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康家石門子岩畫規模弘大,人體造型優美,是亞歐草原獨一無二的青銅時代大規模摩崖石刻岩畫。 該摩崖岩刻發現於上世紀80年代末,王炳華先生已有2部學術著作出版。 此外,學界研究關注的論文較多,研究多側重於生殖崇拜。 近年西北大學文保中心劉成教授團隊在岩畫內容研究方面取得新進展。 [1]筆者在前者以及呼圖壁縣文物局近期工作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此岩畫早期人物形象為女神崇拜且與四川鹽源樹形青銅器存在承繼關係。 是四川和中國西南地區西王母主題搖錢樹文化的主要來源。
一、地理位置環境
康家石門子岩畫位於新疆呼圖壁縣西南部山區,地理位置:北緯43°51´01",東經86°19´05",海拔1570米。 東北直線距縣城58公里(圖一 )。 地屬天山北坡低山帶的丘岡地形,屬於流水侵蝕、堆積帶,山地形態明顯,最上端近中山帶,為良好的春秋牧場。 岩畫刻於一座高聳的侏羅紀晚期丹霞地貌山體南面的底部岩壁上(圖二、圖三)。 該山體高達200米,山勢陡峻,峭壁如削。 自然的侵蝕,岩體岩面表面形成許多縱橫的凸凹。 裸露的山體中、上部多為沉積礫岩,底部為沉積砂岩。
圖一康家石門子岩畫位置圖(覃大海繪製)
圖二康家石門子岩畫所在處山崖
圖三、新疆呼圖壁康家石門子岩畫所在山體地貌全景(西北大學文保中心拍攝)
二、西北大學文保中心研究成果簡介
西北大學文保中心劉成教授團隊,通過觀察打磨工藝與刻畫手法,以及精細繪製岩畫全麵線圖,判斷岩畫早期題材主體人物並非生殖崇拜,而是右上部一組由1男8女(含雙頭人像在內)組成的純粹的舞蹈場面,那一個橫躺著的突出生殖器的男性是後續時代添加的,岩畫整體可以分為第一、第二兩期。
三、呼圖壁縣文物局最新研究進展情況
岩畫分佈情況:岩畫集中刻鑿於山體裸露岩面中央位置的底部,岩面向外傾斜,多有裂紋。
圖四、主要岩畫分佈範圍照片與岩畫圖形全圖(覃大海繪)
(一)、岩畫圖形分區與數量
該範圍內岩畫的形象以人的圖像為主,此外有少量的動物和工具圖像。根據觀察統計,可辨的圖像共有292個。岩畫可分為四區,即:上區、左區、中區和右區。(圖五)
圖五岩畫區域圖
上區岩畫位於整個岩畫的最高處,圖形以人形為主,共有9個完整的人體和兩個“對馬”及一個單獨的人頭像。圖形雕刻精細,線條流暢,姿態優美,而且佈局、疏密得當,整個畫面顯得十分疏朗有序。(圖六、圖七)
圖六上區岩畫
圖七上區岩畫線圖(覃大海繪)
左區圖像較多,數量達百,以人形為主,但單獨的人頭像和動物的圖像增多,人體的體形大小、風格與上區的有所變化。除了中部的一個“雙頭”人體的大小、雕刻精細度可與上區的媲美外,其餘的雕刻較粗糙,線條拙滯,佈局較雜亂,出現圖像的相互打破疊壓,人體及動物形象上出現生殖器的圖形。(圖八)
圖八左區岩畫
中區岩畫圖像逾一百五十。岩畫的情形整體上與左區相似,但圖形進一步變小,單獨的人頭像進一步增多,佈局亦較雜亂,亦存在圖像的相互打破疊壓關係,部分岩畫(主要在右側)圖形模糊、漶漫不清,除了刻痕較淺之外,還應受自然破壞(水侵、風化、剝蝕等作用)所致。(圖九、十、十一、十二)右區岩畫距離地面最低的一區。該區岩畫畫幅較小,所刻圖形不足三十,且模糊不清。特點為圖形更小,單獨的人頭像居多,刻痕更淺。(圖十三、十四)
圖九中區岩畫
圖十、中區岩畫(左)局部
圖十一、中區岩畫(右)局部
圖十二、中區岩畫局部線圖(覃大海繪)
圖十三右區岩畫
圖十四右區岩畫局部
(二)、男性生殖器圖形觀察
在整個岩畫中出現的男性生殖器圖形共約60具,均出現在左、右兩區,其中左區17具,中區32具,右區1具。相當部分是1人2具或3具,或襠、臀部或胯兩側各1具,有的肘部還下掛1具。此外,有些面相、體態屬於女性的人像也有男性生殖器(圖十五);相當數量生殖器圖形是後期添加或加長的(非正常部位和女性圖像上出現男性生殖器均為此現象)。
圖十五女性人像上後刻了男性生殖器
(三)、岩畫的打破關係
如(圖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所示,岩畫中有有多處打破疊壓的關係。痕跡顯示,有人像打破動物、一人像打破另一人像、一動物打破另一動物的現象。這一現象上區岩畫中未有出現,均出現在上區之下的左區與中區中。
圖十六打破關係現象圖片(覃大海繪)
圖十七打破關係現象線圖(覃大海繪)
圖十八打破與添加生殖器現象線圖(覃大海繪)
圖十九佇列舞蹈與打破、添加生殖器現象線圖(覃大海繪)
(四)、岩畫圖像的初步分析
從整個岩畫的圖像來看,康家石門子岩畫中最為突出、最引人注目、最具有震撼力的是上區的具有女性特徵的圖形,這些人像圖形不僅雕刻精細、線條流暢、比例協調、姿態優美,而且佈局講究,畫面整潔疏朗,是某一時間階段某一人群思想觀念體現的“作品”,其表現的物件與主題為女性。位於其下的的左、中、右區岩畫,圖像的種類增多,人體上出現男性生殖器和一些交媾的圖形,畫面的內容豐富于上區。但其畫面和圖像的排布比較雜亂,刻畫的精細度已不如上區,人像圖形的形態與風格有所變化。痕跡觀察顯示,左、中兩區岩畫中,出現了圖像相互打破和後添加的現象,既有一個人體(或人頭)打破另一人體的現象,還有人體打破動物的現象;還有後添男性生殖器或添加類男性生殖器圖案(某類工具?)的現象等。
根據岩畫的分佈、特徵、差異以及各種打破關係等現象判斷,該處岩畫最早雕刻的為上區的岩畫,同時或稍後,其下出現一些動物岩畫。此後人們在上區岩畫之下和兩側不斷刻鑿岩畫,但這一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已發生了變化,故所刻鑿的內容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從岩畫的組合、打破關係等現象看出,左、中兩區的岩畫是經歷過一段時間、由不同刻者鑿刻而成,所以這兩區的岩畫缺乏整體的佈局,相當一部分的岩畫擁擠一團。出現了各鑿刻者根據自己的思想與目的,各自安排和刻鑿岩畫的現象,有的甚至不惜破壞已有的圖像在已有的圖像中添加新的圖形。
康家石門子岩畫是經過不同的時間段延續多次刻鑿而形成的一幅“巨作”,以高超藝術的表現手法,集大成地記錄了史前“康家石門子岩畫刻鑿時段”的天山遊牧人群的思想、信仰與追求。這幅“巨作”的起先主題應是對女性的讚美與崇拜,是女神崇拜思想的表達。此後,經歷過多次的“創作”,各圖形的糅合,出現了具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內容的“圖案”添加。[3]
四、岩畫三角形和雙重三角形(滴漏型)符號的文化意涵
三角形(代表陰部三角區)自史前原始時代直至當今時代都是一種中心性象徵,代表著給予生命和再生。早至亞歐大陸西部的阿舍利文化時期(Acheuylian era,約西元前300000),晚至西方現代聖瑪利亞和基督教三位一體的形象,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象徵的各種形式。在新石器時代藝術中,三角形意指女性身體。神廟中巨大陶制、石質的三角形充當祭壇。在匈牙利南部科克尼多姆(Kokenydomb)的一座約西元前5000年的神廟中聳立著一個三角形陶土祭壇,該祭壇下部的一個較小的三角形圖案中,女神形象若隱若現(圖二十)。
圖二十A、三角形祭壇;多重三角形身體的女神(a陶瓶全景圖;b陶瓶展開圖,陶瓶高40cm)圖;由兩個相反的三角形構成的女神形象(蓋雷斯地-內迪亞,羅馬尼亞東北部)。
西元前4000年左右的庫庫泰尼陶瓶上刻畫著一位多重身體的三角形女神,畫面表現出強有力的生命力量(見上圖第二幅)。上圖第三幅由兩個相反的三角形構成的滴漏型人體圖案,同樣強力表現出再生女神形象。這些都是生命與生育女神,同時也代表死亡與再生之神,她是一個生命週期的完整迴圈過程,人類史前史中這是一個共性主題。[2]
如圖(二十一)所示,康家石門子岩畫三角形構圖的主要人物形象正是這種賦予生命與再生的女神,並非所謂純粹的岩畫藝術,而是滲透天山早期遊牧人群思想情感內容的摩崖石刻。三角形構圖人像就是那個時代此地先民精神文化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而原始巫術或宗教是其較為突出的主旨文化色彩。這裡的岩畫正是原始宗教儀軌活動場面的寫實與記錄,這是一種在直接社會活動基礎上產生的同構對應,也就是原始積澱。
圖二十一康家石門子岩畫最早的七位一體女神
岩畫上區中七個莊嚴高大的女神(圖十八B,似還有早期數字“7”崇拜與古代天文天象觀念在內),其手勢表現的則是草原遊牧文化背景人群共有的上下擺手的舞蹈姿態(圖二十二)。而那唯一一組上下兩排小人“肩並肩”跳舞的寫實形態(圖十九),則生動記載了原始歌舞中表現遊牧文化模仿騎馬行進姿態的曼妙。仔細審視,我們發現這組圖像的表現形式並不像表面看來那麼隨意自在,而是以規範化的人體舞蹈形式寓意著人們更深層次的神訴求——以寫實的集體舞蹈形態表現了青銅時代天山草原地區莊嚴的巫術儀式。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女神形象最典型的藝術表現手法是以“三角形”表達女神的身體。三角形自史前時代直至當今一直都是一種中心性象徵,代表著給予生命和再生。[5]毋庸置疑,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女神司轄著對世界萬物生命的恩賜以及再生的功能。雖然後期加刻的男性生殖器所表現的男性力量在自然界同樣起著推動再生並激發生命的作用,但是岩畫的主要形象表現的還是彌漫於生命存在之中的女性力量:她們溝通天地,護佑人類和豐產萬物。
