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宣子
這也是我和新儒學者爭論討論的一個地方。 這些新儒學者出於良好的願望， 希望恢復儒家的王道以及三綱五常的秩序。 我就跟他們說， 這些願望是不可能再次實現的。 ……這樣一來， 即使儒家學者和政府都去推動儒家主張， 但這些願望跟新的現實是完全不相容的。
最近幾年， 我對陳教授的思想動態多有關注， 而這篇訪談也體現他的一些治學特色：視野開闊， 方法嚴謹。 從宏觀角度對文明變遷的理解深刻， 而所提倡的量化歷史研究方法也有很強的科學性。 本次訪談的全文， 大家點擊“閱讀原文”可以看到，
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是規定秩序， 以非貨幣化的方式配置資源
儒家對中國社會有具體而實際的幫助， 比如應對災荒衝擊、穩定社會
儒家文化抑制了金融市場的發展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 儒學不可能復興
應該說， 這些觀點都持之有故， 然而， 標題中將儒學與現代市場對立起來的提法很容易引人誤解， 這首先強調了儒學中對現代市場形成的消極影響， 而且等於抹殺了儒學融入現代價值的可能性。
容我妄自揣度一下， 陳教授所提的“儒者”， 主要指的他所認識的幾位元“大陸新儒家”。 陳教授是經濟學家， 對於其他學科縱有宏觀的理解， 也難免有細節上的疏漏，
1、“詩書教化”不一定就反市場
“市場”與“貨幣”， 這兩個詞總是聯繫在一起， “價高者得”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 但是這個“價”本身不一定是貨幣化的。 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對市場的理解可能要比大多數學者寬泛， 他所提的是“自發秩序”與“強制秩序”之別。 陳志武老師說， 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是規定秩序， 以非貨幣化的方式配置資源。 這話不錯， 但是， 非貨幣化並不意味著一定反市場。
只要這種方式不存在暴力裹挾， 就不應視為其對市場具有消極作用， 而很可能是當時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解。 不過， 陳老師在文中特意指出，
一般而言， 一個社會如果不存在難以忍受的殘暴與不平等，
從經濟學角度， 亦不難發現儒家義理中有利於市場的例子。 記得我小時候， 市場還遠沒有現在發達， 城市的居民區經常會有周邊農民挑著擔子售賣水果蔬菜， 家裡的水果也多從此購得。 我母親的砍價功力相當了得， 還要使出裝作不買等等詐術， 我就覺得這樣很不好， 一個農村的老人家起早貪黑種地、走街串巷已經很辛苦了，
陳志武老師在訪談中也曾肯定：“儒家對中國社會有具體而實際的幫助， 比如應對災荒衝擊、穩定社會。 ”這可能也是統治者重視儒家的重要原因， 畢竟每當災荒來臨， 農民起義往往相伴而至， 有儒學維穩總是好的。
上面的結論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龔啟聖教授和他的學生馬馳騁的研究。他們在一篇論文中借助山東地區孔廟與烈女密度檢驗了儒家思想對降低農民起義頻次的作用（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這是一篇計量史學論文，這類研究最困難的就是對內生因素的區分排除，但該文的穩健性檢驗做得非常不錯，其結論還是很有可信度的：“儒學的傳播降低了因經濟衝擊帶來的農民暴動頻次。”考慮到中國歷史週期中每次盛衰交替、改朝換代中多伴隨著極其酷烈的內戰與人口損失，這樣的功效值得肯定。
2、自發秩序存在潛在效率
陳志武老師曾經多次提倡現代化的養老方式，摒棄傳統的“養兒防老”；另外一位我比較熟悉的學者馮學榮老師則多次撰文呼籲要用錢找銀行，反對和親友借錢（如果您對這兩種主張不瞭解，可以直接百度作者名字+關鍵字）。這兩種主張的理由都是一致的：“養兒防老”和“向親友借錢”都是宗族社會時期採用的低端金融方式，應當摒棄。
