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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趙之謙的《書吳讓之印稿》談篆刻的“巧”與“拙”

1863那一年, 篆刻界本來天下太平, 大家你刻你的, 我刻我的, 不管南北、不論徽、浙, 各自相安無事。

偏偏出了個魏稼孫, 他是趙之謙的好朋友, 這位是個印學大理論家, 他本人不怎麼刻印, 但是他的印學理論水準很高, 這一天, 他找到趙之謙說, 我有個想法, 想把你的最近的印稿收集整理一下出個印譜, 趙之謙一邊說他這是多此一舉, 一邊加緊了自己的刻印進度, 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刻了接近200方(要知道趙之謙一輩子也就刻了不到400方印, 所以我們還是要感謝魏稼孫的。 )印讓魏稼孫給自己出印譜, 就是後來的《二金蝶堂印譜》,

也就是後來齊白石大師中年變法學習趙之謙視為珍寶的那個印譜。

不交流沒進步, 不爭論沒學問。 魏稼孫深知此理, 於是, 他不但集了趙之謙的印譜, 還把集好的印譜專程跑到泰州給當時公認的印壇領袖吳讓之看, 說, 吳老啊, 你看, 這位趙先生的印怎麼樣?

趙之謙比吳讓之小30歲, 相對于吳讓之來說, 當然是晚輩, 大概十年前見過吳讓之大師的印, 一時驚為天印, 知道自己的印譜要拿給吳老先生看, 特意刻了一方印“會稽趙之謙字撝叔印”, 並且在邊款裡對吳讓之大為讚賞:“息心靜氣, 乃得渾厚, 近人能此者, 揚州吳熙再(載)一人而已)。 ”

(趙之謙刻‘會稽趙之謙字撝叔印“)

吳讓之老先生一看此印, 喲喲喲, 過譽過譽, 不敢當不敢當, 天下第一人這樣的名頭之下, 吳讓之還是必須謙虛兩句的, 於是, 當魏稼孫讓他在印譜上題辭時, 吳讓之很謙虛地寫道:

“撝叔趙君自浙中避賊閩海, 介其友稼孫魏君轉海來江蘇, 訪僕於泰州。 一冊中有自刻名印, 且題其側曰:今日能此者惟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

見重若此, 愧無以酬之。 謹刻二方呈削正, 蓋目力昏眊, 久不事此, 不足觀也”

其實, 他是很受用的, 只是“愧無以酬之”, 並沒有愧不敢當, 還順道刻了兩方印給趙之謙, 贈送印章, 一是獎掖, 一是交流。

吳讓之刻“趙之謙”

(吳讓之刻“二金蝶堂”)

魏稼孫顯然並不滿足這樣的題詞, 於是讓他評論兩句趙之謙的印, 吳讓之一邊感歎說:““先生所刻已入完翁(鄧石如)室, 何須更贊一詞耶?”先生刻的作品已經達到鄧石如入室的水準(吳讓之還不是鄧石如的入室弟子, 他是鄧石如弟子包世臣的弟子),

已經不需要我再做任何稱讚了。 這種評價是很高的, 如果到此為止, 可能就沒有後來的事兒了。

顯然, 魏稼孫真的是個“多事”的人, 不行, 不行, 吳老還是說兩句吧。 於是吳讓之做了兩件事, 一是評價了整個浙派的印, 一是評價了趙之謙的印。 評價浙派的印還好說, 評價趙之謙的印時, 他說趙之謙的印“竊意刻印以老實為正, 讓頭舒足為多事”, 啥意思呢?

你趙之謙刻的這些印裡面, 像漢官印的都是不錯的, 其他類印就有點“讓頭舒足”, 故作姿態, 搔首弄姿, 這屬於“多事”。

趙之謙雖然是後輩, 但對於吳讓之這些評論, 顯然是不服氣的, 不僅不服氣吳讓之說自己的這些, 對吳讓之對浙派的論述也不服氣。 於是, 當年秋天, 當魏稼孫又“多事”搞了一套《吳讓之印譜》出來讓趙之謙評論時, 趙之謙心緒難平,寫下了一段很長的題詞,這段題詞,基本上完整地反映了趙之謙的印學主張:

“摹印家兩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閑後流為習尚,雖極醜惡,猶得眾好。徽宗無新奇可喜狀,學似易而實難。巴(予藉)、胡(城東)既殤,薪火不滅,賴有揚州吳讓之。讓之所摹印,十年前曾見一二,為大嘆服。今年秋,魏稼孫自泰州來,始為讓之定稿。讓之複刻兩印令稼孫寄予,乃得遍觀前後所作。讓之于印,宗鄧氏而于漢人,年力久,手指皆實,謹守師法,不敢逾越,于印為能品。其論浙宗亟稱次閑,次閑學曼生而失材力,讓之以曼生為不如。曼生刻印,自知不如龍泓、秋盦,故變法自遁。讓之薄龍泓、秋盦。蔣山堂印在諸家外自辟蹊徑,神至處龍泓且不如,讓之不信山堂,人以為偏,非也。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讓之所刻,一豎一畫,必求展勢,是厭拙之入而願巧之出也。浙宗見巧莫如次閑,曼生巧七而拙三,龍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則九拙而孕一巧。讓之稱次閑,由此讓之論余印,以近漢官印者為然,而它皆非。且指以為學鄧氏是矣,而未盡然。非讓之之不能知也,其言有故,不能令讓之易,不必辨也。少日師赤沈先生,同學者有何自芸,力學詩,始學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進而晉,又進而漢、魏。其言以《三百篇》為准,窮年累月,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長吟。余時不喜為詩,數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塗抹,成數十百言,若莊,若虐,若儒,若佛,若典重,若裡鄙,若古經,若小兒語。自芸大惡之,目為癲癇,餘亦侮自芸為愚蠢。爭不下,質之師。師告自芸,汝詩譬窶人子,勤儉操作,銖積寸累,以事生產,初獲十百,久而千萬,曆知艱難,深自護惜,不自暇逸。彼詩譬膏粱子弟,生長豪華,日用飲食宮室,妻妾奴婢狗馬,為所欲為,縱恣狼藉,朝慕遊俠,夕逐浪子,弦歌未終,叱詫數起,幸貨財多,非年齒與盡,酣豢揮霍,無虞中落,然其樂也,人憂之矣。自芸猶欲爭,而予駭汗竟日。今讓之摹印,誠不與自芸詩比,而餘生平所為,豈惟印與詩皆此類也。稼孫與余最善,不刻印而別秦以來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說微妙,且有讓之與餘能為之不能言者。坿書質之。同治癸亥十月二十有三日會稽趙撝叔書時同客京師。”

(丁敬刻“梁啟心印”)

(黃易刻“姚立德字次功號小坡之圖書”)

(趙次閑刻“鏡花水月之廬”)

(陳曼生刻“我生之初歲在癸醜”)

篆刻界分兩大宗,一是徽宗,一是浙宗,浙宗自趙次閑以後流為習尚,極醜惡,但是卻被眾多的人喜愛。徽宗的印風看似沒有啥新奇,但是要真想學成,實際非常困難,巴慰祖、胡唐去世之後,傳徽宗薪火的還有揚州人吳讓之。吳讓之所摹印,十年之前我曾見過一二方,十分嘆服。今年秋天,魏稼孫把吳讓之前前後後的印作都帶來,我得以盡觀。吳讓之在刻印方面,宗鄧氏(鄧石如)而于漢人(其實吳讓之學漢人在前,有十年的踏實學漢印的經歷,而不是宗鄧學漢),學的時間久,手指皆實,但可惜謹守師法,沒有突破,于印為能品(既不是逸品,也不是神品,妙品,四品裡面,屬於最下面的那個能品)。吳讓之討論浙派篆刻,卻對趙次閑極為讚賞,次閑學陳曼生但卻沒有他的才華,但是讓之卻認為曼生不如次閑。陳曼生刻印,自知趕不上丁龍泓和黃秋盦,於是變法求新,讓之不喜丁龍泓、黃秋盦。蔣山堂的印則在以上這些名家之外又自求突破,神到處,丁龍泓也有不如的,讓之又不信蔣山堂,人們以為這是走偏了路徑,其實不是的。(趙之謙主張創新,這也是他最終開創和實踐“印為求印”印學思想的原因。)這一段,趙之謙認為吳讓之凡是浙派有創新的他都不認可,對吳讓之的評價也只是停在“能品”的層次,已經不復那方印款裡說的天下第一了。