圖二十二、康家石門子岩畫女神像
岩畫所表現的遙遠的女神崇拜、圖騰寓意和巫術儀式,除了岩刻圖像,其他早已沉埋於不可複現的歷史歲月之中。它們具體的形態、內容、形式和傳播影響究竟如何,唯有依託岩畫圖像來幫助我們去追索探尋,並由此推想遠古時代女神的歷史面目。
前文已述,康家石門子岩畫是鑿刻在呼圖壁縣西南部海拔1570米的山區,此地山勢陡峻,鑿刻有岩畫的山體高達200米,峭壁如削。在古人的觀念中,這種高聳險峻的山體常被視作“宇宙中心、世界中心”,其典型特點往往就是一座高山、一棵大樹或一根立柱,這裡不僅是神仙聚居之處,也是諸神通往天堂之處,是最神聖的所在。[4]也就是說,康家石門子岩畫所在的山體被遠古時期的人們視作神聖的宇宙中心,人們在這裡向女神虔誠祈禱,祈求她的恩賜與福佑。無獨有偶,承載古人“宇宙中心”思想觀念的具象載體還有四川鹽源出土的青銅枝形器。
五、鹽源青銅枝形器與康家石門子岩畫所表達的共同文化元素
(一)鹽源青銅枝形器簡介
這種青銅枝形器一般為長約20釐米的透雕飾片,以樹枝、人(三角或漏斗形的身體)、日輪(此處或演變為錢幣或璧)和動物共同構成一樹枝形器物(見下圖)。雖然鹽源青銅枝形器在細節創作上變化多樣,但整體形狀都成“不斷生髮的樹枝狀”。這裡僅舉(圖二十三)為例,對此類器物造型作簡單介紹:最底層是樹的三根枝幹,其上有分叉而生的側枝分兩層向上延伸。第一層對稱而生的側枝上分別生出圓形日輪,日輪上多帶有代表光芒的紋飾;第二層樹枝分別從中間的主樹幹和兩旁的日輪生發出來,主樹幹的頂部在這裡向上生髮成“v”形枝幹,在“v”形枝幹的中間站立一人,此人的身體部分大致呈三角形,一隻手臂彎曲叉在腰間,另一隻手臂向上彎曲作舞蹈狀。第二層生髮出來的四根側枝的結合部位再分別生出兩個日輪,這兩個日輪分別位於人物的兩旁;兩邊的日輪上又生髮出對向而立的動物,它們的嘴部與人物向上彎曲的手臂連為一體。枝形器兼具了神和獸的形象,與青銅時代活躍在該地區族群的喪葬習俗、宗教祭祀和禮儀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1]除此之外,我個人認為鹽源青銅枝形器蘊涵著與康家石門子岩畫共有的文化元素。
圖二十三、鹽源青銅枝形器6A型C:658
圖二十四鹽源青銅枝形器4A型C:646
圖二十五、鹽源青銅枝形器7B型C:656
圖二十六、鹽源青銅枝形器8B型C:657
圖二十七A、鹽源青銅枝形器9B型C:658.
(二)鹽源青銅枝形器與康家石門子岩畫上共有的文化元素
1.承載“宇宙中心”觀念的險峻大山和大樹
前文已述,康家石門子岩畫所在的山體在遊牧民族的思想觀念中被視作“宇宙中心”,而擅長想像的遊牧民族也把大樹的形象作為“宇宙中心”的象徵物之一,它們同為神靈聚居之處,也是諸神通往天堂之處。例如古印度人就認為宇宙中心位於須彌山,它不但是世界中心,還是眾神的居所(《俱舍論》卷十一)。而《王書》(Shah—namah)作者則根據瑣羅亞斯德教的神話故事描述了神主栽種的絲柏樹,並介紹此樹的功能為:“是神主從天上將它賜予我的,並且說從這裡便能登上天堂……人們稱此樹為天堂,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你可以稱它為卡什瑪律的絲柏樹。”[2]亞歐遊牧民族認為帝王英雄通常是具有神性的人,[3]顯然,遊牧部落的帝王英雄們通常認為可以借助大山或大樹為媒介使自己的靈魂升入天國。鹽源青銅枝形器與康家石門子岩畫就是這種思想觀念的具象表達。因此,我個人推想:鹽源青銅枝形器除了是明器外,很有可能還與權杖有關,是一種涉及遊牧社會集團組織結構上層建築的文化與權力儀仗的組成部分。
2.女神與神樹共有的再生功能
康家石門子岩畫大多描繪的是具有三角形身體的女神,她具有強大的再生能力。用三角形象征女神或女神再生力量的藝術表現形式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再生的意義顯而易見。[4]鹽源青銅枝形器的整體造型酷似一顆大樹,其上有四個光芒四射的太陽。這類“聖書和太陽”組合的藝術創作遍及世界各地,[5]例如印度神話中的一顆宇宙樹,如(圖二十八)所示:一隻原始蛋生於混沌初開的海洋之中,蛋上長出一顆宇宙樹,樹有三根巨枝向上和兩側伸展開來,每一樹枝上生出一個太陽,位於神樹中心分叉處的太陽最大。蓋尼奧認為此圖表現的是同一個太陽在一天中的運行狀態。[6]
圖二十八印度神話中的宇宙樹(采自《中西紋飾比較》)
古埃及神話中也有太陽從“天樹”上升起的典故,(圖二十九)描述的就是亡靈目視太陽從聖樹上升起的情景。中國神話中的“扶桑”與“若木”也與太陽關係密切,《山海經·海外西經》形象描述了扶桑樹頂重複出現的太陽。另外,印度關於“女樹生兒”的傳說和中國“羲和生日於扶桑”的神話都源自同一母題的演變。《山海經》中的“三桑”就是一種宇宙樹,《北山經》中詳述了它的生髮功能,雲:“……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顯然,在古人的意識形態中,神樹與女神一樣具有生髮與再生功能,從而都被人們信奉和尊崇。
圖二十九埃及古畫上的“亡靈目睹太陽從樹頂上升起圖(采自《中西紋飾比較》)
3.“雙馬神”的崇拜
鹽源青銅枝形器頂部是一對頭部相對的雙獸,其身體上的折線三角形平行紋飾與康家石門子岩畫中大型動物的身體紋飾十分相似。但是鹽源青銅枝形器因有騎於獸身之上腰部帶有刀的騎手人物形象,因此可以明確判定青銅枝形器中的對獸為對馬,這又與康家石門子岩畫上區七位女神之間的兩處對馬圖像做出了完美呼應。由此可見,鹽源青銅枝形器和康家石門子岩畫上都出現了“雙馬神”的形象。(圖三十)
“雙馬神”是古代印歐人的某種龍蛇崇拜,是印歐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最早見於西元前3200~前2200年裡海一黑海北岸的顏那亞文化,隨著印歐人在歐亞草原的遷徙,其崇拜“雙馬神”的宗教習俗被歐亞草原的遊牧部落所接受並傳承下來。印歐(語系)遊牧民族在各自的宗教禮儀活動所使用了大量賦有“雙馬神”形象的藝術品。伴隨著印歐(語系)人的漸進東遷,這類藝術形象在晩商時期進入了我國新疆天山和內蒙古的陰山地區,並由此向古代中國的腹心地區滲透。而早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東遷至甘肅和青海地區的印歐(語系)人就影響了早期羌人的信仰傳統,並由此開始了其“中國化”的進程。“雙馬神”也順其自然地和草原遊牧民族的其他文化元素一起融入了羌人的信仰之中。鹽源盆地位於橫斷山脈東緣,處於中國古代南北向民族遷徙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而此地出土的枝形器和“雙馬神”應該都是草原遊牧文化曾從西北地方沿橫斷山區南傳的反映。
圖三十康家石門子岩畫雙馬圖像
另外,曲莖青銅劍也是草原遊牧文化從西北地方沿橫斷山區南傳的力證:曲莖青銅劍也是該地區較具特色的青銅器,其最大的特徵是柄部呈彎曲形。在鹽源老龍頭墓地中M7出土的與滇西北的德欽納古石棺墓(M22:3 )出土的同類器非常接近,其特徵是劍首呈橢圓形,莖部彎曲中空呈磬形,其上裝飾有線條形鏤空。劍身(臘)呈長方形,中起脊,無格。在滇西北的永勝金官龍潭發現的1件,寶興五龍公社出土的6件,均與納古出土的曲莖青銅劍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曲莖青銅劍在我國的陝西綏德、山西石樓、河北青龍抄道溝均有發現。它與川、滇地區古代青銅文化中的傳統青銅劍有著迥然的差別,不屬於該地區青銅劍的傳統風格,它可能來自西北地方青銅文化。
如上所述,鹽源青銅枝形器與康家石門子岩畫除了蘊涵有相同的文化寓意外,它們的人物形象也非常相似,主要表現在青銅枝形器居中的人物形態與康家石門子岩畫上區七位女神的形態極為接近,尤其是以三角形身體構圖和手臂姿態最具相似性。可見它們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也有著高度關聯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報告撰寫者認為其文化來源於中國北部草原地帶的觀點,以及直接肯定了郎建峰先生碩士論文文化影響來自新疆的觀點。[7]
當然,學術界對於雲南、四川地區於青銅時代晚期、早鐵器時代曾經受到天山乃至中國北方草原文化深刻影響已經形成共識。這裡就不深入介紹。
六、上述文物、岩畫與西王母主題青銅搖錢樹的關聯可能性
筆者個人比較支持鹽源青銅枝形器的傳播與影響及於我國西南地區漢魏西王母主題青銅搖錢樹的觀點。[1]學界與本文論點有關的觀點有2種:1、四川廣漢三星堆商代神樹是搖錢樹的遠祖,直接起源應該與四川鹽源出土戰國至西漢銅樹枝和滇池地區出土的西漢儲貝器有關(見前注);2 、域外來源說。認為搖錢樹圖像有著濃厚的域外文化色彩,青銅打造神樹之俗不見於漢族。應該來自塞種或月氏等遊牧部族影響。[2]這裡所謂的塞種、月氏等其實與活動於天山一帶中亞草原的斯基泰同為一種草原文化背景的遊牧人群。
本文資料主要依據何志國先生著作《漢魏搖錢樹初步研究》。[3]迄今各地出土和收藏的搖錢樹共計189例。主要分佈在以四川(含重慶)地區為中心的西南地區,有四川、重慶、雲南、貴州、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湖北等地。搖錢樹流行的時期大致可分為四期:東漢早期、東漢中期、東漢晚期、三國時期。東漢早期搖錢樹發現較少,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區;東漢中期和晚期搖錢樹迅速流行,覆蓋今四川和重慶地區,並輻射到周邊地區;東漢末至三國時期搖錢樹的數量銳減,西晉消失。四川發現的搖錢樹多以西王母內容為主。構圖具有正面、中心對稱、龍虎脅侍、梯幾、華蓋和天門等元素組成的偶像式構圖特點,表現出西王母強烈的偶像神特點。