這兩種觀點，我本人都贊同。成人後，我既不會有“養兒防老”的觀念，也從來沒有向親友借過錢。但問題是，我身處一線城市，社會關係網也不依賴於血緣。不要忘記，快速發展中的中國，一線城市與基層是兩個世界。從北京往西走到太行山邊，很多村落還處於極為落後的狀態。古人“養兒防老”，找親友借錢，並非是一種愚蠢的選擇，而是他們所面臨的現實約束條件決定了，這樣做是最效率的，其中的成本與收益，也很難直觀地用數字來量化；時至今日，很多落後地區的人面臨的仍然是這種狀況。也就是說不同的人會面臨不同的難以量化的成本抉擇，不能一概而論說“養兒防老”和“找親友借錢”都是效率低或不道德的。
當然，考慮到現實是中國很多地方已經具備了以現代金融方式解決問題的條件，但思想仍然停留在宗族社會，而陳老師與馮老師的上述觀點傳播甚廣，對於推動觀念變革仍然是十分積極的。
自發秩序中，有很多讓人難以理解的現象背後往往隱藏著潛在的合理因素，而不能一味責備古人不懂金融，事實上，他們的解決辦法反而往往是最高效的。不少學者在寫經濟史時很欣賞王安石，認為其具備一些現代金融意識，並惋惜王安石變法失敗了。但即便王安石確實具備了現代金融意識，推行起來就一定有利當時經濟嗎？古今環境迥異，面臨的約束條件大不一樣，搞金融大躍進必然失敗。以青苗法為例，貌似很有現代意識，國家放貸，抑制民間高利貸，盤活資本，但實踐下來搞得一團糟。不考慮當時情境而引入貌似高級的金融方式無異於揠苗助長，最終只會勞民傷財。
3、對立的不是“國學”與“西學”，需要警惕的是打著儒家旗號的政治投機
陳志武老師文中的“大陸新儒者”確實值得批判，他們最大的錯誤在於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推動儒學復興。儒學要想復興，最大的價值來自于其符合自發秩序理論解釋的部分，而萬不能沾染任何民族主義的成分，妄圖與虎謀皮，借助政府的青睞承續政統。
這次一些“儒者”齊聚四川，要求設立儒學一級學科，一位代表的發言很能看出一些問題：
舒大剛指出，黨中央對這方面也看得很清楚。尤其是習總書記，十八大以來特別強調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屢次在重要場合提倡傳統文化。
最後，中國歷史上就有儒教傳統，安頓全民信仰。而今信仰空間真空，西方某些信仰乘虛而入，把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中國文化變成了西方文化。出於重建民族精神家園的需要，也應提倡儒學。
這段話表達了兩層含義：1. 儒學和西學是對立的，西學搶了儒學的地盤；2.我們希望和當局合作，作為恢復自信、驅逐西學的馬前卒。
如此陰險、狹隘、淺薄的話都能說出口，竟然好意思厚顏無恥地自稱“儒者”！
一種學問的對與錯，不在於其來自什麼地區，將“國學”與“西學”對立是錯誤的，不管儒學還是西學，都不是只針對特定國家的學問，而是追求一般的道理。孔子的“仁”，顯然不是只說給魯國人聽的。洛克的三權分立，也不是只說給英國人聽的。
我無法相信，一幫真儒者，會因為高級領導人造訪孔廟、作出“重要批示”而彈冠相慶，更不要指望這幫人去踐行“從道不從君”。借助政治上位，乃至迫害驅逐所謂的“西方思想”，本身就是對儒學的背叛。學問若以此劃分，那儒學何不改名叫“魯學”？以近現代才出現的民族主義情懷去遊說當局尊孔抑外，何其荒唐。儒家提倡邦有道則仕，然這幫人卻已經到了不問是非，為了上位主動要求做爪牙鷹犬的地步。
可悲的是，這樣的“儒者”在大陸登堂入室，導致不少人因此對儒學進行了一概的否定，認為其就是純粹的為帝王服務的奴役之學。事實上，一些學貫中西，如試圖打通康得哲學的牟宗三一類儒者和當下“大陸新儒家”是迥異的，他們一直在試圖在尊重理性的前提下將儒學融入現代價值，這樣的宗教改革式的嘗試方向無疑是值得肯定的，雖然實現復興的可能並不是很大，但真正重要的是自由，人權等現代文明體系下的價值觀與相應的市場經濟體制構建，不管它批的是儒學，還是基督教的外衣，況且改革儒學似乎也並不比改革基督教困難很多。若天下儒者都如這般，自然不會成為市場與文明的敵人。
