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天星光， 滿屋月亮， 人生何如， 為什麼這麼悲涼。 ”1942年， 年僅31歲的她香消玉損， 含恨客死於香港， 結束了一生漂泊。
“半生盡遭白眼冷遇， 身先死， 不甘， 不甘。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到了生命的盡頭， 她念著的， 卻還是那個人， 等他不遠萬里來接她回去。
蕭紅：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01
1911年6月， 她出生于黑龍江呼蘭縣的一戶富裕家庭， 本應是金枝玉葉富足嬌貴。 不曾想被傳統命相認定為命賤不祥， 父親的冷漠暴力， 母親的惡言惡語， 讓她的幼年裡除了憎惡便是冰冷。 和所有天性敏感的孩子一樣， 冰冷的家庭生活冥冥之中造就了她脫軌悲劇的一生。
所幸的是， 她從小獨得祖父寵愛， 常常帶她去種花栽菜， 識字念《千家詩》， 成了她文學造詣的啟蒙師。 祖父在呼蘭河小城裡的後花園， 有她孤單中又偶爾溫暖的童年， 是她和祖父逃避祖母責駡的樂園。
因為祖父， 呼蘭河這小城， 在她心裡永永遠遠綻放著光亮。 在她後來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涯裡， 祖父所給予她的愛， 化成了她精神世界裡熾熱的陽光， 使她得以堅強地應付日後許許多多常人所無法面對的災難與不幸！
02
1929年， 祖父去世， 18歲的她受了沉重的打擊， 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自此， 她對家庭再沒有感情和留戀。 次年， 為了反對包辦婚姻， 她終是逃出了家門， 與自己有遠親關係的表哥陸振舜，
他倆在老家引起軒然大波， 陸家、張家都拒絕寄生活費， 除非他們返回。 於是， 這浪漫的愛情也就只持續到第二年春節前夕。 北平天冷、米貴， 居大不易。 陸振舜終是抵不住經濟拮据與家庭壓力， 久而久之漸生悔意。 便放下海誓山盟， 回歸家人的懷抱。 她一腔希望愛戀落空， 當深愛的人轉身離去的那一刻， 愛情在現實面前化為煙雲， 她被愛情的傷深深的劃了一道。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 蕭紅的離家出走， 是一種驚世駭俗之舉。 她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閒話對象。 當她無奈回到家裡， 父親又氣又恨，
03
也許由於生在冰天雪地的東北， 她自小帶有一股倔強的秉性。 被父親軟禁， 她與家人周旋， 假裝同意與包辦婚姻的物件汪恩甲結婚， 要置辦嫁妝， 得以去往哈爾濱， 隨即再次抵達北平。
14歲時， 由父親做主把她許配給汪恩甲， 這個省防軍第一路幫統汪廷蘭的次子。 他是個小學老師， 卻身染一些習氣， 是個沒有有理想喜歡抽鴉片的癮君子， 與她理想中的愛人相去甚遠。
再次從家中跑掉， 她隻身在外親戚家不願收留， 她衣衫單薄， 身無分文， 暫時落腳同學家， 也曾流落街頭。
04
已有五個多月身孕的她陷入絕境， 旅館老闆將她趕到簡陋、陰暗的儲藏室。 聽說旅館老闆已經找好妓院， 要賣她抵債， 蕭紅急中生智， 投書《國際協報》求助， 隨即又去電話催促。 時任副主編的裴馨園因為之前她曾投過稿， 略有印象， 但苦於暫無經費和救援之策。 便委派了助理編輯蕭軍， 攜了幾冊書先行前往探望。
也便是這次遇見， 他闖進了她的人生， 這個她生命中第一個也可能是唯一一個真心愛過的男人。原本蕭軍是準備打算放下書冊，便要離開的。但是她開口留住了他，能坐下來談一會兒嗎？蕭軍坐下後，她很坦率地說了她正在讀他的小說以及她自己的經歷。在談話中，蕭軍無意中發現了她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詩：“去年的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時節；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滋味。”
兩人一番晤談，彼此傾心，火速墜入情網。8月大雨，松花江大堤全線潰決，洪水湧入哈爾濱市區，她因禍得福，逃出了旅館。不久她住進了醫院分娩，因無錢交住院費，蕭軍用刀子逼著醫生救人。孩子生下後因無力撫養很快就被送人。出院後，兩人住進了新城大街白俄開的歐羅巴旅館，開始新一輪的婚外同居。這段被她稱為“沒有青春只有貧困”的生活，應是她此生最美好的時光。
蕭紅與蕭軍的遇見，如英雄救美。
05