漢代西王母圖像有以四川為代表的偶像式構圖和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情節構圖兩種圖像系統。其思想內容應該均來自《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文獻記載。西王母形象則為只出現於搖錢樹的偶像神形態,專門用於隨葬,是一種重要的主要隨葬品。茂汶天門搖錢樹中的擔錢人從天門中走出,暗示搖錢樹生於天門之內。作為流行於西南地區的地域文化特點明顯。[4]
下面僅依成都青白江區搖錢樹為例簡要介紹並討論。該搖錢樹現藏成都市青白江區文物管理所,出土情況不明。枝葉有兩類。
西王母枝葉高9.5、寬25釐米;該枝葉以葉脈為界分為上下兩區,上區中央為西王母,西王母坐于龍虎座之上,肩生羽翼,雙翼向上彎曲支撐華蓋,衣袖呈細密的圓弧形紋依次排列,龍虎座置於案幾之上,西王母座前有一獨木梯;西王母左側有一人手持一花,舉向西王母,花莖很長;其左有一人揚臂作跳舞狀,舞者左側有一人在跳丸,跳丸者左側有一人在三疊案上倒立,拿大頂;左端有一人側立於樹旁;西王母右側也有一人手舉一物,面向西王母,其右有一人弓腰持壁形物,其右有一鳳鳥,展翅臥於葉脈之上,右端有一人下蹲拽羽毛,下區並列排列六枚方孔圓錢,其外有芒刺,下區中間有兩人懸掛於枝條上,作蕩秋千(圖三十一)。
圖三十一成都青白江區搖錢樹a樹枝
西王母枝葉高10.5,寬18釐米。該枝葉由彎曲的葉脈分為左右兩區,左區錯落排列六枚方孔圓錢,其上鑄有形狀不同的星象符號,上端中央為西王母,西王母坐于龍虎座之上,肩生羽翼,向上彎曲,與華蓋連接,形成背屏,西王母衣紋細密,衣領以下呈密集的倒置三角形衣紋,膝上衣紋呈密集的圓弧紋,並與龍虎身上紋飾融為一體,袖手;西王母左下站立一人,左手舉一物,伸向西王母,西王母右下有一人騎馬,其右上側有一龍,側立於葉脈之上;左區左端有二人並肩站立,牽一馬,其下立二鳥和一狗;右區呈品字形排列三枚方孔圓錢,其上也有芒刺;右區上端坐二人,左側一人似彈琴,右者服飾與西王母相似;其下有一人騎獸;騎驢者右側站立一人,高髻,手持一棒狀物;立者左下方立一鳳鳥,立者右下方有一龍(圖三十二)。
圖三十二成都青白江區搖錢樹b樹枝
從上圖以及介紹來看,青銅搖錢樹樹枝(整樹亦如此)與鹽源青銅枝形器存在許多一致性特點:1、都是樹形器;2、無論樹形還是樹枝對稱佈局;3、主要人物(女神)居中;4、存在與主要人物對應的對獸形象;5、日輪變換為類似銅錢的圖案,但是圓形銅錢邊緣殘留有表現太陽的光芒線條;6、同為古人思想、精神層面的具象呈現。
尤其是漢魏搖錢樹上的銅錢形態與鹽源青銅枝形器的日輪極為接近,銅錢圓形外緣還保留有表現日輪的光芒線條。極為強烈地強調了二者之間的承繼關係。
七、共有文化元素的傳播通道
新疆是亞歐大陸早期各古代文明相互溝通的主要通道,具有唯一性地位。人類各大古代文明在亞歐大陸發生、發展、成長壯大的實現,有一個無法回避的文明交流關鍵地帶,那就是古代中國西域即現在的新疆與其鄰近的中亞地區。這裡就是我們常說的絲綢之路關鍵路段與區域。正是由於這種極為重要的亞歐大陸中部交通樞紐作用,成就了古代西域在中國上古昆侖神話傳說中的高尚地位。
絲綢之路,其實是亞歐大陸東西方文化交流之路的約定俗成之說。它首先是作為亞歐大陸古代陸路連接東亞、南亞、西亞、歐洲和東非各古代文明的路線與道路,而古代新疆恰恰是地理上溝通或完成亞歐大陸東西方文化與政治、經濟交流的唯一橋樑性地域。也就是說上述區域古代文化陸路溝通管道必經以新疆為代表的中亞地區,而且是唯一通道。
新疆的唯一性地位是由亞歐大陸自然地理環境環境決定的。打開亞歐大陸地形圖可以清晰地看見,帕米爾高原以南計有連續不斷的自然天險:喀喇昆侖-青藏高原、雲貴高原、瀾滄江-湄公河河谷、亞熱帶叢林等高山雪峰、峽谷激流、叢林險灘天然險阻,完全制約了亞歐大陸古代較大規模的陸路東西方向人類遷移。只有帕米爾高原通道和昆侖山北緣通道成為亞歐大陸中部最南端的唯一大通道。由帕米爾、昆侖山向北,天山、阿爾泰山這兩個東西走向的大山脈自然成為第二、第三大通道地區。阿爾泰山以北則是酷寒的西伯利亞寒區落葉林分佈帶完全不適宜亞歐大陸古代人類大規模東西嚮往來。如此一來,亞歐大陸中部地理區域,只有古代西域(新疆)是唯一能夠東西方向溝通東西方各古代文明區域的地帶。這樣一種獨一無二的古代交通形勢和文明交流橋樑性作用,完全取決於地理環境是否便於交通的自然環境條件。
(一)、天山是亞歐大陸中部這個人類古代文明交流通道區域中最主要的幹線通道
天山的歷史意義 天山是亞歐大陸中部這個人類古代文明交流通道區域中最主要的幹線通道。天山山脈,是亞歐大陸中部這個廣闊無垠極度乾旱和荒漠化大地表面地殼隆起的一個大褶皺。天山的存在以及它涵養的水源、滋養的植被是亞歐大陸東西方古代交通得以大規模進行的基本保證。
天山是亞歐大陸最大的山系之一,橫亙在亞洲腹地,東西向綿延於準噶爾盆地與塔里木盆地之間,是溝通亞洲大陸東西方向天然的一道地理橋樑。東西長約2500公里,南北寬度在250——350公里之間。
天山雖然是中亞跨境山系,但是主體位於新疆。天山與中亞其他兩個通道型山系阿爾泰山、昆侖山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具有東西方向全地理範圍的水草保障(尤其是天山北坡),以及相當廣大的斷塊陷落盆地和谷地,其中伊黎河穀、吐魯番-哈密盆地便是典型例子。無論山地還是盆地,他們的走向都受到北西西、北東東兩組主要大地構造方向的控制。具有這兩組方向的諸山脈與介於其間的菱形盆地是天山大地形的主要特徵。
天山山脈的自然地理特性 天山山脈從被稱為世紀屋脊的帕米爾高原北端向東一頭紮進亞洲腹地中心區域的茫茫沙漠荒原之中,把世界上最為乾旱的這個地方一分為二,形成一道連接亞洲東西的大陸橋。彙集眾多峽谷溪水的河流在天山山麓兩側荒漠中形成大小不等數量不一的綠洲,成為這條巨型山脈身側涵養生命孕育文明的草原地帶。天山也就成為亞歐大陸中部這塊遠離海洋乾旱區域最大的古代交通高速公路。
天山山脈的歷史意義 人類文明從遠古時期開始一直到近代基本都是在亞洲大陸的東西兩端的一些區域較為發達。在那裡,曾經分別產生了中國文明、印度河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西亞新月地帶)、地中海文明、埃及文明等許多著名的古代文明;出現過波斯帝國、秦漢帝國、馬其頓帝國、大唐帝國、羅馬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地跨亞歐的世界性大帝國;還出現了祆教(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影響巨大的宗教。這些宗教向東西方傳播最為重要的地理通道就是天山,這樣的商貿物流、思想文化傳播給予亞歐大陸各區域主要文明的成長發展以極大的絕對性影響。
大商道 長龍一般的天山南側多數孤立的綠洲和天山北部連綿的綠洲、草場,在歷史長河中被亞歐大陸各區域文明以貿易通道、軍事路線、宗教思想傳播線路相互連結了起來。而這樣的交通在天山南北兩側的荒漠、綠洲、河流、草場中所留下來的痕跡便是商隊、僧人、軍人、部落遷移之路。向西,與天山南北的綠洲群分別相連的兩條大商路,不久在西部與帕米爾以西的古代商業網絡連結了起來,溝通著印度、伊朗、西亞、歐洲和東北非洲(埃及)。向東,則從東天山喀爾裡克雪峰兩側天山東端直接向東經過馬鬃山進入蒙古高原東部;折轉向東南則進入河西走廊,進而到達中原和蒙古高原南部。
由於亞歐大商道的存在,荒漠綠洲與天山草原本身也就起了變化,即它不僅改變了早期綠洲農牧業各半的社會經濟形態,使之主要轉向農業,並同時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貿易的因素。綠洲因而展現出中轉市場的性質,並起到了商隊驛站的作用。大型綠洲內的城鎮、村落,呈現出商業都市的面貌。來自亞歐各文明區域最好的物流貿易所提供的商業利潤推動了各個大型綠洲地理單元的財富積累,使其變成了綠洲商業小國。隨著亞歐大陸東西各文明區域商貿文化交往的不斷加深,各大文明區域的優良文化從各個方面滲入了綠洲文化,使綠洲城鎮小國的文化變得豐富多面。實際上,沿天山分佈的綠洲、草原居民並不是單純的農耕、畜牧人群,他們兼而具有商業居民的性質。
回顧亞歐大陸主要物流貿易通道上西亞、阿拉伯、伊朗綠洲的的歷史,與天山各地綠洲極為相象。可以說亞歐大陸綠洲的發展與大商道關係密切。
文化與天山 同樣的情況在文化方面也可以看到。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乃至其後歷史時期,亞歐大陸各文明區域的不同文化成果幾乎都是通過天山完成交流的。就拿宗教來講,產生于南亞印度的佛教、產生於中亞的祆教(拜火教)與摩尼教以及從產生於歐洲從遙遠的西亞安納托利亞流傳過來的的基督教(景教),還有產生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回教)等,大多數時候也都是與商隊一起進入天山並影響到這一地區。當然,其中因貿易關係在進入該地區後被逐步接受或擴大影響。這樣的文化交流,即使古代新疆南部綠洲各國的文化開始豐富多彩,也使天山北部廣大草原地帶不斷形成大的遊牧社會集團。同一時間,文化傳播並未停下腳步,而是馬不停蹄地一直奔向東亞文明核心區——中國。反向也同樣如此,來自東方中國的文化和絲綢等諸多珍貴時尚高檔物品也源源不絕地經天山向西運送。
