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論尊碑曰：“今日欲尊帖學， 則翻之已壞， 不得不尊碑。 欲尚唐碑， 則磨之已壞， 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尊之者非以其古也， 筆劃完好， 精神流露， 易於臨摹， 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 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 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 四也；筆法舒長刻入， 雄奇角出， 迎接不暇， 實為唐宋之所無有， 五也。 有是五者， 不亦宜於尊乎？”
自康有為“尊魏卑唐”論一出， 後人關於碑學帖學優劣之論爭， 雖綿延百餘年， 然皆有曲解康、包之本意也， 以絕對的二元對立思維強分優劣， 實際陷入一種階級鬥爭學說的怪圈，
一部書法史， 當是一部書體演變史， 然若津津於隸變、楷化、草化之概念， 則仍陷於書體之糾葛也， 去書法本質遠矣。 既然隸書， 又如何變化？既然言變化， 又何必糾纏於隸書之概念？篆隸書概念的產生， 源於漢代古文經學， 用康有為的話來說， 是漢代古文經學家劉歆偽造的概念。 當然， 若全依康氏之言，
碑學被認為是康有為一大理論貢獻， 且康有為尊碑幾已成後世學界一大共識。 然後世對康有為誤讀太多， 康有為尊碑為實， 然言其抑帖則決不屬實。 康氏推崇王羲之和帖學不下於尊碑。 如《廣藝舟雙楫》本漢篇中曾言“右軍惟善學古人， 而變其面目， 後世師右軍面目而失其神理， 楊少師變右軍面目而神理自得， 蓋以分作草， 故能奇宕也。 ”康有為這句話說得十分明確， 他之推崇王右軍， 乃因其師古法而又變古法， 此古法即指漢人法。 也就是說， 康有為並未貶低帖學， 貶低王羲之， 但其推崇王羲之， 乃在於推崇王羲之之所學所師之跡，
我們再看看王右軍自己的言說：“予少學衛夫人書， 將謂大能。 及渡江， 北遊名山， 見李斯、曹喜等書， 又之許下， 見鍾繇、梁鵠書， 又之洛下， 見蔡邕《石經》三體， 又于從兄處見張昶《華嶽碑》， 遂改本師， 於眾碑學習焉。 ”
王羲之所學， 絕不是平地起風雷， 而恰恰是以漢人為師， 李斯、曹喜、蔡邕、張芝、鍾繇、梁鵠等， 篆籀、漢隸、分書、真書、章草都是他取法的物件， 故王羲之書也絕不僅僅是一個帖學的概念所能囊括的，
其實， 魏晉之際， 豈止北碑師法漢人跡， 南朝諸碑， 皆莫不有漢分筆意！若《穀朗》、《爨寶子》、《爨龍顏》、《吊比干文》等， 皆莫不有分書意， 此碑耶？帖耶？故後世強以碑帖分界， 並言其用筆之別， 實人為割裂二者之有機整體， 碑帖用筆非有大別， 實碑之筆近於真， 帖之筆近於行草， 故碑帖本無別， 實真書與行草之別也。
然真書與行草果有別乎？曰， 有別又無別。 若言有別， 實書體進化之別， 此有別， 實又無別也， 真書與行草皆由漢分進化而來， 故其有體態之別， 但其跡則同根，
所以， 康有為也同樣推崇顏真卿， 而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康“尊魏卑唐”， 這只是其字面意思， 而非其原意。 康氏獨尊顏平原， 原因就在於， 顏平原《裴將軍碑》用筆之妙， 即在於於行草之中融入漢分筆意， 故得其殊理異態， 此顏平原變化之妙造也！
康有為說：“右軍所采之博， 所師之古如此。 今人未嘗師右軍之所師， 豈能步趨右軍也？”誠哉斯言！今之津津於右軍者， 豈非康氏所言之書奴乎？
（圖文轉載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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