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文新：金融“遵義會議”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讓我想到當年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党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挽救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命運，使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所以， “遵義會議”是黨在生死攸關的歷史時期重要轉捩點的標誌。

在我看來，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於中國金融改革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第一，它正式確立了党對金融工作的絕對領導地位，不只是金融安全，更確定了中國金融改革必須始終不渝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第二，它結束了“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導中國金融改革的路線，糾正了中國金融“脫實向虛”的發展方向，這必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從很大意義上說，它挽救了中國的經濟命運；第三，它通過對金融監管的再三強調和制度變革，否定“金融自由化思潮”對中國金融業的主導；第四，

它提出中國金融人才必須又紅又專的問題，摒棄金融業用人“唯洋至上”的惡習。

“遵義會議”之前，党還處在幼年時期，並不善於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對中國革命的規律缺乏深刻的認識，因而中國革命的實踐存在一個重大問題：照搬外國的經驗。實際上，過去30年，中國金融改革存在同樣的問題，但照抄照搬的結果必定導致金融“脫實向虛”，而中國經濟偏離實體經濟這個發展的根本。

這不是小事，而是關乎中國經濟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尤其是在人民幣遠還達不到美元強度，甚至不及歐元、日元國際地位之時，中國根本沒有條件成為“服務為本的消費型國家”。

況且， 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讓世界各國都明確了一個真理：一個國家的經濟如果沒有強大的實體經濟支撐，根本無法避免金融危機的衝擊。正因如此，全球經濟結構“大轉向”，連美國都開始高舉“再工業化”的旗幟，從而想方設法重新恢復實體經濟。

但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中國經濟開始“脫實向虛”， 2016年金融業增加值與GDP之比達到8.4%，超過美國、日本大致7%左右的水準。這樣的發展態勢不危險嗎？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了巨大的危險，隨著“貨幣市場極度膨脹、資本市場極度萎縮——金融‘脫實向虛’”的日益嚴重，中國經濟、金融杠杆化趨勢迅速達到極值，實體經濟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實業資本所創造的財富越來越不夠金融分配——“資產荒”頻頻出現。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屢次三番地沖上斷崖，迫使政府一次次大力托舉。

這絕非簡單的政府救經濟的問題，如果任由金融“脫實向虛”，中國經濟就無法擺脫巨大的下行壓力，而一次次托住經濟下滑必然導致政府財力不斷地大量消耗，

實際上，國有企業負債率——杠杆過高，甚至無以復加，已經從一個特殊角度說明政府財力被嚴重消耗的情況。如果有一天，再次需要政府拖住嚴重下滑的經濟，我們是否還有“繼續增加國有企業負債”的能力？如果沒有，政府用什麼托經濟？是不是要幹看著經濟失速、幹看著大量金融資產變成壞賬、幹看著金融和經濟危機同時發作？那不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災難？不是最大金融安全問題？

所以，金融“脫實向虛”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也是中央必須全力扭轉的錯誤趨勢。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金融“脫實向虛”？為什麼全部金融機構同時做出同樣的錯誤選擇？這是不是與過去我們快速推進的金融改革存在關聯？存在這樣的關聯？如何破解？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前夕——2017年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專門召開會議，著重提出“改革需要協同”的問題，而且“改革成效要靠實踐檢驗，既要看單項改革的成效，也要看改革的綜合成效。各有關方面要對已經出臺的改革方案經常“回頭看”，既要看相關聯的改革方案配套出臺和落實情況，又要評估改革總體成效，對拖了後腿的要用力拽上去，對偏離目標的要趕緊拉回來”。

在這樣的總體要求之下，我們再看此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是不是很有點金融“遵義會議”的味道？還是那句話：中國金融改革發展不能跑偏，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回歸本源——把服務實體經濟當作始終不渝的目標；第二，結構優化——要講求金融品質，不允許貨幣套利攫取金融營養，抬高實體經濟金融成本；第三，加強監管——堅決整治嚴重干擾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第四，市場導向——需要“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完善市場約束機制，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所以，此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輿論不能避重就輕，不斷斷章取義，更不能偷樑換柱，弱化此次會議的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