唐代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記》序言中記述:“贍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濕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制左衽斷發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四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辟其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概。玄奘所表現才出來的唐朝中國人的世界觀,極為精彩。把亞洲分為象主、人主、馬主和寶主四國。象主之國為南亞次大陸印度,人主之國為東亞中國,馬主之國為天山北部遊牧地帶,而寶國之地則指天山南北兩麓和其以西的綠洲區域。玄奘如此解釋寶主,“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清清楚楚地表現出中亞天山綠洲的亞歐大陸區域性仲介特性。
這樣的商貿活動,並不只限於中亞綠洲居民,草原遊牧人群也非常重視商貿。二者都與東亞中國、南亞印度、中亞各綠洲、伊朗高原、西亞兩河流域以及非洲、歐洲來往密切。雖然如此,天山並沒有隔絕山南山北的各種溝通來往。中國古代文獻中有大量關於塞種(斯基泰)、匈奴、突厥等遊牧人群和西域諸綠洲小國進行各類活動的情況。作為中亞兩種自然環境天然界線的天山山脈,對山北的遊牧民族來說起到了將其政治勢力推向東方和南方的作用,而對山南的綠洲民族來說則是通向東方、北方進行貿易的道路。
此外,天山山脈,還有一個不能等閒視之的作用。那就是引導草原遊牧人群流入綠洲,並使之轉變為綠洲農業居民的作用。從天山北部遷入綠洲地帶的遊牧人群會轉入定居的農耕生活,而隔著這座山脈遊牧的人群卻鮮有改變。天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裡都是綠洲與遊牧兩種社會生活形態的分界。
在天山山脈的庇護下,數千年來亞歐大陸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天山南北農耕、遊牧兩種社會生活形態的交互影響得以持續。實際上,亞歐大陸東西交往以及中亞南北往來都依賴於天山,它是古代亞歐大陸所有交通通道中最大也是重要的樞紐型“十字路口”。
(二)、中國文化的關鍵影響
“天山”名稱是何時出現、如何出現的?這是頗多爭論,卻沒有定論話題。巫新華認為是受到古代中國早期天命觀思想的深刻影響而出現,原因在於絲綢之路必經古代新疆。
中國古代哲學中把天當作神,天能致命於人,決定人類命數。“天命”說早在商代已流行,少說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流傳歷史。《小戴禮·表記篇》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從古器物發掘中所見到的甲骨卜辭,彝器銘文,“受命於天”刻辭的不只一次出現。如大盂鼎銘文:“……,王若曰: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這件鼎是西周早期的,推斷是康王時期。明確表達了天命觀。當然與天命觀關聯的還有早期中國的天地崇拜觀念。
與天命觀直接關聯的是天子,“天子”概念與名稱出現也很早。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中就已經出現天子名稱,如《靜鼎》“靜揚天子休”。西周中期青銅器銘文中多有天子名稱出現,如《師酉鼎》、《師望鼎》等,已經是常見名稱。說明天命觀就很早就是古代中國文化核心文化思想內容。
產生於古代中國的天命思想,在絲綢之路這樣的亞歐大陸全區域文化傳播交流吸收的歷史過程中,很早就影響到了西域。天命觀念的影響下,西域和北方草原地帶很早就出現了“天”崇拜觀念,《史記》、《漢書》等歷史文獻中記載的諸如“孤塗撐犁單于”(大天子)一類的名稱數量極多。天命觀思想深遠地影響了西域,並導致天山名稱的出現。
歷史視野中的早期天山 天山這個名稱,最早見於文字記載,是在《史記》卷110《匈奴列傳》: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返。《漢書》卷六《武帝紀》,把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定於天寒二年(西元前99年)夏五月。
最早是指東天山。《後漢書》卷二《明帝紀》永平十六年(西元73年)條目記載“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這裡所說都是現在的巴里坤、伊吾地界。也就是天山山脈的最東端。
天山還有別的名字。魏王泰《括地志》記載:“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曼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裡。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裡”;《隋書》卷84《西突厥傳》記載“(處羅可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東,保時羅曼山”;《舊唐書》卷四《地理志》伊州伊吾縣條目中有:“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裡,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羅曼山”;敦煌文書《沙洲伊州地志殘卷》伊州柔遠縣條目記載:“時羅曼山縣北四十裡。按《西域傳》,即天山。綿亙數千里”;此外,還有“祁連山”、“貪漢山”等名。
“析羅曼山、折羅曼山、時羅曼山、祁連山、貪漢山、騰格裡山”等天山之名都是音譯。均是古代阿勒泰語系諸語言“天”之詞“Tangri”,即天命觀中受命於天之天,是古代中國精髓文化在西域發生影響的具體表現與象徵。
爭奪天山 天山作為亞歐大陸中部最大和最重要的商貿物流通道,從人類文明東西方交流開始便成為各方勢力的爭奪目標。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控制了天山,其實就等於控制了絲綢之路這條亞歐貿易的最大商道。爭奪者主要是亞洲中部草原地帶的遊牧人群與東亞文明核心區域-中國的中原人群。
(三)、中國古代的西部絲綢之路
從天山通向本文論及的主要目標地區——中國西南地區,其實就是學界耳熟能詳的“河南道”。即從天山經河西走廊或柴達木盆地進入現今的甘南地區越過黃河,沿著橫斷山斷裂帶進入四川盆地和雲貴高原。
八、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年代大致為距今3500-3000年的康家石門子岩畫曾於春秋戰國時期傳播到四川西南部地區和雲貴一帶,並直接影響了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鹽源青銅枝形器的出現。而鹽源青銅枝形器則是中國西南地區漢魏時期風行一時的西王母主題青銅搖錢樹來源,天山康家石門子岩畫女神崇拜文化是這一文化交流現象的源頭。因而,天山康家石門子岩畫有可能是中國西王母文化的起源地。
科學發展的今天,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學術界主張的中國文明起源與神話提示文明起源的諸多內容居然在昆侖山、黃河河源、天山、西王母這個觀念上一致起來了。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上古時期有關昆侖與河源的神話傳說,都是由生活在中原地區的古人記載下來的,而這些神話傳說的中心卻不是以中原地區為主,而是以西北方向新疆地區的昆侖山、帕米爾高原、天山為主。而西王母最早產生於天山更是表明古代新疆之于中國文明發展壯大之歷史過程無比重要,隱寓了西域山河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等領域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
西王母起源於天山,天山得名於中國古代天命觀思想和自身作為絲綢之路亞歐大陸唯一陸路通道的重要地位。充分表明古代新疆不但不是區別於中國的異域,反而是核心文化產生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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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霏
圖四、主要岩畫分佈範圍照片與岩畫圖形全圖(覃大海繪)
(一)、岩畫圖形分區與數量
該範圍內岩畫的形象以人的圖像為主,此外有少量的動物和工具圖像。根據觀察統計,可辨的圖像共有292個。岩畫可分為四區,即:上區、左區、中區和右區。(圖五)
圖五岩畫區域圖
上區岩畫位於整個岩畫的最高處,圖形以人形為主,共有9個完整的人體和兩個“對馬”及一個單獨的人頭像。圖形雕刻精細,線條流暢,姿態優美,而且佈局、疏密得當,整個畫面顯得十分疏朗有序。(圖六、圖七)
