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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金融“第一黑幫”:百位歸國精英,圈下金融半壁江山

文 | 零和

在互聯網金融圈, 有一個神秘派系。

他們要麼在巨頭公司身兼要職, 要麼自己創業打天下, 還有一些, 成為傳統金融機構創新部門的核心高層。

派系被稱為“第一黑幫”, 因為成員都是從Capital One(美國第一資本投資國際集團)歸國的精英。

他們大多智商極高、溝通能力極強, 而這個幫派圖騰般的烙印, 就是對資料和邏輯“宗教般的信仰”。

兩年時間內, “第一黑幫”如何奪下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半壁江山?

01半壁江山

近兩年, 中國信貸市場覺醒, 消費金融強勢崛起, 成為互聯網金融中勢頭最猛的主力軍。

而“第一黑幫”的滲透, 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上百位Capital One精英陸續歸國, 經過兩三年的滲透, 圈下互聯網金融半壁江山, 很多巨頭公司風控、產品等核心部門, 都被“第一黑幫”把控。

他們進入巨頭公司, 如螞蟻金服網商銀行風險的負責人余泉、百度的副總裁黃爽;

他們也在互聯網金融領跑者中擔任風控要職,

如小米金融信貸業務負責人陳曦, 宜人貸原CRO潘奕婷、拍拍貸COO章峰、陸金所原副總經理姚志平等;

還有一批, 成為創業者, 很多公司的估值已高達幾十億, 如融360的創始人葉大清、挖財總裁顧晨煒、量化派的創始人周灝、明特量化CEO李英浩、讀秒CEO周靜。

甚至有人說, “第一黑幫”已握住了金融科技的命門和金鑰。

△ “第一黑幫”50人精英團

而“第一黑幫”成員的身價, 也在水漲船高。

獵頭Lisa, 最近大半年的時間都在美國。

她在Capital One的總部, 維吉尼亞州的麥克利恩長期駐紮、蹲點。

她的工作, 就是每天約Capital One裡面從業6年以上的華人吃飯、喝咖啡、聊天。

“國內的很多互聯網金融公司, 都點名要Capital One的人, 開價一個比一個高”, Lisa稱, 對於經驗豐富能擔任CRO的人, 目前價格已開到年薪200萬到400萬, 另外, 還分幹股。

一個人曾在Capital One做了一個月實習生, 回國後成為某金融公司的首席風險官, 結果公司估值生生漲了一個億。

“第一黑幫”在國內的勢頭驚人, 不論是公司, 還是投資人, 對貼上Capital One標籤的人, 都充滿了狂熱。

剛開始, Lisa也覺得這種追求有些“迷信和誇大”, 但等她仔細研究過Capital One的發展歷程後, 才參透背後的邏輯。

在全球的消費金融發展史上, Capital One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角之一。

時光回到1988年, 創始人理查·費班克覺得自己太過超前了。

他提出了“資料驅動一切”的理念, 而此時的信用卡業務, 依然用著“經驗評分模型”。

理查遭遇的, 都是不屑和質疑。

只有維吉尼亞州的一家地區銀行Signet, 下面的信用卡部門, 決定冒險一試。

誰也沒有想到, 這個小小的部門, 將成長得枝繁葉茂、勢不可擋, 一路過關斬將, 沿途出現的幾十位競爭對手, 要麼被它斬落馬下, 要麼被它直接收購。

如今的Capital One, 在世界500 強公司中排名112 位, 員工人數47300, 資產規模超過3000億美金, 成為全美第二的消費金融公司。

這段傳奇的進擊之路, 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的消費金融經典案例。

從1998年到2003年監管危機到來之前這6年, Capital One飛速擴張, 並推出了一系列創新產品, 被認為是最有活力的“黃金六年”。

而經歷過這6年時間的Capital One華人, 正在成為“第一黑幫”的中堅力量。

我們追尋這一批人, 去尋找Capital One和“第一黑幫”背後強大的基因金鑰……

02精英天堂

至今李英浩都還記得,出了機場發現一輛“加長林肯”在等待的場景。

包往返機票,包賓館住宿,甚至豪車接送,對於還只是一位研二學生的他來說,顯得太過隆重了。

2000年,正在佐治亞大學就讀應用經濟學的李英浩,通過了Capital One校招前的兩輪筆試,並飛往總部,參加正式面試。

等待他的,還有幾輪惡戰。

上午,現場幾十個人進行持續3個小時的筆試。

“題目很有意思,有點類似奧數題目,但更偏數理邏輯”,李英浩回憶,最有趣的是,還有性格測試題,比如,如果你的團隊中有兩個人反對你,你該怎樣辦?

