個字做到，也就不錯了。
現在，道德淪喪，大家喜歡賴到“文革”上，什麼事都賴“文革”，這是放著眼前說天邊。“文革”，我們都是過來人，那時人傻，那時人混，但不像現在這麼滑，這麼黑，滿嘴謊話，見誰坑誰。這都是什麼鬧的，大家應該很清楚。比如電信詐騙，一幫臺灣孩子領著一幫大陸孩子玩，跟“文革”有什麼關係？
俗話說，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獅子就是這樣）。禮，據說就是咱們中國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說，“唯酒無量，不及於亂”(《論語·鄉黨》)，但有些人喝酒，說我們來自禮儀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瘋不叫喝好。他在那兒罰人喝酒，你在這兒罰酒駕，禮跟法打架。我看這樣的禮就不好。
我認為，西方的東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還很壞，比如國與國的關係，他們太霸道，藉口人道干涉，製造人道災難，就很壞。但我有一個“謬論”，禮是外國的好。外國的禮簡單，人與人打交道，很禮貌，社會公德，人家比我們好。當年，孔子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四年)，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學人家。
我知道的“國學”
中國人研究中國文化，有所謂“國學”。什麼叫“國學”？我有一個說法，就是“國將不國之學”。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利瑪竇用天算地理之學到中國傳教，如果沒有鴉片戰爭和甲午海戰，中國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國人哪兒知道天下還有西學這套玩意兒。不知道西學，當然也就沒什麼可以與西學唱對臺戲的國學了。
中國的國學熱，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反彈，現在是1989年後的文化現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罵祖宗的《河殤》唱反調，其實罵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撥人。研究中國，中國人研究叫國學，外國人研究叫漢學，這是同一門學問嗎？我跟漢學家討論，他們經常說，咱們的研究物件都是中國，何分彼此。但一談具體問題，分歧就來了。
研究落後民族，歐洲有民族學（ethnology）。這門學問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歐洲人把考察記錄落後民族的資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這種志跟植物志、動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塊兒搜集。博覽會上，非歐種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動植物標本一個樣。現在，美國叫人類學（anthropology），好聽一點。但植物不等於植物學，動物不等於動物學，人類也不等於人類學。你別以為你是魚，就跟觀魚者或魚類專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還有一種學問叫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專門研究東方古文明，像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印度學等等。漢學是其中之一。其實，我國史書中的蠻夷列傳諸番志，就是我國古代的“東方學”。雖然，我們叫“四裔之學”，各個方向都有。當時的“西學”，主要是從印度傳入的佛學。
現在講國學，大家喜歡講王國維。魯迅說，“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不懂的音譯》）。王國維怎麼研究國學？我看，主要是三條，一是用新材料，特別是出土材料，如他說的五大發現；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學，不光看漢族史料，還治少數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國際眼光，如關注法國漢學和日本中國學的動向。王國維主張“學無古今中外”（《國學叢刊》序）。他研究的國學，其實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學。
中國歷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兩周，我們的知識主要是兩周以來。兩周以前的歷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時段、大地域的歷史。學科劃分，我國一般把考古劃歸歷史學。但歷史是條長龍，歷史系研究的只是龍尾巴。研究傳統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憑實物講話，考古學家不說話，只是埋頭挖，把挖出的東西拿給你看，外行往往乾瞪眼兒。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我就盡在樹下轉悠。
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謝耶維奇到北大做報告。我看了她的《二手時間》。帕斯捷爾納克寫十月革命前後的悲歡離合，索爾仁尼琴寫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營，都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索爾仁尼琴寫勞改營，頭一本是《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獲獎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島》。《古拉格群島》是在西方出版的。去年，《二手時間》獲諾貝爾文學獎，被西方稱為《日瓦格醫生》《古拉格群島》之後的第三個里程碑。蘇聯解體，這是墓碑。前蘇聯有人罵，後蘇聯也有人罵，社會毫無共識，西方樂見這一結果。此書是蘇聯解體的牢騷集，沒有改革時盼改革，改革以後罵改革，跟咱們中國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機，沒人給他們錄音，翻成西方文字，可能得諾貝爾獎。
賈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農村到礦山，礦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國外，告別告別再告別，整個是一條不歸路。鄉愁不是美學享受。
什麼叫“二手時間”？就是方生方死、無可奈何呀。“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來寒冬，當然無可奈何。春天，八九燕歸，你以為天氣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還寒，最難將息，沒准還有倒春寒。我以前說過一句話，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說，一個時代已經結束，另一個時代還沒開始。
馬克思說：不能當資本主義的奴隸。我們的國歌，頭一句就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想，誰都不想當奴隸吧？可在現實生活中怎麼樣？龔自珍寫過這樣的詩句：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龔自珍《詠史》）
什麼是人才？現在有一種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為，升官發財就叫“成功人士”。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不成功怎麼辦？過去有一陣兒，社會上有辦班熱，學校裡也有辦班熱，不是領袖班，就是總裁班，跟搞傳銷似的，大家都在那兒發展“人脈”，現在好像沒那麼熱鬧了。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講過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養天下英才（革命家、學者）的地方。只知伺候領導和老闆，那不叫人才，那叫奴才。
什麼是北京大學的光榮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革命傳統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
不忘初心，就是不能丟了這個傳統，如果丟了這個傳統，這就是把心給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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