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佈《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投資和數字經濟》。 報告顯示， 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飆升44%， 達到1830億美元， 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吸引外資方面， 2016年中國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量達1340億美元， 是全球第三大外資流入國。
UNCTAD的全球投資報告是從宏觀經濟、各國投資環境等角度盤點2017年投資環境， 並分析數字經濟在其中的作用。 以下是【投資廣州】為各位粉絲整理呈現的乾貨：
全球投資前景與趨勢總覽
資金流向發達經濟體
FDI全球各地分佈示意（單位：十億美元）
經濟增長緩慢的情況下， 繼2015年外國投資激增之後， 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下降了2%， 達1.75萬億美元。 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減少， 抵消了可觀的發達國家經濟體增長。
換言之， 發達經濟體在全球FDI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 2016年占比達59%。 考慮到主要經濟體（如東盟、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前景改善， UNCTAD預計， 2017年， 全球FDI將增長5%左右， 達1.8萬億美元， 出現股市的強勁表現和世界的反彈貿易規模。
全球高管預期2017-19年FDI趨勢
全球高管投資意向調研
FDI回暖將持續到2018年， 屆時達1.85萬億美元。 跨國投資的興趣將體現在製造業和貿易的週期性上升；同時，
雖然仍將遠低於2007年的峰值水準， 但資金流動性將有利於地區綜合性經濟回暖以及企業利潤的改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地緣政治風險和政策不確定性， 包括英國退歐、美國放棄跨太平洋協定並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歐洲選舉等， 將導致跨國投資的不安， 對FDI流動性有著重要影響， 特別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FDI流向和影響因素預測
而以上預測是基於宏觀經濟發展和貿易層面的，預計未來一年，全球經濟增長加速至2.7%，高於2016年的2.2%。這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將體現在財政政策放寬、經濟增長、商業信心回復等方面；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預計也將大幅反彈，特別是中國、天然資源出口國等，商品價格將有所增加。預計全球貿易增長將達3.8%。
與此同時，2015年後跨國公司利潤恢復增長，隨著企業利潤和公司股價增長，跨國並購交易額顯著提高。2017年第一季度，跨國並購規模將近6000億美元。不過，全球利率提高，美元強勢，將使得融資對公司的利潤影響越來越大。
地區趨勢：FDI流向發達經濟體
全球FDI流動性示意（單位：十億美元）
亞洲地區FDI流動性詳析
2016年，FDI從2015年的17740億美元降至17460億美元，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5%，達10320億美元，北美增加6%達42500億美元。但是，由於流向歐洲的資金減少6%，跌至5330億美元；發展中國家整體FDI下跌14%至6460億美元，其中流向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減少15%跌至4430億美元，加勒比海地區金融中心進一步下跌14%至1420億美元，非洲占全球FDI份額由3.5%跌至3.4%，達680億美元，導致整體FDI呈現下降。
東亞FDI流入量出現兩位數下降，主要是因為對中國香港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015年的1740億美元下降到了2016年的1080億美元，中國的整體流入量下降了1%至1340億美元。但是，中國非金融服務行業的流入量持續增長，而製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則轉向高端。由於跨境並購交易仍然強勁，韓國的流入量從2015年40億美元的低位增加到110億美元，翻了一番多。
東南亞，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下降了五分之一至1010億美元。新加坡是東盟國家中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接收國。南亞，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增加了6%，達到540億美元。印度的流入量停滯在440億美元。跨境並購交易對外國跨國企業尋求進入迅速增長的印度市場而言日益重要2016年有若干重大交易，包括由俄羅斯石油公司斥資130億美元收購埃薩石油公司的股權。為支援“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提供了大量基礎設施投資，所以巴基斯坦的流入量增加了56%。西亞仍受初級商品價格低迷的影響，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2%至280億美元。