下午場的面試,幾十個人就只剩下幾個人,面試官拿著一套案例題,讓李英浩當著面解答。

他並沒有在規定時間內做完,甚至最終答案也是錯誤的,“其實面試官並不在乎答案,只是想看你思考的過程,推導答案的方式”。

現在已是百度金融副總裁的黃爽,依然記得當時的場景,面試官不停“誘惑”她,試圖讓她把答案畫成“圖表”。

一天的車輪戰面試,最終能夠留下來的,可能不到5%。

而對於1996年更早進入的顧晨煒來說,嚴苛而有趣的面試流程,甚至是他選擇留在Capital One的直接原因。

當時的他,手上已拿了微軟和投行的offer,Capital One的面試,不過只是體驗而已。

“考試就像闖關遊戲,充滿了智力挑戰”,顧晨煒說,早期,Capital One的面試更為嚴苛,他前前後後經歷了17場面試,飛往總部三次。

最後一次面試,出題人是創始人理查,做完以後,顧晨煒就趴在桌上開始睡覺。

理查略顯不悅,當他知道顧晨煒已把題做完之後,頗為驚訝,本來20分鐘的面試,他們聊了40多分鐘。

第二輪面試,是Capital One的聯合創始人,理查當著他的面說:“無論你怎麼看,這個人,我肯定要”。

正是這一幕,讓顧晨煒放棄了微軟和投行,義無反顧地來到這個公司,“它給了我某種期待,感覺在這裡,有無窮的機會和可能性”。

“你進入這家公司後,很快就會發現,身邊的人如此相似”,李英浩身邊的同事,就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他們幾乎具有完全相似的特質:陽光開朗、智商極高、溝通能力極強。

而在經歷上,這群人也有共同點,他們曾遭遇挫折,並迅速站起來。

“每一個人都特別好溝通,大家特別聰明,是同類人,如果你跟不上大家,你就會自慚形穢,而選擇離開”,黃爽稱。

仿佛是一個漏斗,Capital One刻意搭建出一個精英天堂。

而這套精密招聘系統的形成,全部來源於他們多年用人資料的沉澱。

“他們會給人貼標籤,再根據表現,決定這個標籤的權重和配比”,黃爽稱。

比如,哈佛畢業的員工,如果他們表現不盡人意,那麼“哈佛”的標籤權重會降低。

Capital One這種對於資料近乎神明的崇拜,一度讓陳曦難以理解。

有一次,陳曦的部門要招一個管理者,看簡歷,已完全匹配,但招聘部門還是要求考試,“HR在公司特別強勢”。

黃爽稱:“就連招個COO,都需要考試。”

不論出身,不論國籍,不看過往簡歷,只看你的資質和潛力——就是一個英雄不論出處的地方。

Capital One甚至每年會從印度本土一線的印度理工學院,挑選最優秀的畢業生。

除了招聘外,任何職位的升遷,當事人也要經歷考試,且分數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在多個場合中,理查不無驕傲地都說過一句話:“拿我們公司前10%的人和別的公司來比,可能沒什麼了不起;但如果拿前80%的人來比,那簡直高出好幾個檔次。”