4、不應排除儒學融入現代價值的可能
最後我想把陳志武老師文中的那句“這次儒家不會戰勝市場”做一個補充，“妄圖借民族主義上位的偽儒家不會戰勝市場”。但對於真正致力於融匯中西，尊重科學、理性的真儒者，我們還應保持一份尊敬，即便復興希望渺茫，但不應排除儒學融入現代價值的可能。有這樣的儒者在，道統就在。
相反，當下所謂的“國學熱”是很值得懷疑的，更不應看作是儒學的復興。尤其是當政府出手，干預提攜，真正的學者首先應該警惕淪為附庸的可能，而不是忙著彈冠相慶。而現在這波“國學熱”盛行的是什麼？組織孩童去背《弟子規》之類的偽經典去討家長、領導歡心；一些“儒者”對高級領導視察孔廟作出“重要批示”熱淚盈眶、彈冠相慶；各種培訓、講座，借著“國學”的殼，做一些心靈雞湯、成功勵志式的解讀麻醉聽眾。如此“復興”，有不如無。
總之，儒學的復興，或成或敗，難以預料，但牟宗三、唐君毅等儒者的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為儒學乃至傳統文化融入現代價值提供了可能，即便最終失敗，也仍然值得尊敬、惋惜。但假如有人憑藉民族主義旗號遊說當局，借助政府力量“復興儒學”，這才是對儒學的最大破壞。雖然不少人都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人們在現代化的高樓大廈裡讀論語、誦詩書，但顯然這種景象不應出自當局的愛好。
上面的結論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龔啟聖教授和他的學生馬馳騁的研究。他們在一篇論文中借助山東地區孔廟與烈女密度檢驗了儒家思想對降低農民起義頻次的作用（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這是一篇計量史學論文，這類研究最困難的就是對內生因素的區分排除，但該文的穩健性檢驗做得非常不錯，其結論還是很有可信度的：“儒學的傳播降低了因經濟衝擊帶來的農民暴動頻次。”考慮到中國歷史週期中每次盛衰交替、改朝換代中多伴隨著極其酷烈的內戰與人口損失，這樣的功效值得肯定。
2、自發秩序存在潛在效率
陳志武老師曾經多次提倡現代化的養老方式，摒棄傳統的“養兒防老”；另外一位我比較熟悉的學者馮學榮老師則多次撰文呼籲要用錢找銀行，反對和親友借錢（如果您對這兩種主張不瞭解，可以直接百度作者名字+關鍵字）。這兩種主張的理由都是一致的：“養兒防老”和“向親友借錢”都是宗族社會時期採用的低端金融方式，應當摒棄。
這兩種觀點，我本人都贊同。成人後，我既不會有“養兒防老”的觀念，也從來沒有向親友借過錢。但問題是，我身處一線城市，社會關係網也不依賴於血緣。不要忘記，快速發展中的中國，一線城市與基層是兩個世界。從北京往西走到太行山邊，很多村落還處於極為落後的狀態。古人“養兒防老”，找親友借錢，並非是一種愚蠢的選擇，而是他們所面臨的現實約束條件決定了，這樣做是最效率的，其中的成本與收益，也很難直觀地用數字來量化；時至今日，很多落後地區的人面臨的仍然是這種狀況。也就是說不同的人會面臨不同的難以量化的成本抉擇，不能一概而論說“養兒防老”和“找親友借錢”都是效率低或不道德的。
當然，考慮到現實是中國很多地方已經具備了以現代金融方式解決問題的條件，但思想仍然停留在宗族社會，而陳老師與馮老師的上述觀點傳播甚廣，對於推動觀念變革仍然是十分積極的。
自發秩序中，有很多讓人難以理解的現象背後往往隱藏著潛在的合理因素，而不能一味責備古人不懂金融，事實上，他們的解決辦法反而往往是最高效的。不少學者在寫經濟史時很欣賞王安石，認為其具備一些現代金融意識，並惋惜王安石變法失敗了。但即便王安石確實具備了現代金融意識，推行起來就一定有利當時經濟嗎？古今環境迥異，面臨的約束條件大不一樣，搞金融大躍進必然失敗。以青苗法為例，貌似很有現代意識，國家放貸，抑制民間高利貸，盤活資本，但實踐下來搞得一團糟。不考慮當時情境而引入貌似高級的金融方式無異於揠苗助長，最終只會勞民傷財。
3、對立的不是“國學”與“西學”，需要警惕的是打著儒家旗號的政治投機