緊接著,趙之謙展開論述浙派和徽派的巧與拙了。

(蔣仁刻“真水無香”)

浙宗是以精巧為創作風格的,徽宗則以樸拙為創作風格的,現在讓之的作品,一筆一畫,都力求展勢,其實已經是討厭樸拙而追求精巧了,其實,浙宗裡面,精巧沒有人能超過次閑(這也是吳讓之喜歡趙次閑的原因),陳曼生巧七而拙三,丁龍泓忘拙忘巧,黃秋盦則巧拙對半,蔣山堂則九拙一巧。讓之稱賞趙次閑,因此讓他評論我的作品,他只認可那些像漢官印的,其他的都不認可,而且他認為我這些作品是學鄧石如來的,其實不全如此。不是吳讓之不能知道,他說這話是有上述原因的,我也沒有辦法讓他改變自己的看法,不必再行爭論了。

吳讓之這樣評價我的作品是你對巧拙有自己固化的看法,是有認識基礎的,多說無益。

說不說了,其實趙之謙緊接著就開始舉例子,打比方,以自己同窗作詩風格不同為喻,講述了自己與吳讓之的不同之處,顯然,他認為吳讓之是不如他的。同時,他認定,一個人的篆刻風格是跟印人的性格特色、人生經歷相關的。

(吳讓之刻“遲雲山館”)

吳讓之下十年死功夫學漢印,最終見鄧石如作品,盡棄所學而從之,十年的漢印功夫,漢印影響深入骨髓,想棄自然是棄不掉的,也正因為有這十年的漢印功夫,吳讓之才有最後的成就。趙之謙當然也是宗漢印的,他曾在《苦兼室論印》裡說:

“刻印以漢印為大宗,胸有數百顆漢印則動手自遠凡俗。然後隨功力所至,觸類旁通,上追鐘鼎法物,下及碑額、造像,迄於山川花鳥,一時一事覺無非印中旨趣,乃為妙悟。”顯然,不宗漢印是不行的,但是也不能死宗漢印,隨功力所到,也應當觸類旁通,有所創造發展。趙之謙這種發展的、開放的印學思想,在現在看來,顯然是比吳讓之的完全死守漢印,死守鄧法是先進的。

趙之謙的學印過程是遍學浙、徽的。他的好友胡澍在《趙撝叔印譜》序中總結了趙的取法歷程。雲:”吾友會稽趙撝叔同年,生有異廩,博學多能。自其兒時,即善刻印。初尊龍泓,即學完白,後乃合徽浙兩派,力追秦漢。漸益貫通鐘鼎、碑碣、鑄鏡、造像。篆隸真行,文辭騷賦,莫不觸處洞然,直奔腕底”,也正因為學得深,他充分認知到學漢印的不易,他在仿漢印式的作品“何傳洙印”的邊款裡說:“漢銅印妙處不在斑駁,而在渾厚。學渾厚則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處,應手輙落。愈拙愈古,看似平淡無奇,而殊不易。”在他眼裡,這種看似平淡無奇的渾厚,是最難達成的。

(趙之謙刻“何傳洙印”及邊款)

吳讓之學漢印是出了名的,入鄧派其實也還在徽派的“拙”這個圈子裡,應是以拙朴為主的印人,因此見了趙次閑的精巧而稱賞不已,而對相對朴拙的丁敬、黃易、蔣仁的作品反倒認為不好的原因,其實是吳讓之也在樸拙的方向上挖掘較深的原因。從這一點上來說,趙之謙的分析也是精到的。

趙之謙對於書法有一個比較有名的觀點,他認為:

“書家有境界,古今二人耳。三歲稚子,能見天質;積學大儒,必具神秀。故書以不學書、不能書者為最工。夏商鼎彝,秦漢碑碣,齊魏造像,瓦當磚記,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筆,而古穆渾樸,不可磨滅,非能以臨摹規仿之,斯真第一層妙義。後世學愈精,去古愈遠。一豎曰吾顏也、柳也,一橫曰吾蘇也、米也,且未必似之。便似,亦因人成事而已。有志為逮,敢告後賢。”