圖六上區岩畫
圖七上區岩畫線圖(覃大海繪)
左區圖像較多,數量達百,以人形為主,但單獨的人頭像和動物的圖像增多,人體的體形大小、風格與上區的有所變化。除了中部的一個“雙頭”人體的大小、雕刻精細度可與上區的媲美外,其餘的雕刻較粗糙,線條拙滯,佈局較雜亂,出現圖像的相互打破疊壓,人體及動物形象上出現生殖器的圖形。(圖八)
圖八左區岩畫
中區岩畫圖像逾一百五十。岩畫的情形整體上與左區相似,但圖形進一步變小,單獨的人頭像進一步增多,佈局亦較雜亂,亦存在圖像的相互打破疊壓關係,部分岩畫(主要在右側)圖形模糊、漶漫不清,除了刻痕較淺之外,還應受自然破壞(水侵、風化、剝蝕等作用)所致。(圖九、十、十一、十二)右區岩畫距離地面最低的一區。該區岩畫畫幅較小,所刻圖形不足三十,且模糊不清。特點為圖形更小,單獨的人頭像居多,刻痕更淺。(圖十三、十四)
圖九中區岩畫
圖十、中區岩畫(左)局部
圖十一、中區岩畫(右)局部
圖十二、中區岩畫局部線圖(覃大海繪)
圖十三右區岩畫
圖十四右區岩畫局部
(二)、男性生殖器圖形觀察
在整個岩畫中出現的男性生殖器圖形共約60具,均出現在左、右兩區,其中左區17具,中區32具,右區1具。相當部分是1人2具或3具,或襠、臀部或胯兩側各1具,有的肘部還下掛1具。此外,有些面相、體態屬於女性的人像也有男性生殖器(圖十五);相當數量生殖器圖形是後期添加或加長的(非正常部位和女性圖像上出現男性生殖器均為此現象)。
圖十五女性人像上後刻了男性生殖器
(三)、岩畫的打破關係
如(圖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所示,岩畫中有有多處打破疊壓的關係。痕跡顯示,有人像打破動物、一人像打破另一人像、一動物打破另一動物的現象。這一現象上區岩畫中未有出現,均出現在上區之下的左區與中區中。
圖十六打破關係現象圖片(覃大海繪)
圖十七打破關係現象線圖(覃大海繪)
圖十八打破與添加生殖器現象線圖(覃大海繪)
圖十九佇列舞蹈與打破、添加生殖器現象線圖(覃大海繪)
(四)、岩畫圖像的初步分析
從整個岩畫的圖像來看,康家石門子岩畫中最為突出、最引人注目、最具有震撼力的是上區的具有女性特徵的圖形,這些人像圖形不僅雕刻精細、線條流暢、比例協調、姿態優美,而且佈局講究,畫面整潔疏朗,是某一時間階段某一人群思想觀念體現的“作品”,其表現的物件與主題為女性。位於其下的的左、中、右區岩畫,圖像的種類增多,人體上出現男性生殖器和一些交媾的圖形,畫面的內容豐富于上區。但其畫面和圖像的排布比較雜亂,刻畫的精細度已不如上區,人像圖形的形態與風格有所變化。痕跡觀察顯示,左、中兩區岩畫中,出現了圖像相互打破和後添加的現象,既有一個人體(或人頭)打破另一人體的現象,還有人體打破動物的現象;還有後添男性生殖器或添加類男性生殖器圖案(某類工具?)的現象等。
根據岩畫的分佈、特徵、差異以及各種打破關係等現象判斷,該處岩畫最早雕刻的為上區的岩畫,同時或稍後,其下出現一些動物岩畫。此後人們在上區岩畫之下和兩側不斷刻鑿岩畫,但這一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已發生了變化,故所刻鑿的內容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從岩畫的組合、打破關係等現象看出,左、中兩區的岩畫是經歷過一段時間、由不同刻者鑿刻而成,所以這兩區的岩畫缺乏整體的佈局,相當一部分的岩畫擁擠一團。出現了各鑿刻者根據自己的思想與目的,各自安排和刻鑿岩畫的現象,有的甚至不惜破壞已有的圖像在已有的圖像中添加新的圖形。
康家石門子岩畫是經過不同的時間段延續多次刻鑿而形成的一幅“巨作”,以高超藝術的表現手法,集大成地記錄了史前“康家石門子岩畫刻鑿時段”的天山遊牧人群的思想、信仰與追求。這幅“巨作”的起先主題應是對女性的讚美與崇拜,是女神崇拜思想的表達。此後,經歷過多次的“創作”,各圖形的糅合,出現了具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內容的“圖案”添加。[3]
四、岩畫三角形和雙重三角形(滴漏型)符號的文化意涵
三角形(代表陰部三角區)自史前原始時代直至當今時代都是一種中心性象徵,代表著給予生命和再生。早至亞歐大陸西部的阿舍利文化時期(Acheuylian era,約西元前300000),晚至西方現代聖瑪利亞和基督教三位一體的形象,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象徵的各種形式。在新石器時代藝術中,三角形意指女性身體。神廟中巨大陶制、石質的三角形充當祭壇。在匈牙利南部科克尼多姆(Kokenydomb)的一座約西元前5000年的神廟中聳立著一個三角形陶土祭壇,該祭壇下部的一個較小的三角形圖案中,女神形象若隱若現(圖二十)。
圖二十A、三角形祭壇;多重三角形身體的女神(a陶瓶全景圖;b陶瓶展開圖,陶瓶高40cm)圖;由兩個相反的三角形構成的女神形象(蓋雷斯地-內迪亞,羅馬尼亞東北部)。
西元前4000年左右的庫庫泰尼陶瓶上刻畫著一位多重身體的三角形女神,畫面表現出強有力的生命力量(見上圖第二幅)。上圖第三幅由兩個相反的三角形構成的滴漏型人體圖案,同樣強力表現出再生女神形象。這些都是生命與生育女神,同時也代表死亡與再生之神,她是一個生命週期的完整迴圈過程,人類史前史中這是一個共性主題。[2]
如圖(二十一)所示,康家石門子岩畫三角形構圖的主要人物形象正是這種賦予生命與再生的女神,並非所謂純粹的岩畫藝術,而是滲透天山早期遊牧人群思想情感內容的摩崖石刻。三角形構圖人像就是那個時代此地先民精神文化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而原始巫術或宗教是其較為突出的主旨文化色彩。這裡的岩畫正是原始宗教儀軌活動場面的寫實與記錄,這是一種在直接社會活動基礎上產生的同構對應,也就是原始積澱。
圖二十一康家石門子岩畫最早的七位一體女神
岩畫上區中七個莊嚴高大的女神(圖十八B,似還有早期數字“7”崇拜與古代天文天象觀念在內),其手勢表現的則是草原遊牧文化背景人群共有的上下擺手的舞蹈姿態(圖二十二)。而那唯一一組上下兩排小人“肩並肩”跳舞的寫實形態(圖十九),則生動記載了原始歌舞中表現遊牧文化模仿騎馬行進姿態的曼妙。仔細審視,我們發現這組圖像的表現形式並不像表面看來那麼隨意自在,而是以規範化的人體舞蹈形式寓意著人們更深層次的神訴求——以寫實的集體舞蹈形態表現了青銅時代天山草原地區莊嚴的巫術儀式。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女神形象最典型的藝術表現手法是以“三角形”表達女神的身體。三角形自史前時代直至當今一直都是一種中心性象徵,代表著給予生命和再生。[5]毋庸置疑,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女神司轄著對世界萬物生命的恩賜以及再生的功能。雖然後期加刻的男性生殖器所表現的男性力量在自然界同樣起著推動再生並激發生命的作用,但是岩畫的主要形象表現的還是彌漫於生命存在之中的女性力量:她們溝通天地,護佑人類和豐產萬物。
圖二十二、康家石門子岩畫女神像
岩畫所表現的遙遠的女神崇拜、圖騰寓意和巫術儀式,除了岩刻圖像,其他早已沉埋於不可複現的歷史歲月之中。它們具體的形態、內容、形式和傳播影響究竟如何,唯有依託岩畫圖像來幫助我們去追索探尋,並由此推想遠古時代女神的歷史面目。
前文已述,康家石門子岩畫是鑿刻在呼圖壁縣西南部海拔1570米的山區,此地山勢陡峻,鑿刻有岩畫的山體高達200米,峭壁如削。在古人的觀念中,這種高聳險峻的山體常被視作“宇宙中心、世界中心”,其典型特點往往就是一座高山、一棵大樹或一根立柱,這裡不僅是神仙聚居之處,也是諸神通往天堂之處,是最神聖的所在。[4]也就是說,康家石門子岩畫所在的山體被遠古時期的人們視作神聖的宇宙中心,人們在這裡向女神虔誠祈禱,祈求她的恩賜與福佑。無獨有偶,承載古人“宇宙中心”思想觀念的具象載體還有四川鹽源出土的青銅枝形器。
五、鹽源青銅枝形器與康家石門子岩畫所表達的共同文化元素
(一)鹽源青銅枝形器簡介
這種青銅枝形器一般為長約20釐米的透雕飾片,以樹枝、人(三角或漏斗形的身體)、日輪(此處或演變為錢幣或璧)和動物共同構成一樹枝形器物(見下圖)。雖然鹽源青銅枝形器在細節創作上變化多樣,但整體形狀都成“不斷生髮的樹枝狀”。這裡僅舉(圖二十三)為例,對此類器物造型作簡單介紹:最底層是樹的三根枝幹,其上有分叉而生的側枝分兩層向上延伸。第一層對稱而生的側枝上分別生出圓形日輪,日輪上多帶有代表光芒的紋飾;第二層樹枝分別從中間的主樹幹和兩旁的日輪生發出來,主樹幹的頂部在這裡向上生髮成“v”形枝幹,在“v”形枝幹的中間站立一人,此人的身體部分大致呈三角形,一隻手臂彎曲叉在腰間,另一隻手臂向上彎曲作舞蹈狀。第二層生髮出來的四根側枝的結合部位再分別生出兩個日輪,這兩個日輪分別位於人物的兩旁;兩邊的日輪上又生髮出對向而立的動物,它們的嘴部與人物向上彎曲的手臂連為一體。枝形器兼具了神和獸的形象,與青銅時代活躍在該地區族群的喪葬習俗、宗教祭祀和禮儀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1]除此之外,我個人認為鹽源青銅枝形器蘊涵著與康家石門子岩畫共有的文化元素。
圖二十三、鹽源青銅枝形器6A型C:658
圖二十四鹽源青銅枝形器4A型C:646
圖二十五、鹽源青銅枝形器7B型C:656
圖二十六、鹽源青銅枝形器8B型C:657
圖二十七A、鹽源青銅枝形器9B型C:658.