投資人的不安和企業的政策壓力
2002年至2016年的國家投資政策變化（措施數量）
2016年由於監管導致失敗的並購案
IIA審計結果（雙邊投資條約、投資條款 、累計情況）
2016年改革導向的IIA
全球投資標準截選
投資決策正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分化，也越來越不確定。可持續發展的考慮使投資政策更具挑戰性多方面的，政策制定也變得更加多樣化，因此投資者的可預見性有所降低。儘管許多國家繼續開放和促進外國投資，但最近一些國家對外資收購持更為批評的態度，企業也面臨著政治壓力。這就需要開啟多邊的、基於協商規則的貿易體系，應對更深遠的政策變化和對全球投資的長期影響。
目前來看，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是FDI自由化最活躍的地區，許多國家放寬了對外國投資者的准入和條件。金融服務是投資自由化的重點，特別是對於印度、泰國、菲律賓等國家而言；阿根廷、巴西、馬拉威等過則側重採掘工業和土地所有權的自由化；印度、辛巴威等國的證券交易所外資所有權上限提高；中國建立新的外商投資設立和變更的審批要求，及其對應的全國性檔案系統；私有化經濟也成為FDI的重要成分。
UNCTAD重構IIA計畫
UNCTAD認為，發展中國家每年的投資缺口達2.5萬億美元，為了增強全球化投資，應當增加可持續投資。為解決這一問題，聯合國貿促會基於還建立在2012年和2015年版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框架，以及UNCTAD的可持續發展投資行動計畫，在2016年啟動了全球投資便利化全球行動單，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投資促進和並共用經驗，成員國將分享並協商投資便利化政策的檔。
數字經濟的利與弊
數位經濟結構示意
2010–2016年百強跨國公司技術和通信技術發展示意
2015年百強跨國公司盈利來源
2015年百強跨國公司市場資本和資產組合
百強跨國公司ICT資料庫關鍵要素統計性描述
數字經濟正成為全球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發達國家互聯網普及率達四分之三，發展中國家也接近一半，非洲超過25%，電子購物滲透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基於數位網路的B2B貿易無處不在，交易量比之2010年增長了兩倍，互聯網產業占主要經濟體4%GDP增長的70%，政府越來越多地利用政府與公民進行互動，並提供服務，向數位經濟轉型成為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與此同時，數位化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由於缺乏投資、技能和能力造成的數字鴻溝，對不發達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的投資帶來不公。
數位化可以幫助解決一些發展難題，但它也有重要的局限性（例如遠端教學或衛生服務，不能完全替代物理學校和醫院）。
各國政府必須解決數位化帶來的影響在就業和不平等問題上的自動化，以及安全和隱私等新的監管挑戰。
數位化將影響到所有國家，無論他們是否積極追求它。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可能會增加對少數國家的依賴，進一步邊緣化。
宏觀經濟疲軟加上數字經濟強勢、地緣政治風險和政策不確定性，導致資金流向相對發達的國家，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局面，但與此同時，數字經濟在整體經濟增長中又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對於全球經濟來說，開啟多邊協議，制定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規則，進行政策協商解決問題的關鍵。
FDI流向和影響因素預測
而以上預測是基於宏觀經濟發展和貿易層面的，預計未來一年，全球經濟增長加速至2.7%，高於2016年的2.2%。這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將體現在財政政策放寬、經濟增長、商業信心回復等方面；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預計也將大幅反彈，特別是中國、天然資源出口國等，商品價格將有所增加。預計全球貿易增長將達3.8%。
與此同時，2015年後跨國公司利潤恢復增長，隨著企業利潤和公司股價增長，跨國並購交易額顯著提高。2017年第一季度，跨國並購規模將近6000億美元。不過，全球利率提高，美元強勢，將使得融資對公司的利潤影響越來越大。
地區趨勢：FDI流向發達經濟體
全球FDI流動性示意（單位：十億美元）
亞洲地區FDI流動性詳析
2016年，FDI從2015年的17740億美元降至17460億美元，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5%，達10320億美元，北美增加6%達42500億美元。但是，由於流向歐洲的資金減少6%，跌至5330億美元；發展中國家整體FDI下跌14%至6460億美元，其中流向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減少15%跌至4430億美元，加勒比海地區金融中心進一步下跌14%至1420億美元，非洲占全球FDI份額由3.5%跌至3.4%，達680億美元，導致整體FDI呈現下降。