1932年11月，蕭軍找到了家庭教師的工作，學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處，兩人總算有了棲身之所。婚後他們的生活是貧困的，但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幸福的。“電燈照耀著滿城市的人家。鈔票帶在我的衣袋裡，就這樣兩個人理直氣壯的走在街上，穿過電車道，穿過擾嚷著的那條破街。”寒夜裡，兩人行走在商市街道，她便用文字記下了這溫存。
在蕭軍的鼓勵下，她提筆以俏吟為筆名，寫出了第一個短篇《王阿嫂之死》，之後又陸續創作了不少小說，包括記錄她第一個孩子的《棄兒》，並與蕭軍一起自費出版了他們合著的一本小說集《跋涉》。很快，這本書就遭到了當局的查禁，他們不得不逃到青島。在青島，她想起了魯迅這個如日中天的文豪，她再次拿起了手中的筆。
1934年11月30日，對她與蕭軍而言，無疑是一個盛大的喜慶之日，他們終於等到了與魯迅相見的那一刻。根據約定的時間，二人準時來到了內山書店。出人意料的是，魯迅已在那裡等候他們了，這使兩人簡直有點不知所措。在此之前，魯迅起先也是很怠慢她的，那時的她不過是普通的一個女人，看不出什麼才華，但性格特別好。
在與魯迅通信後不久，她就對魯迅發出了抗議書，不許魯迅在信裡稱呼她為女士。這種近于孩子撒嬌的抗議改變了兩人之間拘謹的關係。魯迅曾在回信裡開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議，但叫我怎麼寫呢？悄嬸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並不好，所以我想，還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罷。”
06
1935年，在魯迅的幫助下，在24歲的青嫩年齡，她完成了震動文壇的長篇小說《生死場》，爆紅了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贏得了像茅盾、鄭振鐸、巴金這樣的重量級人物的稱讚。魯迅以他少有的熱情在她的序言裡說：“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與新鮮。”
魯迅之於她，亦師亦友，亦兄亦父。在魯迅面前，她表現得像個小女兒，這大概也是她一生當中，極少有的可以扮演女兒的角色。她會穿著自己以為好看的衣服，站在魯迅面前討要誇獎，魯迅卻說“不怎麼好看”，然後一五一十地告訴她不好看的理由。她與蕭軍二人後來在文壇成名，生活逐漸步入正軌，多得先生鼎力引薦與照拂。
不幸的是，時間一長，兩人性格差異導致摩擦漸多。在亂世紅塵中，蕭軍是主張“愛便愛，不愛便丟開”的愛情哲學，頗能東鱗西爪地留情。兩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她流血、戰慄。在上海期間，他們經常為此爭吵，蕭軍脾氣暴烈，有時竟將她打得鼻青臉腫。
1936年7月，兩人決定暫時分開一年。她去了日本，孤寂無聊，幾番生病，又抽上香煙。寫給蕭軍的信仍充滿思念，常牽掛他的健康、起居。隔著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狂風鄹雨般的愛情與烽火漫天的古國都蒙上了一層懷想的輕霧。而漂泊了那麼久，她在魯迅的提攜下日益自由，終於可以停下來感歎一句：“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上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裡過的。”
這在籠子裡短暫的安定，她時又愛又怕的。寫信的一個月前，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這讓她震驚和悲慟，再次失去了僅有的慰藉與依靠，孤寂的靈魂只得再次起程。
蕭紅與魯迅妻子許廣平及孩子海嬰
07
不久，她啟程從日本回上海，她是被請回去結束一段無結果的戀愛。在她前往日本修養創作期間，蕭軍與她初到日本時同住的好友許粵華之間戀情瘋長。因為“道義上”的原因，他們沒有結合的可能，所以需要她回來幫忙終結。但感情創痕已深，矛盾依舊。她寫下《沙粒》，照例有說不出的落寞絕望，卻又似乎已經被類似重創打擊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積滿了沙石”，“煩惱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1937年秋武漢，她與蕭軍在朋友蔣錫金介紹下，認識了因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頗受文壇矚目的端木蕻良。他們四人像兄弟姐妹般親密，端木起初沒有住處，還曾跟蕭紅夫婦同床擠了一晚。曾就讀清華歷史系的端木，斯文秀氣，跟蕭軍的粗獷豪放迥異其趣。他不像蕭軍那樣經常貶抑蕭紅，對她還不乏仰慕。她對端木漸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寫下“恨不相逢未嫁時”，並幾次念給他聽。