(二)鹽源青銅枝形器與康家石門子岩畫上共有的文化元素
1.承載“宇宙中心”觀念的險峻大山和大樹
前文已述,康家石門子岩畫所在的山體在遊牧民族的思想觀念中被視作“宇宙中心”,而擅長想像的遊牧民族也把大樹的形象作為“宇宙中心”的象徵物之一,它們同為神靈聚居之處,也是諸神通往天堂之處。例如古印度人就認為宇宙中心位於須彌山,它不但是世界中心,還是眾神的居所(《俱舍論》卷十一)。而《王書》(Shah—namah)作者則根據瑣羅亞斯德教的神話故事描述了神主栽種的絲柏樹,並介紹此樹的功能為:“是神主從天上將它賜予我的,並且說從這裡便能登上天堂……人們稱此樹為天堂,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你可以稱它為卡什瑪律的絲柏樹。”[2]亞歐遊牧民族認為帝王英雄通常是具有神性的人,[3]顯然,遊牧部落的帝王英雄們通常認為可以借助大山或大樹為媒介使自己的靈魂升入天國。鹽源青銅枝形器與康家石門子岩畫就是這種思想觀念的具象表達。因此,我個人推想:鹽源青銅枝形器除了是明器外,很有可能還與權杖有關,是一種涉及遊牧社會集團組織結構上層建築的文化與權力儀仗的組成部分。
2.女神與神樹共有的再生功能
康家石門子岩畫大多描繪的是具有三角形身體的女神,她具有強大的再生能力。用三角形象征女神或女神再生力量的藝術表現形式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再生的意義顯而易見。[4]鹽源青銅枝形器的整體造型酷似一顆大樹,其上有四個光芒四射的太陽。這類“聖書和太陽”組合的藝術創作遍及世界各地,[5]例如印度神話中的一顆宇宙樹,如(圖二十八)所示:一隻原始蛋生於混沌初開的海洋之中,蛋上長出一顆宇宙樹,樹有三根巨枝向上和兩側伸展開來,每一樹枝上生出一個太陽,位於神樹中心分叉處的太陽最大。蓋尼奧認為此圖表現的是同一個太陽在一天中的運行狀態。[6]
圖二十八印度神話中的宇宙樹(采自《中西紋飾比較》)
古埃及神話中也有太陽從“天樹”上升起的典故,(圖二十九)描述的就是亡靈目視太陽從聖樹上升起的情景。中國神話中的“扶桑”與“若木”也與太陽關係密切,《山海經·海外西經》形象描述了扶桑樹頂重複出現的太陽。另外,印度關於“女樹生兒”的傳說和中國“羲和生日於扶桑”的神話都源自同一母題的演變。《山海經》中的“三桑”就是一種宇宙樹,《北山經》中詳述了它的生髮功能,雲:“……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顯然,在古人的意識形態中,神樹與女神一樣具有生髮與再生功能,從而都被人們信奉和尊崇。
圖二十九埃及古畫上的“亡靈目睹太陽從樹頂上升起圖(采自《中西紋飾比較》)
3.“雙馬神”的崇拜
鹽源青銅枝形器頂部是一對頭部相對的雙獸,其身體上的折線三角形平行紋飾與康家石門子岩畫中大型動物的身體紋飾十分相似。但是鹽源青銅枝形器因有騎於獸身之上腰部帶有刀的騎手人物形象,因此可以明確判定青銅枝形器中的對獸為對馬,這又與康家石門子岩畫上區七位女神之間的兩處對馬圖像做出了完美呼應。由此可見,鹽源青銅枝形器和康家石門子岩畫上都出現了“雙馬神”的形象。(圖三十)
“雙馬神”是古代印歐人的某種龍蛇崇拜,是印歐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最早見於西元前3200~前2200年裡海一黑海北岸的顏那亞文化,隨著印歐人在歐亞草原的遷徙,其崇拜“雙馬神”的宗教習俗被歐亞草原的遊牧部落所接受並傳承下來。印歐(語系)遊牧民族在各自的宗教禮儀活動所使用了大量賦有“雙馬神”形象的藝術品。伴隨著印歐(語系)人的漸進東遷,這類藝術形象在晩商時期進入了我國新疆天山和內蒙古的陰山地區,並由此向古代中國的腹心地區滲透。而早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東遷至甘肅和青海地區的印歐(語系)人就影響了早期羌人的信仰傳統,並由此開始了其“中國化”的進程。“雙馬神”也順其自然地和草原遊牧民族的其他文化元素一起融入了羌人的信仰之中。鹽源盆地位於橫斷山脈東緣,處於中國古代南北向民族遷徙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而此地出土的枝形器和“雙馬神”應該都是草原遊牧文化曾從西北地方沿橫斷山區南傳的反映。
圖三十康家石門子岩畫雙馬圖像
另外,曲莖青銅劍也是草原遊牧文化從西北地方沿橫斷山區南傳的力證:曲莖青銅劍也是該地區較具特色的青銅器,其最大的特徵是柄部呈彎曲形。在鹽源老龍頭墓地中M7出土的與滇西北的德欽納古石棺墓(M22:3 )出土的同類器非常接近,其特徵是劍首呈橢圓形,莖部彎曲中空呈磬形,其上裝飾有線條形鏤空。劍身(臘)呈長方形,中起脊,無格。在滇西北的永勝金官龍潭發現的1件,寶興五龍公社出土的6件,均與納古出土的曲莖青銅劍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曲莖青銅劍在我國的陝西綏德、山西石樓、河北青龍抄道溝均有發現。它與川、滇地區古代青銅文化中的傳統青銅劍有著迥然的差別,不屬於該地區青銅劍的傳統風格,它可能來自西北地方青銅文化。
如上所述,鹽源青銅枝形器與康家石門子岩畫除了蘊涵有相同的文化寓意外,它們的人物形象也非常相似,主要表現在青銅枝形器居中的人物形態與康家石門子岩畫上區七位女神的形態極為接近,尤其是以三角形身體構圖和手臂姿態最具相似性。可見它們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也有著高度關聯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報告撰寫者認為其文化來源於中國北部草原地帶的觀點,以及直接肯定了郎建峰先生碩士論文文化影響來自新疆的觀點。[7]
當然,學術界對於雲南、四川地區於青銅時代晚期、早鐵器時代曾經受到天山乃至中國北方草原文化深刻影響已經形成共識。這裡就不深入介紹。
六、上述文物、岩畫與西王母主題青銅搖錢樹的關聯可能性
筆者個人比較支持鹽源青銅枝形器的傳播與影響及於我國西南地區漢魏西王母主題青銅搖錢樹的觀點。[1]學界與本文論點有關的觀點有2種:1、四川廣漢三星堆商代神樹是搖錢樹的遠祖,直接起源應該與四川鹽源出土戰國至西漢銅樹枝和滇池地區出土的西漢儲貝器有關(見前注);2 、域外來源說。認為搖錢樹圖像有著濃厚的域外文化色彩,青銅打造神樹之俗不見於漢族。應該來自塞種或月氏等遊牧部族影響。[2]這裡所謂的塞種、月氏等其實與活動於天山一帶中亞草原的斯基泰同為一種草原文化背景的遊牧人群。
本文資料主要依據何志國先生著作《漢魏搖錢樹初步研究》。[3]迄今各地出土和收藏的搖錢樹共計189例。主要分佈在以四川(含重慶)地區為中心的西南地區,有四川、重慶、雲南、貴州、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湖北等地。搖錢樹流行的時期大致可分為四期:東漢早期、東漢中期、東漢晚期、三國時期。東漢早期搖錢樹發現較少,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區;東漢中期和晚期搖錢樹迅速流行,覆蓋今四川和重慶地區,並輻射到周邊地區;東漢末至三國時期搖錢樹的數量銳減,西晉消失。四川發現的搖錢樹多以西王母內容為主。構圖具有正面、中心對稱、龍虎脅侍、梯幾、華蓋和天門等元素組成的偶像式構圖特點,表現出西王母強烈的偶像神特點。
漢代西王母圖像有以四川為代表的偶像式構圖和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情節構圖兩種圖像系統。其思想內容應該均來自《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文獻記載。西王母形象則為只出現於搖錢樹的偶像神形態,專門用於隨葬,是一種重要的主要隨葬品。茂汶天門搖錢樹中的擔錢人從天門中走出,暗示搖錢樹生於天門之內。作為流行於西南地區的地域文化特點明顯。[4]
下面僅依成都青白江區搖錢樹為例簡要介紹並討論。該搖錢樹現藏成都市青白江區文物管理所,出土情況不明。枝葉有兩類。
西王母枝葉高9.5、寬25釐米;該枝葉以葉脈為界分為上下兩區,上區中央為西王母,西王母坐于龍虎座之上,肩生羽翼,雙翼向上彎曲支撐華蓋,衣袖呈細密的圓弧形紋依次排列,龍虎座置於案幾之上,西王母座前有一獨木梯;西王母左側有一人手持一花,舉向西王母,花莖很長;其左有一人揚臂作跳舞狀,舞者左側有一人在跳丸,跳丸者左側有一人在三疊案上倒立,拿大頂;左端有一人側立於樹旁;西王母右側也有一人手舉一物,面向西王母,其右有一人弓腰持壁形物,其右有一鳳鳥,展翅臥於葉脈之上,右端有一人下蹲拽羽毛,下區並列排列六枚方孔圓錢,其外有芒刺,下區中間有兩人懸掛於枝條上,作蕩秋千(圖三十一)。
圖三十一成都青白江區搖錢樹a樹枝
西王母枝葉高10.5,寬18釐米。該枝葉由彎曲的葉脈分為左右兩區,左區錯落排列六枚方孔圓錢,其上鑄有形狀不同的星象符號,上端中央為西王母,西王母坐于龍虎座之上,肩生羽翼,向上彎曲,與華蓋連接,形成背屏,西王母衣紋細密,衣領以下呈密集的倒置三角形衣紋,膝上衣紋呈密集的圓弧紋,並與龍虎身上紋飾融為一體,袖手;西王母左下站立一人,左手舉一物,伸向西王母,西王母右下有一人騎馬,其右上側有一龍,側立於葉脈之上;左區左端有二人並肩站立,牽一馬,其下立二鳥和一狗;右區呈品字形排列三枚方孔圓錢,其上也有芒刺;右區上端坐二人,左側一人似彈琴,右者服飾與西王母相似;其下有一人騎獸;騎驢者右側站立一人,高髻,手持一棒狀物;立者左下方立一鳳鳥,立者右下方有一龍(圖三十二)。