東亞FDI流入量出現兩位數下降，主要是因為對中國香港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015年的1740億美元下降到了2016年的1080億美元，中國的整體流入量下降了1%至1340億美元。但是，中國非金融服務行業的流入量持續增長，而製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則轉向高端。由於跨境並購交易仍然強勁，韓國的流入量從2015年40億美元的低位增加到110億美元，翻了一番多。
東南亞，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下降了五分之一至1010億美元。新加坡是東盟國家中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接收國。南亞，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增加了6%，達到540億美元。印度的流入量停滯在440億美元。跨境並購交易對外國跨國企業尋求進入迅速增長的印度市場而言日益重要2016年有若干重大交易，包括由俄羅斯石油公司斥資130億美元收購埃薩石油公司的股權。為支援“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提供了大量基礎設施投資，所以巴基斯坦的流入量增加了56%。西亞仍受初級商品價格低迷的影響，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2%至280億美元。
投資人的不安和企業的政策壓力
2002年至2016年的國家投資政策變化（措施數量）
2016年由於監管導致失敗的並購案
IIA審計結果（雙邊投資條約、投資條款 、累計情況）
2016年改革導向的IIA
全球投資標準截選
投資決策正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分化，也越來越不確定。可持續發展的考慮使投資政策更具挑戰性多方面的，政策制定也變得更加多樣化，因此投資者的可預見性有所降低。儘管許多國家繼續開放和促進外國投資，但最近一些國家對外資收購持更為批評的態度，企業也面臨著政治壓力。這就需要開啟多邊的、基於協商規則的貿易體系，應對更深遠的政策變化和對全球投資的長期影響。
目前來看，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是FDI自由化最活躍的地區，許多國家放寬了對外國投資者的准入和條件。金融服務是投資自由化的重點，特別是對於印度、泰國、菲律賓等國家而言；阿根廷、巴西、馬拉威等過則側重採掘工業和土地所有權的自由化；印度、辛巴威等國的證券交易所外資所有權上限提高；中國建立新的外商投資設立和變更的審批要求，及其對應的全國性檔案系統；私有化經濟也成為FDI的重要成分。
UNCTAD重構IIA計畫
UNCTAD認為，發展中國家每年的投資缺口達2.5萬億美元，為了增強全球化投資，應當增加可持續投資。為解決這一問題，聯合國貿促會基於還建立在2012年和2015年版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框架，以及UNCTAD的可持續發展投資行動計畫，在2016年啟動了全球投資便利化全球行動單，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投資促進和並共用經驗，成員國將分享並協商投資便利化政策的檔。
數字經濟的利與弊
數位經濟結構示意
2010–2016年百強跨國公司技術和通信技術發展示意
2015年百強跨國公司盈利來源
2015年百強跨國公司市場資本和資產組合
百強跨國公司ICT資料庫關鍵要素統計性描述
數字經濟正成為全球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發達國家互聯網普及率達四分之三，發展中國家也接近一半，非洲超過25%，電子購物滲透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基於數位網路的B2B貿易無處不在，交易量比之2010年增長了兩倍，互聯網產業占主要經濟體4%GDP增長的70%，政府越來越多地利用政府與公民進行互動，並提供服務，向數位經濟轉型成為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與此同時，數位化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由於缺乏投資、技能和能力造成的數字鴻溝，對不發達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的投資帶來不公。
數位化可以幫助解決一些發展難題，但它也有重要的局限性（例如遠端教學或衛生服務，不能完全替代物理學校和醫院）。
各國政府必須解決數位化帶來的影響在就業和不平等問題上的自動化，以及安全和隱私等新的監管挑戰。
數位化將影響到所有國家，無論他們是否積極追求它。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可能會增加對少數國家的依賴，進一步邊緣化。
宏觀經濟疲軟加上數字經濟強勢、地緣政治風險和政策不確定性，導致資金流向相對發達的國家，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局面，但與此同時，數字經濟在整體經濟增長中又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對於全球經濟來說，開啟多邊協議，制定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規則，進行政策協商解決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