(趙之謙刻“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

不學書法的小孩子,和學到深處的積學大儒,這兩種人的書法作品才能談達到極高境界。對於拙與巧的認知,與他的印學主張是一致的。也正是對拙與巧有這樣精到的認識以及其發展創新的學術指導思想,他才真正在最後到了能“為六百年來撫印家立一門戶”(“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邊款語)的地步。吳讓之的印學成就多來自後天的勤奮,踏實漢印,這是他拙的一面,他喜趙次閑,又以披削刀法形成舒展自如的刀法,這是他的巧,趙之謙的天資聰慧,這是他巧的一面,但他于漢印的沉著思考,又獲得了漢印渾厚的樸拙氣息,這是他拙的一面。兩人印學成就的大小,取決於兩人印學思想的境界,趙之謙是開放的,是可發展的。吳讓之是閉合的,是停滯的。談到這裡,我們足以跳出更小的拙與巧的區別這個層次的概念了。

1863年的那場拙與巧的爭論,對於中國篆刻史,意義太重大了。

64年之後,1927年,吳昌碩已至晚年,他在沈均初藏本《吳讓之印存》上也題了長跋,說道:

“讓翁書畫下筆謹嚴,風韻之古雋者不可度,蓋有守南昌不泥其跡,能自放而不踰其矩。論其治印亦複如是。讓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漢印璽探討極深,故刀法圓轉,無纖曼之習,氣象駿邁,質而不滯。餘嘗語人,學完白不若取徑于讓翁,職是故也。餘癖斯者亦既有年,不究派別,不計工拙,略知其趣,稍窮其變,而愈信秦漢鑄鑿,渾穆淵雅之不易得及。證諸讓翁,吾言可信。魯盦先生所藏印存,為魏稼孫手抑,神采意態如其書,如其畫,讀竟歡喜,題句歸之。丁卯初冬,安吉吳昌碩年八十四。”

由此思之,趙之謙的說法還是有義憤的成分在內的。天資卓絕的趙之謙與質僕的吳昌碩當然不同,他太驕傲了,因此言辭刻薄,讓人不忍,吳昌碩的說法,平實多了,也中肯多了。

(【老李刻堂】之181,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趙之謙心緒難平,寫下了一段很長的題詞,這段題詞,基本上完整地反映了趙之謙的印學主張:

“摹印家兩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閑後流為習尚,雖極醜惡,猶得眾好。徽宗無新奇可喜狀,學似易而實難。巴(予藉)、胡(城東)既殤,薪火不滅,賴有揚州吳讓之。讓之所摹印,十年前曾見一二,為大嘆服。今年秋,魏稼孫自泰州來,始為讓之定稿。讓之複刻兩印令稼孫寄予,乃得遍觀前後所作。讓之于印,宗鄧氏而于漢人,年力久,手指皆實,謹守師法,不敢逾越,于印為能品。其論浙宗亟稱次閑,次閑學曼生而失材力,讓之以曼生為不如。曼生刻印,自知不如龍泓、秋盦,故變法自遁。讓之薄龍泓、秋盦。蔣山堂印在諸家外自辟蹊徑,神至處龍泓且不如,讓之不信山堂,人以為偏,非也。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讓之所刻,一豎一畫,必求展勢,是厭拙之入而願巧之出也。浙宗見巧莫如次閑,曼生巧七而拙三,龍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則九拙而孕一巧。讓之稱次閑,由此讓之論余印,以近漢官印者為然,而它皆非。且指以為學鄧氏是矣,而未盡然。非讓之之不能知也,其言有故,不能令讓之易,不必辨也。少日師赤沈先生,同學者有何自芸,力學詩,始學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進而晉,又進而漢、魏。其言以《三百篇》為准,窮年累月,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長吟。余時不喜為詩,數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塗抹,成數十百言,若莊,若虐,若儒,若佛,若典重,若裡鄙,若古經,若小兒語。自芸大惡之,目為癲癇,餘亦侮自芸為愚蠢。爭不下,質之師。師告自芸,汝詩譬窶人子,勤儉操作,銖積寸累,以事生產,初獲十百,久而千萬,曆知艱難,深自護惜,不自暇逸。彼詩譬膏粱子弟,生長豪華,日用飲食宮室,妻妾奴婢狗馬,為所欲為,縱恣狼藉,朝慕遊俠,夕逐浪子,弦歌未終,叱詫數起,幸貨財多,非年齒與盡,酣豢揮霍,無虞中落,然其樂也,人憂之矣。自芸猶欲爭,而予駭汗竟日。今讓之摹印,誠不與自芸詩比,而餘生平所為,豈惟印與詩皆此類也。稼孫與余最善,不刻印而別秦以來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說微妙,且有讓之與餘能為之不能言者。坿書質之。同治癸亥十月二十有三日會稽趙撝叔書時同客京師。”