構成她一生悲劇性的成分，大多來自她對愛情的追逐與拋棄。她把蕭軍當做生命中的最大依靠，她追求安穩的生活，而他有男兒報之志，終是沒辦法走到最後。1938年初，從武漢到臨汾，又到西安，她發現自己懷孕了，仍堅決要與蕭軍分手。她負氣般，故意當著眾人的面兒，走到蕭軍面前，說：“三郎，我們永遠分開吧。”
蕭軍硬生生地回答了一個字：“好。”
蕭紅與端木
08
1938年春，她與端木蕻良回武漢就同居了，並在5月下旬舉辦婚禮。這是她第二次懷著別人的孩子開始新的感情。她因為想安定選擇了這段婚姻，卻並未得到雙方親友團的祝福。隨著日軍逼近武漢，1938年八九月，她隨端木先後抵達重慶。從宜昌出發時，她帶著八個月身孕在碼頭絆倒，無力爬起，幸而被陌生人扶起。她過後對朋友感慨，自己總是一個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路似的。
11月初，她到女友在江津的家裡待產，她情緒很壞，焦躁易怒，甚至對好友及其婆母發脾氣，讓老太太難以接受。她生下一個男嬰，三天后死亡。回重慶時，她苦笑著對好友說：“我將孤寂憂悒以終生。”不曾想，此話在後來竟一語成讖。
1940年初，她與端木飛往香港。這裡尚遠離戰火，海闊水清，鳥鳴花媚，她卻難驅孤獨、抑鬱。彼時的香港報刊，被濃郁的故園之思籠罩。蕭紅的《呼蘭河傳》雖然醞釀、開端於武漢，卻在香港一氣呵成，1940年9月至12月在《星島日報》連載。孤寂中愈加思念家鄉，但呼蘭對於於，除了戰爭與空間阻隔，更多一層有家不能回的難堪。要重返故園，她有遊子與逆子的雙重不易。她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寒風凜冽的北國，想得心尖發顫。
09
第二年夏秋之際，她因肺結核病情加重，住進了醫院，邊治療邊寫《馬伯樂》第二部。直到12月，日軍進攻香港，炮火連天，全城淪陷。已臥床半年，不能走動的她比健康人更多一層恐慌。大難來臨，她顯然對丈夫、對任性、對時局都極不樂觀，擔心自己被棄之不管。
曾有一段時間，端木一度計畫先行撤離，不在身邊。求生欲望讓她說服了駱賓基，他放棄去九龍搶救手稿，留下來照料她。駱賓基是她弟弟的朋友，跟她夫婦二人相識不算久。後來端木返回，他倆為蕭紅的安全與治療費盡心力。然而，彼時的香港炮火震耳欲聾，人命細若琴弦。要躲要藏要求生，幾經折騰她的病情再次加重，醫院被日軍搶佔，她術後感染高燒不退。
躺在病床上的她，自知命不久矣，用無助的口氣歎道：“如果這時候我給三郎發電報，不知道他是否還會像當初那樣奮力把我從水中救起。”伯牙弦絕已無聲。心高氣傲，可終究是菟絲花。
10
她一直想要的自由是：我不能選擇怎麼生，怎麼死；但我能決定，怎麼愛，怎麼活。而到最後，她用顫抖的手給駱賓基留下了這樣的絕筆：“我將于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31歲，她就這樣帶著她最後的愛恨與不甘，離開了人世。如她所願：
這一次，她不再漂泊。
她叫蕭紅，原名張廼瑩。
作者：路小山
連結：http://www.jianshu.com/p/991f4c4fc357
來源：簡書
這個她生命中第一個也可能是唯一一個真心愛過的男人。原本蕭軍是準備打算放下書冊，便要離開的。但是她開口留住了他，能坐下來談一會兒嗎？蕭軍坐下後，她很坦率地說了她正在讀他的小說以及她自己的經歷。在談話中，蕭軍無意中發現了她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詩：“去年的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時節；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滋味。”兩人一番晤談，彼此傾心，火速墜入情網。8月大雨，松花江大堤全線潰決，洪水湧入哈爾濱市區，她因禍得福，逃出了旅館。不久她住進了醫院分娩，因無錢交住院費，蕭軍用刀子逼著醫生救人。孩子生下後因無力撫養很快就被送人。出院後，兩人住進了新城大街白俄開的歐羅巴旅館，開始新一輪的婚外同居。這段被她稱為“沒有青春只有貧困”的生活，應是她此生最美好的時光。
蕭紅與蕭軍的遇見，如英雄救美。
05
