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德：幻覺的形成》一書封面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8月19日發表喬治·普羅赫尼克《佛洛德持久影響力的奇特之謎》的文章稱， 著名文學批評家兼佛洛德的長期審查員弗雷德里克·克魯斯以一個重要問題開始他的新著：“如果佛洛德的事業及其影響已經得到充分認識，
文章稱， 醫學權威們普遍認識到精神分析學實驗框架的缺陷及其對過時生物模型的依賴。 美國主流心理學研究者幾十年前就已經改弦易轍。
然而， 令人不解的是， 克魯斯寫道， 佛洛德“註定將作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聖賢為我們所記憶”。 他聲稱， 當代學者和評論家對佛洛德的關注與莎士比亞和耶穌比肩。 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謎題：佛洛德保有與史上最偉大劇作家和上帝之子同樣分量的文化資本，
他創造“一場國際個人崇拜”？
克魯斯說得不錯， 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 但他寫的書卻無關這個內容。 《佛洛德：幻覺的形成》聚焦佛洛德本人：具體來說就是一個理想遠大、喜歡沉思、師從天才導師的年輕科學家如何因為“狂亂的直覺”失去客觀態度、掩蓋錯誤並創造了“一場國際個人崇拜”。 從實踐角度， 這化作一部700多頁的著作， 講述佛洛德如何毀掉實驗並且苛待愛人、朋友、老師、同事、患者而最終欺騙全人類。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說謊者、騙子、亂倫的猥褻兒童者、恨女者、拜金者、抄襲慣犯以及全方位的可怕瘋子。
克魯斯對佛洛德1884年至1900年犯下的種種錯誤的整合敘述是有價值的。 這些材料之前幾乎都有人作過敘述， 但從未集成一部著作， 而且克魯斯使某些內容的細緻性提升到新的高度。 他以大量篇幅審視了佛洛德如何接受可卡因作為局部麻醉劑的效果， 這一錯誤因為他給某家製藥公司收費代言變得更為嚴重。 克魯斯還講述了佛洛德師從法國著名神經病學家讓-馬丁·沙可的故事， 後者被稱作“神經病學界的拿破崙”， 他有關歇斯底里症的理論（主要通過從科學角度令人懷疑的基於催眠開展的研究）深深影響了佛洛德如何理解這種在精神分析學歷史上佔據重要地位的綜合征。 我們讀到大量的重述，
如果克魯斯以他認為佛洛德身上如此缺乏的客觀態度來呈現自己的故事， 這種集成的效果可能會更好。 我們一會兒讀到“佛洛德的愚蠢再上新高度”；一會兒讀到“佛洛德任性的盲目達到頂峰”；一會兒又讀到佛洛德如何沉溺於“對虛假權力的渴望”， 並表現出“狂妄的自欺欺人”。
他結束了人們因欲而生的孤獨
克魯斯指責佛洛德對一般的心理狀況、尤其是性興奮採取過於機械的看法， 斷言佛洛德的種種成見使他無法理解“積極的性體驗， 其作用不僅在於生理分泌、器官震顫和排出體液， 而涉及人的全身心， 他們對尊重的需求在這種相遇中得以滿足”。
這種有選擇地把人類理想化觸及一個更深的問題。 克魯斯如此投入地要否定佛洛德在任何與心理分析相關理論的首要地位， 同時針對如此大規模的研究卻只提供了極少的社會歷史背景， 以至於讀著他的敘述你很容易想像人類對性和心理的認識原本發展得好好的， 直到佛洛德出現並且把大家拋入他病態執念構成的可怕地牢。 斯特凡·茨威格對佛洛德之前的維也納性生活的描述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對跟身體或自然有關的一切事物的恐懼主宰著整個民族，從最頂層到最底層都染上狂暴的神經症”，茨威格在自傳裡寫道。年輕女性“被家族牢牢控制，囚禁在密不透風的環境裡，身體和頭腦的自由發育都受到阻礙。年輕男子被迫掩飾和沉默，屈服於一種從根本上說無人相信也無人遵守的道德”。當時的觀察者指出，這種社會模式的殘酷在大西洋彼岸產生同樣的毒害：新英格蘭的禮教習俗戕害女性，並以病態的方式讓男性陷入困惑。