(丁敬刻“梁啟心印”)

(黃易刻“姚立德字次功號小坡之圖書”)

(趙次閑刻“鏡花水月之廬”)

(陳曼生刻“我生之初歲在癸醜”)

篆刻界分兩大宗,一是徽宗,一是浙宗,浙宗自趙次閑以後流為習尚,極醜惡,但是卻被眾多的人喜愛。徽宗的印風看似沒有啥新奇,但是要真想學成,實際非常困難,巴慰祖、胡唐去世之後,傳徽宗薪火的還有揚州人吳讓之。吳讓之所摹印,十年之前我曾見過一二方,十分嘆服。今年秋天,魏稼孫把吳讓之前前後後的印作都帶來,我得以盡觀。吳讓之在刻印方面,宗鄧氏(鄧石如)而于漢人(其實吳讓之學漢人在前,有十年的踏實學漢印的經歷,而不是宗鄧學漢),學的時間久,手指皆實,但可惜謹守師法,沒有突破,于印為能品(既不是逸品,也不是神品,妙品,四品裡面,屬於最下面的那個能品)。吳讓之討論浙派篆刻,卻對趙次閑極為讚賞,次閑學陳曼生但卻沒有他的才華,但是讓之卻認為曼生不如次閑。陳曼生刻印,自知趕不上丁龍泓和黃秋盦,於是變法求新,讓之不喜丁龍泓、黃秋盦。蔣山堂的印則在以上這些名家之外又自求突破,神到處,丁龍泓也有不如的,讓之又不信蔣山堂,人們以為這是走偏了路徑,其實不是的。(趙之謙主張創新,這也是他最終開創和實踐“印為求印”印學思想的原因。)這一段,趙之謙認為吳讓之凡是浙派有創新的他都不認可,對吳讓之的評價也只是停在“能品”的層次,已經不復那方印款裡說的天下第一了。

緊接著,趙之謙展開論述浙派和徽派的巧與拙了。

(蔣仁刻“真水無香”)

浙宗是以精巧為創作風格的,徽宗則以樸拙為創作風格的,現在讓之的作品,一筆一畫,都力求展勢,其實已經是討厭樸拙而追求精巧了,其實,浙宗裡面,精巧沒有人能超過次閑(這也是吳讓之喜歡趙次閑的原因),陳曼生巧七而拙三,丁龍泓忘拙忘巧,黃秋盦則巧拙對半,蔣山堂則九拙一巧。讓之稱賞趙次閑,因此讓他評論我的作品,他只認可那些像漢官印的,其他的都不認可,而且他認為我這些作品是學鄧石如來的,其實不全如此。不是吳讓之不能知道,他說這話是有上述原因的,我也沒有辦法讓他改變自己的看法,不必再行爭論了。

吳讓之這樣評價我的作品是你對巧拙有自己固化的看法,是有認識基礎的,多說無益。

說不說了,其實趙之謙緊接著就開始舉例子,打比方,以自己同窗作詩風格不同為喻,講述了自己與吳讓之的不同之處,顯然,他認為吳讓之是不如他的。同時,他認定,一個人的篆刻風格是跟印人的性格特色、人生經歷相關的。

(吳讓之刻“遲雲山館”)

吳讓之下十年死功夫學漢印,最終見鄧石如作品,盡棄所學而從之,十年的漢印功夫,漢印影響深入骨髓,想棄自然是棄不掉的,也正因為有這十年的漢印功夫,吳讓之才有最後的成就。趙之謙當然也是宗漢印的,他曾在《苦兼室論印》裡說:

“刻印以漢印為大宗,胸有數百顆漢印則動手自遠凡俗。然後隨功力所至,觸類旁通,上追鐘鼎法物,下及碑額、造像,迄於山川花鳥,一時一事覺無非印中旨趣,乃為妙悟。”顯然,不宗漢印是不行的,但是也不能死宗漢印,隨功力所到,也應當觸類旁通,有所創造發展。趙之謙這種發展的、開放的印學思想,在現在看來,顯然是比吳讓之的完全死守漢印,死守鄧法是先進的。