1932年11月，蕭軍找到了家庭教師的工作，學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處，兩人總算有了棲身之所。婚後他們的生活是貧困的，但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幸福的。“電燈照耀著滿城市的人家。鈔票帶在我的衣袋裡，就這樣兩個人理直氣壯的走在街上，穿過電車道，穿過擾嚷著的那條破街。”寒夜裡，兩人行走在商市街道，她便用文字記下了這溫存。
在蕭軍的鼓勵下，她提筆以俏吟為筆名，寫出了第一個短篇《王阿嫂之死》，之後又陸續創作了不少小說，包括記錄她第一個孩子的《棄兒》，並與蕭軍一起自費出版了他們合著的一本小說集《跋涉》。很快，這本書就遭到了當局的查禁，他們不得不逃到青島。在青島，她想起了魯迅這個如日中天的文豪，她再次拿起了手中的筆。
1934年11月30日，對她與蕭軍而言，無疑是一個盛大的喜慶之日，他們終於等到了與魯迅相見的那一刻。根據約定的時間，二人準時來到了內山書店。出人意料的是，魯迅已在那裡等候他們了，這使兩人簡直有點不知所措。在此之前，魯迅起先也是很怠慢她的，那時的她不過是普通的一個女人，看不出什麼才華，但性格特別好。
在與魯迅通信後不久，她就對魯迅發出了抗議書，不許魯迅在信裡稱呼她為女士。這種近于孩子撒嬌的抗議改變了兩人之間拘謹的關係。魯迅曾在回信裡開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議，但叫我怎麼寫呢？悄嬸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並不好，所以我想，還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罷。”
06
1935年，在魯迅的幫助下，在24歲的青嫩年齡，她完成了震動文壇的長篇小說《生死場》，爆紅了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贏得了像茅盾、鄭振鐸、巴金這樣的重量級人物的稱讚。魯迅以他少有的熱情在她的序言裡說：“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與新鮮。”
魯迅之於她，亦師亦友，亦兄亦父。在魯迅面前，她表現得像個小女兒，這大概也是她一生當中，極少有的可以扮演女兒的角色。她會穿著自己以為好看的衣服，站在魯迅面前討要誇獎，魯迅卻說“不怎麼好看”，然後一五一十地告訴她不好看的理由。她與蕭軍二人後來在文壇成名，生活逐漸步入正軌，多得先生鼎力引薦與照拂。
不幸的是，時間一長，兩人性格差異導致摩擦漸多。在亂世紅塵中，蕭軍是主張“愛便愛，不愛便丟開”的愛情哲學，頗能東鱗西爪地留情。兩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她流血、戰慄。在上海期間，他們經常為此爭吵，蕭軍脾氣暴烈，有時竟將她打得鼻青臉腫。
1936年7月，兩人決定暫時分開一年。她去了日本，孤寂無聊，幾番生病，又抽上香煙。寫給蕭軍的信仍充滿思念，常牽掛他的健康、起居。隔著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狂風鄹雨般的愛情與烽火漫天的古國都蒙上了一層懷想的輕霧。而漂泊了那麼久，她在魯迅的提攜下日益自由，終於可以停下來感歎一句：“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上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裡過的。”
這在籠子裡短暫的安定，她時又愛又怕的。寫信的一個月前，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這讓她震驚和悲慟，再次失去了僅有的慰藉與依靠，孤寂的靈魂只得再次起程。
蕭紅與魯迅妻子許廣平及孩子海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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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她啟程從日本回上海，她是被請回去結束一段無結果的戀愛。在她前往日本修養創作期間，蕭軍與她初到日本時同住的好友許粵華之間戀情瘋長。因為“道義上”的原因，他們沒有結合的可能，所以需要她回來幫忙終結。但感情創痕已深，矛盾依舊。