理查將這麼一群獨特氣質的人聚集起來,組成了Capital One早期的精悍部隊。

在他看來,具有這些特質的人,適合去掀起一場“資料驅動”的革命。

結果論證,正是如此。

03資料崇拜

在Capital One,“資料驅動”貫穿了所有的毛細血管,不論是人員招聘,還是組織架構。

而所有產品的推出,更是將“資料說話”,推到了極致。

當時剛畢業不久就加入Capital One的周靜,也被公司內部系統所震懾——整個公司,就如巨大的創新機器,每一個小部門,就相當於是內部創業的小團隊。

“只要你有idea,且有資料論證可行,就可拉動全公司的資源和人力,開始推進”,周靜稱。

而基於資料的測試和學習(test and learn),是Capital One這個創新機器內部,轟隆作響的發動機和心臟。

“我們幾乎每個月就將全美國人的資料,刷一遍,去找潛在客戶,開發新產品,或反覆運算原有產品”,黃爽稱。

上一個新的產品之前,Capital One會將同一個客群,分為數百組,針對不同組的客戶,行銷不同價的產品,來測試接受度、壞賬率以及利潤,從而選出最優方案。

就如在一片土地上,撒下不同的種子,等待發芽開花,並挑出最優品種。

“每天,Capital One都有上千,甚至上萬組這樣的測試在進行”,曾在Capital One擔任統計部資深總監的劉志軍稱。

測試的細節,細到什麼程度?

“你發信的時候,是粉紅色的信封還是粉藍色的信封,給客戶的郵件,是需要簽字還是不要簽字等等,都要去測試,看回饋的資料來決策”,周靜稱。

一旦產品被資料反復驗證後,就進入“審判”階段。

在一個偌大的會議中,台下坐著Capital One整個公司的業務負責人,“你要像律師一樣上臺,用事實和雄辯去征服他們”,黃爽將其稱之為“上庭”。

這個過程讓黃爽感覺無比刺激,同時緊張萬分,“你的產品要有漏洞,在臺上會被問死”。

一旦通過了“審判”,公司這個創新機器就會全力發動,調配所有資源,唯你所用,推動你的產品。

這簡直是一場場的智力賽跑。

“2003年之前的Capital One,不像一個金融公司,更像一個互聯網公司”,黃爽稱,公司就如大學校園,大家都不修邊幅,明顯的“學術校園風”。

“當時,公司最愛提的口號是reach for the star(仰望星空),不斷追求,不斷超越,身邊環繞的青年才俊們,挺吃這一套”,黃爽也曾被這句話,攪動得熱血沸騰。

“你失敗了,沒有關係,公司可以為你的失誤買單,不需要接受懲罰”,陳曦稱,但你要承受無法“仰望星空”的壓抑和自責。

“好幾個月不開張,你會很緊張”,黃爽稱,你會害怕“穿西裝”。

只要業績表現好,在Capital One你就會有一項特權,你可以隨意穿便裝,那些天天穿著夾腳拖鞋、大褲衩的人,仿佛帶著滿身勳章,說明他們業績斐然。

但如果你天天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就有點讓人抬不起頭了”。

在這裡,激情四射的競爭文化,澆灌著每個年輕人的心;而對試錯的包容,讓他們肆意成長。

幾乎每一個人,都被那段激情歲月刻下“烙印”,並將伴隨一身。

而正是靠著這群人的反複試錯,Capital One誕生了非常多的創新產品,比如信用卡返點——任何消費的刷卡,都有2%的返點。

“每單刷卡都返點,怎麼可能賺錢?當時所有的銀行都想不明白,因為刷卡的手續費都比2%要高”,劉志軍稱。

但Capital One怎麼可能做賠本買賣?

“其實是可以掙錢的,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會當月還清,有一部分會因為還不上而產生利息”,劉志軍稱,Capital One通過大量資料測試,計算出其中“還不上人”的概率,從而設計出這款產品。

“在Capital One,對資料,是如宗教般的信仰,根深蒂固到每一個細節,每一條毛細血管”,李英浩稱,這是Capital One遙遙領先的基因金鑰,也是其一次次躲過危機的潛在原因。

創業就如最危險的棋局,每一個棋子都落對,“幾乎從未犯大的錯誤”,不可能都歸結於幸運。

在2008年金融危機到來之前,正在做房貸的Capital One監控到資料異常,“儘管市場對於房貸,已瘋狂得一塌糊塗,但資料不會撒謊,公司果斷賣掉了房貸業務”,李英浩稱,正是這個舉動,讓Capital One避免次貸危機的致命傷害。

正是靠著“資料崇拜”,Capital One安然度過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機。