陳志武老師文中的“大陸新儒者”確實值得批判，他們最大的錯誤在於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推動儒學復興。儒學要想復興，最大的價值來自于其符合自發秩序理論解釋的部分，而萬不能沾染任何民族主義的成分，妄圖與虎謀皮，借助政府的青睞承續政統。
這次一些“儒者”齊聚四川，要求設立儒學一級學科，一位代表的發言很能看出一些問題：
舒大剛指出，黨中央對這方面也看得很清楚。尤其是習總書記，十八大以來特別強調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屢次在重要場合提倡傳統文化。
最後，中國歷史上就有儒教傳統，安頓全民信仰。而今信仰空間真空，西方某些信仰乘虛而入，把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中國文化變成了西方文化。出於重建民族精神家園的需要，也應提倡儒學。
這段話表達了兩層含義：1. 儒學和西學是對立的，西學搶了儒學的地盤；2.我們希望和當局合作，作為恢復自信、驅逐西學的馬前卒。
如此陰險、狹隘、淺薄的話都能說出口，竟然好意思厚顏無恥地自稱“儒者”！
一種學問的對與錯，不在於其來自什麼地區，將“國學”與“西學”對立是錯誤的，不管儒學還是西學，都不是只針對特定國家的學問，而是追求一般的道理。孔子的“仁”，顯然不是只說給魯國人聽的。洛克的三權分立，也不是只說給英國人聽的。
我無法相信，一幫真儒者，會因為高級領導人造訪孔廟、作出“重要批示”而彈冠相慶，更不要指望這幫人去踐行“從道不從君”。借助政治上位，乃至迫害驅逐所謂的“西方思想”，本身就是對儒學的背叛。學問若以此劃分，那儒學何不改名叫“魯學”？以近現代才出現的民族主義情懷去遊說當局尊孔抑外，何其荒唐。儒家提倡邦有道則仕，然這幫人卻已經到了不問是非，為了上位主動要求做爪牙鷹犬的地步。
可悲的是，這樣的“儒者”在大陸登堂入室，導致不少人因此對儒學進行了一概的否定，認為其就是純粹的為帝王服務的奴役之學。事實上，一些學貫中西，如試圖打通康得哲學的牟宗三一類儒者和當下“大陸新儒家”是迥異的，他們一直在試圖在尊重理性的前提下將儒學融入現代價值，這樣的宗教改革式的嘗試方向無疑是值得肯定的，雖然實現復興的可能並不是很大，但真正重要的是自由，人權等現代文明體系下的價值觀與相應的市場經濟體制構建，不管它批的是儒學，還是基督教的外衣，況且改革儒學似乎也並不比改革基督教困難很多。若天下儒者都如這般，自然不會成為市場與文明的敵人。
4、不應排除儒學融入現代價值的可能
最後我想把陳志武老師文中的那句“這次儒家不會戰勝市場”做一個補充，“妄圖借民族主義上位的偽儒家不會戰勝市場”。但對於真正致力於融匯中西，尊重科學、理性的真儒者，我們還應保持一份尊敬，即便復興希望渺茫，但不應排除儒學融入現代價值的可能。有這樣的儒者在，道統就在。
相反，當下所謂的“國學熱”是很值得懷疑的，更不應看作是儒學的復興。尤其是當政府出手，干預提攜，真正的學者首先應該警惕淪為附庸的可能，而不是忙著彈冠相慶。而現在這波“國學熱”盛行的是什麼？組織孩童去背《弟子規》之類的偽經典去討家長、領導歡心；一些“儒者”對高級領導視察孔廟作出“重要批示”熱淚盈眶、彈冠相慶；各種培訓、講座，借著“國學”的殼，做一些心靈雞湯、成功勵志式的解讀麻醉聽眾。如此“復興”，有不如無。
總之，儒學的復興，或成或敗，難以預料，但牟宗三、唐君毅等儒者的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為儒學乃至傳統文化融入現代價值提供了可能，即便最終失敗，也仍然值得尊敬、惋惜。但假如有人憑藉民族主義旗號遊說當局，借助政府力量“復興儒學”，這才是對儒學的最大破壞。雖然不少人都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人們在現代化的高樓大廈裡讀論語、誦詩書，但顯然這種景象不應出自當局的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