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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9日清晨， 住在西單牌樓左近胡同裡的朱自清接到朋友的電話：“北平的局面變了！”這一天， 距離“七七事變”不過三個星期。
“一個大時代就要來臨， 文化人應該挺身起來， 加入保衛祖國的陣營。 ”即將投筆從戎、奔赴戰場的弟子前來辭行， 朱自清激動地對他說。 這一天， 他為弟子題寫了岳飛《滿江紅》的詩句， 作為最珍重的送別：“壯志饑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
華北之大， 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1937年秋，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11月， 臨時大學在嶽麓山下正式開課。 戰事危及衡山湘水， 師生們又不得不搬遷入滇。 1938年4月， 這座臨時大學在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遷徙人群裡有一支300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 歷時86天步行3500公里， 才最終抵達昆明。 團員聞一多寫給父母妻子的信中說，
聯大八年， 講臺上是陳寅恪、梁思成、馮友蘭、華羅庚、吳大猷、金嶽霖等一代大師， 台下則有李政道、楊振寧、鄧稼先等未來的大家。 抗戰中的西南聯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貢獻了157位兩院院士， 在文化抗戰史上留下光彩灼然的一筆。
迢迢長路不是太平年代的遠足旅行， 卻是淒寒迷霧中的生死抉擇。 抗戰中的浙江大學， 經歷4次大搬遷， 行程2600餘公里。 還有， 同濟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這場中國教育乃至中國文化的“長征”歷時8年， 累計遷移300多次。 山高水長， 師生們抬著教學儀器、實驗室裡的瓶瓶罐罐，
今天看來， 這場被迫的文化遷徙， 也是中華大地上空前的文化流動。 百所大學南遷西進， 不計其數的文物流轉搬遷， 數不清的知識份子輾轉流離， 理想與現實碰撞， 學術與國情結合， 中國思想文化空前接近民眾， 中國知識份子的思考空前深遠。 在中國最痛苦的年代， 那個埋藏巨大悲傷的時代， 一次文化長征、一場思想文化脫胎換骨的新生， 叩開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救亡圖存、抗爭自強的思想之門。
“有些人曾認為在戰爭中， 不可能有任何文化運動， 戰爭來了， 文化只有退位， 只有逃亡。 但是， 今天的事實卻告訴我們， 包容著廣大人民的冬學運動恰恰就展開在戰火最熾烈、戰鬥最殘酷的地區……”《解放日報》的社論中寫道。
“在這個時代， 戰士是最需要的。 但是這樣的戰士並不一定要持槍上戰場。 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槍彈。 他的武器還可以是知識、信仰和堅強的意志。 他並不一定要流仇敵的血， 卻能更有把握地致敵人的死命……”這是巴金的呼喚。
“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 睡獅果然醒了。 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 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 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這是朱自清的呐喊。
中國知識份子的普遍理想“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在抗戰的炮火硝煙中， 錘煉成為正義必勝的信念， 救亡復興的大道， 民族崛起、國家富強的理想。 在尋找出路的關鍵時刻，
文化的脈搏， 從來聯繫著國家民族的心跳。 重返歷史現場， 我們會發現， 這是一個群體的自覺， 根本上是一場思想文化的覺醒。 20世紀中華民族的覺醒從這開始， 中華民族的緊密團結從這凝聚，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也正是從這升騰。
“不伴隨力量的文化， 到明天將成為滅絕的文化。 ”歷史告訴我們， 思想文化只有與社會實踐、與國家民眾的命運深入結合， 才真正擁有力量之源。 而只有思想文化立起來， 民眾才真正站起來， 民族國家也才真正站起來。 當代中國正在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 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 這是一個能夠產生偉大思想文化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偉大思想文化支撐引領的時代。
“七七事變”80年後的今天，我們重走那條歷史之路和精神之路，是為了辨析歷史的腳印，也是為了尋找力量的源頭、明天的脈絡。聚合磅礴之力，奮發砥礪前行，中華民族才能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這是一個能夠產生偉大思想文化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偉大思想文化支撐引領的時代。“七七事變”80年後的今天，我們重走那條歷史之路和精神之路，是為了辨析歷史的腳印，也是為了尋找力量的源頭、明天的脈絡。聚合磅礴之力，奮發砥礪前行，中華民族才能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