圖三十二成都青白江區搖錢樹b樹枝
從上圖以及介紹來看,青銅搖錢樹樹枝(整樹亦如此)與鹽源青銅枝形器存在許多一致性特點:1、都是樹形器;2、無論樹形還是樹枝對稱佈局;3、主要人物(女神)居中;4、存在與主要人物對應的對獸形象;5、日輪變換為類似銅錢的圖案,但是圓形銅錢邊緣殘留有表現太陽的光芒線條;6、同為古人思想、精神層面的具象呈現。
尤其是漢魏搖錢樹上的銅錢形態與鹽源青銅枝形器的日輪極為接近,銅錢圓形外緣還保留有表現日輪的光芒線條。極為強烈地強調了二者之間的承繼關係。
七、共有文化元素的傳播通道
新疆是亞歐大陸早期各古代文明相互溝通的主要通道,具有唯一性地位。人類各大古代文明在亞歐大陸發生、發展、成長壯大的實現,有一個無法回避的文明交流關鍵地帶,那就是古代中國西域即現在的新疆與其鄰近的中亞地區。這裡就是我們常說的絲綢之路關鍵路段與區域。正是由於這種極為重要的亞歐大陸中部交通樞紐作用,成就了古代西域在中國上古昆侖神話傳說中的高尚地位。
絲綢之路,其實是亞歐大陸東西方文化交流之路的約定俗成之說。它首先是作為亞歐大陸古代陸路連接東亞、南亞、西亞、歐洲和東非各古代文明的路線與道路,而古代新疆恰恰是地理上溝通或完成亞歐大陸東西方文化與政治、經濟交流的唯一橋樑性地域。也就是說上述區域古代文化陸路溝通管道必經以新疆為代表的中亞地區,而且是唯一通道。
新疆的唯一性地位是由亞歐大陸自然地理環境環境決定的。打開亞歐大陸地形圖可以清晰地看見,帕米爾高原以南計有連續不斷的自然天險:喀喇昆侖-青藏高原、雲貴高原、瀾滄江-湄公河河谷、亞熱帶叢林等高山雪峰、峽谷激流、叢林險灘天然險阻,完全制約了亞歐大陸古代較大規模的陸路東西方向人類遷移。只有帕米爾高原通道和昆侖山北緣通道成為亞歐大陸中部最南端的唯一大通道。由帕米爾、昆侖山向北,天山、阿爾泰山這兩個東西走向的大山脈自然成為第二、第三大通道地區。阿爾泰山以北則是酷寒的西伯利亞寒區落葉林分佈帶完全不適宜亞歐大陸古代人類大規模東西嚮往來。如此一來,亞歐大陸中部地理區域,只有古代西域(新疆)是唯一能夠東西方向溝通東西方各古代文明區域的地帶。這樣一種獨一無二的古代交通形勢和文明交流橋樑性作用,完全取決於地理環境是否便於交通的自然環境條件。
(一)、天山是亞歐大陸中部這個人類古代文明交流通道區域中最主要的幹線通道
天山的歷史意義 天山是亞歐大陸中部這個人類古代文明交流通道區域中最主要的幹線通道。天山山脈,是亞歐大陸中部這個廣闊無垠極度乾旱和荒漠化大地表面地殼隆起的一個大褶皺。天山的存在以及它涵養的水源、滋養的植被是亞歐大陸東西方古代交通得以大規模進行的基本保證。
天山是亞歐大陸最大的山系之一,橫亙在亞洲腹地,東西向綿延於準噶爾盆地與塔里木盆地之間,是溝通亞洲大陸東西方向天然的一道地理橋樑。東西長約2500公里,南北寬度在250——350公里之間。
天山雖然是中亞跨境山系,但是主體位於新疆。天山與中亞其他兩個通道型山系阿爾泰山、昆侖山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具有東西方向全地理範圍的水草保障(尤其是天山北坡),以及相當廣大的斷塊陷落盆地和谷地,其中伊黎河穀、吐魯番-哈密盆地便是典型例子。無論山地還是盆地,他們的走向都受到北西西、北東東兩組主要大地構造方向的控制。具有這兩組方向的諸山脈與介於其間的菱形盆地是天山大地形的主要特徵。
天山山脈的自然地理特性 天山山脈從被稱為世紀屋脊的帕米爾高原北端向東一頭紮進亞洲腹地中心區域的茫茫沙漠荒原之中,把世界上最為乾旱的這個地方一分為二,形成一道連接亞洲東西的大陸橋。彙集眾多峽谷溪水的河流在天山山麓兩側荒漠中形成大小不等數量不一的綠洲,成為這條巨型山脈身側涵養生命孕育文明的草原地帶。天山也就成為亞歐大陸中部這塊遠離海洋乾旱區域最大的古代交通高速公路。
天山山脈的歷史意義 人類文明從遠古時期開始一直到近代基本都是在亞洲大陸的東西兩端的一些區域較為發達。在那裡,曾經分別產生了中國文明、印度河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西亞新月地帶)、地中海文明、埃及文明等許多著名的古代文明;出現過波斯帝國、秦漢帝國、馬其頓帝國、大唐帝國、羅馬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地跨亞歐的世界性大帝國;還出現了祆教(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影響巨大的宗教。這些宗教向東西方傳播最為重要的地理通道就是天山,這樣的商貿物流、思想文化傳播給予亞歐大陸各區域主要文明的成長發展以極大的絕對性影響。
大商道 長龍一般的天山南側多數孤立的綠洲和天山北部連綿的綠洲、草場,在歷史長河中被亞歐大陸各區域文明以貿易通道、軍事路線、宗教思想傳播線路相互連結了起來。而這樣的交通在天山南北兩側的荒漠、綠洲、河流、草場中所留下來的痕跡便是商隊、僧人、軍人、部落遷移之路。向西,與天山南北的綠洲群分別相連的兩條大商路,不久在西部與帕米爾以西的古代商業網絡連結了起來,溝通著印度、伊朗、西亞、歐洲和東北非洲(埃及)。向東,則從東天山喀爾裡克雪峰兩側天山東端直接向東經過馬鬃山進入蒙古高原東部;折轉向東南則進入河西走廊,進而到達中原和蒙古高原南部。
由於亞歐大商道的存在,荒漠綠洲與天山草原本身也就起了變化,即它不僅改變了早期綠洲農牧業各半的社會經濟形態,使之主要轉向農業,並同時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貿易的因素。綠洲因而展現出中轉市場的性質,並起到了商隊驛站的作用。大型綠洲內的城鎮、村落,呈現出商業都市的面貌。來自亞歐各文明區域最好的物流貿易所提供的商業利潤推動了各個大型綠洲地理單元的財富積累,使其變成了綠洲商業小國。隨著亞歐大陸東西各文明區域商貿文化交往的不斷加深,各大文明區域的優良文化從各個方面滲入了綠洲文化,使綠洲城鎮小國的文化變得豐富多面。實際上,沿天山分佈的綠洲、草原居民並不是單純的農耕、畜牧人群,他們兼而具有商業居民的性質。
回顧亞歐大陸主要物流貿易通道上西亞、阿拉伯、伊朗綠洲的的歷史,與天山各地綠洲極為相象。可以說亞歐大陸綠洲的發展與大商道關係密切。
文化與天山 同樣的情況在文化方面也可以看到。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乃至其後歷史時期,亞歐大陸各文明區域的不同文化成果幾乎都是通過天山完成交流的。就拿宗教來講,產生于南亞印度的佛教、產生於中亞的祆教(拜火教)與摩尼教以及從產生於歐洲從遙遠的西亞安納托利亞流傳過來的的基督教(景教),還有產生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回教)等,大多數時候也都是與商隊一起進入天山並影響到這一地區。當然,其中因貿易關係在進入該地區後被逐步接受或擴大影響。這樣的文化交流,即使古代新疆南部綠洲各國的文化開始豐富多彩,也使天山北部廣大草原地帶不斷形成大的遊牧社會集團。同一時間,文化傳播並未停下腳步,而是馬不停蹄地一直奔向東亞文明核心區——中國。反向也同樣如此,來自東方中國的文化和絲綢等諸多珍貴時尚高檔物品也源源不絕地經天山向西運送。
唐代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記》序言中記述:“贍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濕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制左衽斷發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四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辟其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概。玄奘所表現才出來的唐朝中國人的世界觀,極為精彩。把亞洲分為象主、人主、馬主和寶主四國。象主之國為南亞次大陸印度,人主之國為東亞中國,馬主之國為天山北部遊牧地帶,而寶國之地則指天山南北兩麓和其以西的綠洲區域。玄奘如此解釋寶主,“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清清楚楚地表現出中亞天山綠洲的亞歐大陸區域性仲介特性。
這樣的商貿活動,並不只限於中亞綠洲居民,草原遊牧人群也非常重視商貿。二者都與東亞中國、南亞印度、中亞各綠洲、伊朗高原、西亞兩河流域以及非洲、歐洲來往密切。雖然如此,天山並沒有隔絕山南山北的各種溝通來往。中國古代文獻中有大量關於塞種(斯基泰)、匈奴、突厥等遊牧人群和西域諸綠洲小國進行各類活動的情況。作為中亞兩種自然環境天然界線的天山山脈,對山北的遊牧民族來說起到了將其政治勢力推向東方和南方的作用,而對山南的綠洲民族來說則是通向東方、北方進行貿易的道路。
此外,天山山脈,還有一個不能等閒視之的作用。那就是引導草原遊牧人群流入綠洲,並使之轉變為綠洲農業居民的作用。從天山北部遷入綠洲地帶的遊牧人群會轉入定居的農耕生活,而隔著這座山脈遊牧的人群卻鮮有改變。天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裡都是綠洲與遊牧兩種社會生活形態的分界。