佛洛德指出，性欲是一種普遍的欲望，有無窮無盡的獨特目標，取決於個體的經驗和記憶，他因此不僅使人們有可能把女性欲望看作與男性欲望同樣強大或正當的東西，而且把性傾向的各種表現統一到一個連續共同體：就這一點而言，他的貢獻無可比肩。佛洛德以此明確表達了根本的理論前提，那些把不同的性欲歸結為遺傳退化或可恥變態的專家因此不再能施加那麼大的影響力。他的研究也使很多人不再因為自己最深埋的欲望和恐懼感到如此孤獨和病態。
我們的精神世界仍然模糊不清
克魯斯提出，佛洛德的很多理論在前人的研究中都有所預示。但是，哪個徹底改變規則的人物又不是如此呢？我們精神世界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模糊不清，甚至仍然不可思議；留心這些深層世界對我們的自我表像、我們的行為、語言、夢幻有什麼影響可以使我們獲益；我們有時會沉迷于自己兒時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甚至成年後再度扮演這些角色；我們的性傾向或許如同我們的情感和個體經歷一樣模糊多面——這些核心看法都要感謝佛洛德的著作。佛洛德既然已經事實上從身心健康診所被驅逐出去，我們就變得不那麼神經質了嗎？這個有害的“幻覺”不復存在，再加上各種可靠的精神藥劑和基於實驗的認知治療技術，我們就可以聲稱朝著比精神分析盛行時期生活的祖先更理性的精神狀態前進了嗎？事實上，面對一位常常似乎完全聽憑潛意識深處行事的總司令，多讀而不是少讀一點佛洛德或許對我們大家更有益。
“對跟身體或自然有關的一切事物的恐懼主宰著整個民族，從最頂層到最底層都染上狂暴的神經症”，茨威格在自傳裡寫道。年輕女性“被家族牢牢控制，囚禁在密不透風的環境裡，身體和頭腦的自由發育都受到阻礙。年輕男子被迫掩飾和沉默，屈服於一種從根本上說無人相信也無人遵守的道德”。當時的觀察者指出，這種社會模式的殘酷在大西洋彼岸產生同樣的毒害：新英格蘭的禮教習俗戕害女性，並以病態的方式讓男性陷入困惑。佛洛德指出，性欲是一種普遍的欲望，有無窮無盡的獨特目標，取決於個體的經驗和記憶，他因此不僅使人們有可能把女性欲望看作與男性欲望同樣強大或正當的東西，而且把性傾向的各種表現統一到一個連續共同體：就這一點而言，他的貢獻無可比肩。佛洛德以此明確表達了根本的理論前提，那些把不同的性欲歸結為遺傳退化或可恥變態的專家因此不再能施加那麼大的影響力。他的研究也使很多人不再因為自己最深埋的欲望和恐懼感到如此孤獨和病態。
我們的精神世界仍然模糊不清
克魯斯提出，佛洛德的很多理論在前人的研究中都有所預示。但是，哪個徹底改變規則的人物又不是如此呢？我們精神世界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模糊不清，甚至仍然不可思議；留心這些深層世界對我們的自我表像、我們的行為、語言、夢幻有什麼影響可以使我們獲益；我們有時會沉迷于自己兒時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甚至成年後再度扮演這些角色；我們的性傾向或許如同我們的情感和個體經歷一樣模糊多面——這些核心看法都要感謝佛洛德的著作。佛洛德既然已經事實上從身心健康診所被驅逐出去，我們就變得不那麼神經質了嗎？這個有害的“幻覺”不復存在，再加上各種可靠的精神藥劑和基於實驗的認知治療技術，我們就可以聲稱朝著比精神分析盛行時期生活的祖先更理性的精神狀態前進了嗎？事實上，面對一位常常似乎完全聽憑潛意識深處行事的總司令，多讀而不是少讀一點佛洛德或許對我們大家更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