她寫下《沙粒》，照例有說不出的落寞絕望，卻又似乎已經被類似重創打擊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積滿了沙石”，“煩惱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1937年秋武漢，她與蕭軍在朋友蔣錫金介紹下，認識了因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頗受文壇矚目的端木蕻良。他們四人像兄弟姐妹般親密，端木起初沒有住處，還曾跟蕭紅夫婦同床擠了一晚。曾就讀清華歷史系的端木，斯文秀氣，跟蕭軍的粗獷豪放迥異其趣。他不像蕭軍那樣經常貶抑蕭紅，對她還不乏仰慕。她對端木漸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寫下“恨不相逢未嫁時”，並幾次念給他聽。
構成她一生悲劇性的成分，大多來自她對愛情的追逐與拋棄。她把蕭軍當做生命中的最大依靠，她追求安穩的生活，而他有男兒報之志，終是沒辦法走到最後。1938年初，從武漢到臨汾，又到西安，她發現自己懷孕了，仍堅決要與蕭軍分手。她負氣般，故意當著眾人的面兒，走到蕭軍面前，說：“三郎，我們永遠分開吧。”
蕭軍硬生生地回答了一個字：“好。”
蕭紅與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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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她與端木蕻良回武漢就同居了，並在5月下旬舉辦婚禮。這是她第二次懷著別人的孩子開始新的感情。她因為想安定選擇了這段婚姻，卻並未得到雙方親友團的祝福。隨著日軍逼近武漢，1938年八九月，她隨端木先後抵達重慶。從宜昌出發時，她帶著八個月身孕在碼頭絆倒，無力爬起，幸而被陌生人扶起。她過後對朋友感慨，自己總是一個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路似的。
11月初，她到女友在江津的家裡待產，她情緒很壞，焦躁易怒，甚至對好友及其婆母發脾氣，讓老太太難以接受。她生下一個男嬰，三天后死亡。回重慶時，她苦笑著對好友說：“我將孤寂憂悒以終生。”不曾想，此話在後來竟一語成讖。
1940年初，她與端木飛往香港。這裡尚遠離戰火，海闊水清，鳥鳴花媚，她卻難驅孤獨、抑鬱。彼時的香港報刊，被濃郁的故園之思籠罩。蕭紅的《呼蘭河傳》雖然醞釀、開端於武漢，卻在香港一氣呵成，1940年9月至12月在《星島日報》連載。孤寂中愈加思念家鄉，但呼蘭對於於，除了戰爭與空間阻隔，更多一層有家不能回的難堪。要重返故園，她有遊子與逆子的雙重不易。她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寒風凜冽的北國，想得心尖發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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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秋之際，她因肺結核病情加重，住進了醫院，邊治療邊寫《馬伯樂》第二部。直到12月，日軍進攻香港，炮火連天，全城淪陷。已臥床半年，不能走動的她比健康人更多一層恐慌。大難來臨，她顯然對丈夫、對任性、對時局都極不樂觀，擔心自己被棄之不管。
曾有一段時間，端木一度計畫先行撤離，不在身邊。求生欲望讓她說服了駱賓基，他放棄去九龍搶救手稿，留下來照料她。駱賓基是她弟弟的朋友，跟她夫婦二人相識不算久。後來端木返回，他倆為蕭紅的安全與治療費盡心力。然而，彼時的香港炮火震耳欲聾，人命細若琴弦。要躲要藏要求生，幾經折騰她的病情再次加重，醫院被日軍搶佔，她術後感染高燒不退。
躺在病床上的她，自知命不久矣，用無助的口氣歎道：“如果這時候我給三郎發電報，不知道他是否還會像當初那樣奮力把我從水中救起。”伯牙弦絕已無聲。心高氣傲，可終究是菟絲花。
10
她一直想要的自由是：我不能選擇怎麼生，怎麼死；但我能決定，怎麼愛，怎麼活。而到最後，她用顫抖的手給駱賓基留下了這樣的絕筆：“我將于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31歲，她就這樣帶著她最後的愛恨與不甘，離開了人世。如她所願：
這一次，她不再漂泊。
她叫蕭紅，原名張廼瑩。
作者：路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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