04回國浪潮

這群年輕人享受著Capital One帶來的衝擊和成長,但很多人在這裡待上5年之後,就陷入困頓。

Capital One招聘了太多的精英,但晉升的職位有限,導致後來有大量的人員流失。

“公司發展早期的精英策略是正確的,但後來就要收斂一點”,黃爽稱,聰明的人,野心同樣不小。

另一方面,華人在美國的金融公司,極難升到很高的職位。

“因為那代出國的中國人,都太謙虛,不善於表現自己,因此,他們更擅長分析崗位,卻不善於需要諳熟美國文化的管理型崗位”,李英浩稱。

金融危機殘酷的洗禮之後,這代已成熟飽滿、吸收了Capital One精華的精英們,開始將目光轉向國內。

2013年,餘額寶降生之後,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時代到來,風雲激蕩,萬物生長,機會叢生,金融換軌,駛入科技的高速車道。

此時,百年難遇的機會就在大洋彼岸,向他們揮手。

他們紛紛踏上了歸國之路,試圖將Capital One吸收的基因和烙印,帶回中國落地。

“你為什麼要回國?”

面對這個問題,每個人的答案會略有不同,但核心邏輯,都是中國的市場,太值得期待。

“在美國,你能看到已知的未來,但中國的未來,是未知的,太值得憧憬”,這是黃爽的答案。

融360的CEO葉大清,建了一個Capital One的微信群。群裡已擠了滿滿500人,其中的三分之一,都已經回國。

在各種金融科技的峰會、論壇、聚會上,很多成員都來自Capital One,“結果都變成了Capital One的線下聚會”,大家開玩笑地稱。

△ “第一黑幫”在北京的線下聚會

僅僅用了兩年時間,這批海歸精英,就滲透到了互聯網金融的核心。

為什麼是Capital One?為什麼是“第一黑幫”?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正是金融領域的一次科技革命。而Capital One的“資料驅動”基因,暗合了這次科技革命的奧義和精髓。

“Capital One非常成功的一點,就是充分開發了次貸人群”,陳曦認為,目前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崛起,核心服務物件,正是傳統金融機構還沒有觸達的“次貸人群”。

而這片土壤,甚至比美國更大。

在美國,信用卡滲透率高達80%,而中國,只有30%,大量的金融空白,等待開墾。

市場巨大,前景可期,但要把Capital One的精髓提取,因地制宜地根植在中國的大地上,還需漫漫征途。

“對於資料驅動的理念,很多公司表面接受了,但內核還沒有鬆動”,陳曦稱,暖化凍土的春風,才剛剛吹來。

早在2009年,顧晨煒回到中國,做了一家名為“信策資料”的公司,試圖將Capital One的資料驅動理念,落地到中國的傳統金融機構,為他們提供資料和反欺詐服務。

顧晨煒一家家銀行去磕,做了兩年,“我們期待做成金鳳凰,結果養了一隻老母雞,不虧錢,但也看不到未來”。

這些理念實在是太新了,即便是三年後,陳曦回國創業,情況依然沒有好轉。

他嘗試給傳統金融機構做諮詢,去講“資料驅動”理念,但大部分人,依然不相信。

最開始,陳曦給銀行的負責人說,在Capital One,信用卡的審核,已完全自動化,脫離了人工。

“對方就不信,認為我在吹牛”,陳曦不得不改變策略,說在美國,已經可以做到只用20%的人工審核。

創業者如此,成為公司高層的人同樣如此,在公司內部推動“資料改革”時,“困難重重,質疑太多”。

這批雄心勃勃的歸國者,在剛回國的前兩年,都要經歷痛苦的磨合期,來接受本土化改造。

“模式不可能照搬,需要一些中國化改良”,陳曦稱,要讀懂這裡,要因地制宜。

“第一黑幫”正在努力,孵化和改良Capital One的基因。

陳曦加入了小米金融,成為了信貸業務負責人。

周靜成為了PINTEC旗下讀秒的CEO,在個人信貸業務上延續Capital One的全自動化。

顧晨煒創業項目和挖財合併,他也成為挖財的總裁。

李英浩創辦了明特量化,正在C輪融資。

而黃爽,加入了百度,試圖用最新的人工智慧,再造金融傳奇。

“我們產品和理念,都延續了Capital One的基因”,李英浩仍在尋找當年範本的人:溝通能力強,經歷過挫折,並能迅速爬起來。

而顧晨煒遇見特別看好的面試者時,他就會對副手說:“無論你怎麼看,這個人,我肯定要。”