在天山山脈的庇護下,數千年來亞歐大陸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天山南北農耕、遊牧兩種社會生活形態的交互影響得以持續。實際上,亞歐大陸東西交往以及中亞南北往來都依賴於天山,它是古代亞歐大陸所有交通通道中最大也是重要的樞紐型“十字路口”。
(二)、中國文化的關鍵影響
“天山”名稱是何時出現、如何出現的?這是頗多爭論,卻沒有定論話題。巫新華認為是受到古代中國早期天命觀思想的深刻影響而出現,原因在於絲綢之路必經古代新疆。
中國古代哲學中把天當作神,天能致命於人,決定人類命數。“天命”說早在商代已流行,少說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流傳歷史。《小戴禮·表記篇》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從古器物發掘中所見到的甲骨卜辭,彝器銘文,“受命於天”刻辭的不只一次出現。如大盂鼎銘文:“……,王若曰: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這件鼎是西周早期的,推斷是康王時期。明確表達了天命觀。當然與天命觀關聯的還有早期中國的天地崇拜觀念。
與天命觀直接關聯的是天子,“天子”概念與名稱出現也很早。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中就已經出現天子名稱,如《靜鼎》“靜揚天子休”。西周中期青銅器銘文中多有天子名稱出現,如《師酉鼎》、《師望鼎》等,已經是常見名稱。說明天命觀就很早就是古代中國文化核心文化思想內容。
產生於古代中國的天命思想,在絲綢之路這樣的亞歐大陸全區域文化傳播交流吸收的歷史過程中,很早就影響到了西域。天命觀念的影響下,西域和北方草原地帶很早就出現了“天”崇拜觀念,《史記》、《漢書》等歷史文獻中記載的諸如“孤塗撐犁單于”(大天子)一類的名稱數量極多。天命觀思想深遠地影響了西域,並導致天山名稱的出現。
歷史視野中的早期天山 天山這個名稱,最早見於文字記載,是在《史記》卷110《匈奴列傳》: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返。《漢書》卷六《武帝紀》,把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定於天寒二年(西元前99年)夏五月。
最早是指東天山。《後漢書》卷二《明帝紀》永平十六年(西元73年)條目記載“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這裡所說都是現在的巴里坤、伊吾地界。也就是天山山脈的最東端。
天山還有別的名字。魏王泰《括地志》記載:“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曼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裡。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裡”;《隋書》卷84《西突厥傳》記載“(處羅可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東,保時羅曼山”;《舊唐書》卷四《地理志》伊州伊吾縣條目中有:“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裡,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羅曼山”;敦煌文書《沙洲伊州地志殘卷》伊州柔遠縣條目記載:“時羅曼山縣北四十裡。按《西域傳》,即天山。綿亙數千里”;此外,還有“祁連山”、“貪漢山”等名。
“析羅曼山、折羅曼山、時羅曼山、祁連山、貪漢山、騰格裡山”等天山之名都是音譯。均是古代阿勒泰語系諸語言“天”之詞“Tangri”,即天命觀中受命於天之天,是古代中國精髓文化在西域發生影響的具體表現與象徵。
爭奪天山 天山作為亞歐大陸中部最大和最重要的商貿物流通道,從人類文明東西方交流開始便成為各方勢力的爭奪目標。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控制了天山,其實就等於控制了絲綢之路這條亞歐貿易的最大商道。爭奪者主要是亞洲中部草原地帶的遊牧人群與東亞文明核心區域-中國的中原人群。
(三)、中國古代的西部絲綢之路
從天山通向本文論及的主要目標地區——中國西南地區,其實就是學界耳熟能詳的“河南道”。即從天山經河西走廊或柴達木盆地進入現今的甘南地區越過黃河,沿著橫斷山斷裂帶進入四川盆地和雲貴高原。
八、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年代大致為距今3500-3000年的康家石門子岩畫曾於春秋戰國時期傳播到四川西南部地區和雲貴一帶,並直接影響了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鹽源青銅枝形器的出現。而鹽源青銅枝形器則是中國西南地區漢魏時期風行一時的西王母主題青銅搖錢樹來源,天山康家石門子岩畫女神崇拜文化是這一文化交流現象的源頭。因而,天山康家石門子岩畫有可能是中國西王母文化的起源地。
科學發展的今天,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學術界主張的中國文明起源與神話提示文明起源的諸多內容居然在昆侖山、黃河河源、天山、西王母這個觀念上一致起來了。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上古時期有關昆侖與河源的神話傳說,都是由生活在中原地區的古人記載下來的,而這些神話傳說的中心卻不是以中原地區為主,而是以西北方向新疆地區的昆侖山、帕米爾高原、天山為主。而西王母最早產生於天山更是表明古代新疆之于中國文明發展壯大之歷史過程無比重要,隱寓了西域山河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等領域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
西王母起源於天山,天山得名於中國古代天命觀思想和自身作為絲綢之路亞歐大陸唯一陸路通道的重要地位。充分表明古代新疆不但不是區別於中國的異域,反而是核心文化產生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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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志國,《漢魏搖錢樹初步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
[4]何志國,《漢魏搖錢樹初步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1-4。
[1]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頁194-198。
[2]轉引自A.V.Williams Jackson,Zoroastrian Studies,P.258,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8。
[3] [伊朗]賈利爾·杜斯特哈赫選編,元文琪譯:《阿維斯塔——瑣羅亞斯德教聖書》,第453~459頁,商務印書館,2005年。
[4][美]瑪麗加·金芭塔斯著,蘇勇前、吳亞娟譯:《女神的語言》第288~28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經濟與管理出版分社,2016年3月。
[5]芮傳明、餘太山:《中西紋飾比較》,第2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5年11月。
[6] Guignaut,Les religions de L’antiquite,vol. IV,pt.one,P.4,Paris,1841.
[7]參見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頁194-198。
[1]呼圖壁縣文物局,《康家石門子岩畫初步考古調查報告》,覃大海、劉曉成、王多偉、高莉等調查執筆,待刊。
[2]瑪麗加·金芭塔絲(美),葉舒憲等譯,《活著的女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0-42.
[3] [美]瑪麗加·金芭塔斯著,葉舒憲等譯:《活著的女神》第40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2月。
[4]芮傳明、餘太山:《中西紋飾比較》,第23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5年11月。
[1]劉成、陳金寶、高莉,《淺談岩畫保護理論與實踐——以新疆呼圖壁康家石門子岩畫保護為例》,《中國岩畫》創刊號,2016年。
[2]劉成、陳金寶、高莉,《淺談岩畫保護理論與實踐——以新疆呼圖壁康家石門子岩畫保護為例》,《中國岩畫》創刊號,2016年,頁105-107。
編輯：小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