趙之謙的學印過程是遍學浙、徽的。他的好友胡澍在《趙撝叔印譜》序中總結了趙的取法歷程。雲:”吾友會稽趙撝叔同年,生有異廩,博學多能。自其兒時,即善刻印。初尊龍泓,即學完白,後乃合徽浙兩派,力追秦漢。漸益貫通鐘鼎、碑碣、鑄鏡、造像。篆隸真行,文辭騷賦,莫不觸處洞然,直奔腕底”,也正因為學得深,他充分認知到學漢印的不易,他在仿漢印式的作品“何傳洙印”的邊款裡說:“漢銅印妙處不在斑駁,而在渾厚。學渾厚則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處,應手輙落。愈拙愈古,看似平淡無奇,而殊不易。”在他眼裡,這種看似平淡無奇的渾厚,是最難達成的。

(趙之謙刻“何傳洙印”及邊款)

吳讓之學漢印是出了名的,入鄧派其實也還在徽派的“拙”這個圈子裡,應是以拙朴為主的印人,因此見了趙次閑的精巧而稱賞不已,而對相對朴拙的丁敬、黃易、蔣仁的作品反倒認為不好的原因,其實是吳讓之也在樸拙的方向上挖掘較深的原因。從這一點上來說,趙之謙的分析也是精到的。

趙之謙對於書法有一個比較有名的觀點,他認為:

“書家有境界,古今二人耳。三歲稚子,能見天質;積學大儒,必具神秀。故書以不學書、不能書者為最工。夏商鼎彝,秦漢碑碣,齊魏造像,瓦當磚記,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筆,而古穆渾樸,不可磨滅,非能以臨摹規仿之,斯真第一層妙義。後世學愈精,去古愈遠。一豎曰吾顏也、柳也,一橫曰吾蘇也、米也,且未必似之。便似,亦因人成事而已。有志為逮,敢告後賢。”

(趙之謙刻“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

不學書法的小孩子,和學到深處的積學大儒,這兩種人的書法作品才能談達到極高境界。對於拙與巧的認知,與他的印學主張是一致的。也正是對拙與巧有這樣精到的認識以及其發展創新的學術指導思想,他才真正在最後到了能“為六百年來撫印家立一門戶”(“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邊款語)的地步。吳讓之的印學成就多來自後天的勤奮,踏實漢印,這是他拙的一面,他喜趙次閑,又以披削刀法形成舒展自如的刀法,這是他的巧,趙之謙的天資聰慧,這是他巧的一面,但他于漢印的沉著思考,又獲得了漢印渾厚的樸拙氣息,這是他拙的一面。兩人印學成就的大小,取決於兩人印學思想的境界,趙之謙是開放的,是可發展的。吳讓之是閉合的,是停滯的。談到這裡,我們足以跳出更小的拙與巧的區別這個層次的概念了。

1863年的那場拙與巧的爭論,對於中國篆刻史,意義太重大了。

64年之後,1927年,吳昌碩已至晚年,他在沈均初藏本《吳讓之印存》上也題了長跋,說道:

“讓翁書畫下筆謹嚴,風韻之古雋者不可度,蓋有守南昌不泥其跡,能自放而不踰其矩。論其治印亦複如是。讓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漢印璽探討極深,故刀法圓轉,無纖曼之習,氣象駿邁,質而不滯。餘嘗語人,學完白不若取徑于讓翁,職是故也。餘癖斯者亦既有年,不究派別,不計工拙,略知其趣,稍窮其變,而愈信秦漢鑄鑿,渾穆淵雅之不易得及。證諸讓翁,吾言可信。魯盦先生所藏印存,為魏稼孫手抑,神采意態如其書,如其畫,讀竟歡喜,題句歸之。丁卯初冬,安吉吳昌碩年八十四。”

由此思之,趙之謙的說法還是有義憤的成分在內的。天資卓絕的趙之謙與質僕的吳昌碩當然不同,他太驕傲了,因此言辭刻薄,讓人不忍,吳昌碩的說法,平實多了,也中肯多了。

(【老李刻堂】之181,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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