“第一黑幫”經常聚會,他們如大學校友般談笑風生。

拍照時,他們就會伸出一根手指,舉在胸前——這是“第一”的標誌,也是他們的精神圖騰。

老的一批人,他們剛適應了中國土壤,漸漸開花結果,而新的一批種子,剛剛埋下,等待發芽……

去尋找Capital One和“第一黑幫”背後強大的基因金鑰……

02精英天堂

至今李英浩都還記得,出了機場發現一輛“加長林肯”在等待的場景。

包往返機票,包賓館住宿,甚至豪車接送,對於還只是一位研二學生的他來說,顯得太過隆重了。

2000年,正在佐治亞大學就讀應用經濟學的李英浩,通過了Capital One校招前的兩輪筆試,並飛往總部,參加正式面試。

等待他的,還有幾輪惡戰。

上午,現場幾十個人進行持續3個小時的筆試。

“題目很有意思,有點類似奧數題目,但更偏數理邏輯”,李英浩回憶,最有趣的是,還有性格測試題,比如,如果你的團隊中有兩個人反對你,你該怎樣辦?

下午場的面試,幾十個人就只剩下幾個人,面試官拿著一套案例題,讓李英浩當著面解答。

他並沒有在規定時間內做完,甚至最終答案也是錯誤的,“其實面試官並不在乎答案,只是想看你思考的過程,推導答案的方式”。

現在已是百度金融副總裁的黃爽,依然記得當時的場景,面試官不停“誘惑”她,試圖讓她把答案畫成“圖表”。

一天的車輪戰面試,最終能夠留下來的,可能不到5%。

而對於1996年更早進入的顧晨煒來說,嚴苛而有趣的面試流程,甚至是他選擇留在Capital One的直接原因。

當時的他,手上已拿了微軟和投行的offer,Capital One的面試,不過只是體驗而已。

“考試就像闖關遊戲,充滿了智力挑戰”,顧晨煒說,早期,Capital One的面試更為嚴苛,他前前後後經歷了17場面試,飛往總部三次。

最後一次面試,出題人是創始人理查,做完以後,顧晨煒就趴在桌上開始睡覺。

理查略顯不悅,當他知道顧晨煒已把題做完之後,頗為驚訝,本來20分鐘的面試,他們聊了40多分鐘。

第二輪面試,是Capital One的聯合創始人,理查當著他的面說:“無論你怎麼看,這個人,我肯定要”。

正是這一幕,讓顧晨煒放棄了微軟和投行,義無反顧地來到這個公司,“它給了我某種期待,感覺在這裡,有無窮的機會和可能性”。

“你進入這家公司後,很快就會發現,身邊的人如此相似”,李英浩身邊的同事,就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他們幾乎具有完全相似的特質:陽光開朗、智商極高、溝通能力極強。

而在經歷上,這群人也有共同點,他們曾遭遇挫折,並迅速站起來。

“每一個人都特別好溝通,大家特別聰明,是同類人,如果你跟不上大家,你就會自慚形穢,而選擇離開”,黃爽稱。

仿佛是一個漏斗,Capital One刻意搭建出一個精英天堂。

而這套精密招聘系統的形成,全部來源於他們多年用人資料的沉澱。

“他們會給人貼標籤,再根據表現,決定這個標籤的權重和配比”,黃爽稱。

比如,哈佛畢業的員工,如果他們表現不盡人意,那麼“哈佛”的標籤權重會降低。

Capital One這種對於資料近乎神明的崇拜,一度讓陳曦難以理解。

有一次,陳曦的部門要招一個管理者,看簡歷,已完全匹配,但招聘部門還是要求考試,“HR在公司特別強勢”。

黃爽稱:“就連招個COO,都需要考試。”

不論出身,不論國籍,不看過往簡歷,只看你的資質和潛力——就是一個英雄不論出處的地方。

Capital One甚至每年會從印度本土一線的印度理工學院,挑選最優秀的畢業生。

除了招聘外,任何職位的升遷,當事人也要經歷考試,且分數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在多個場合中,理查不無驕傲地都說過一句話:“拿我們公司前10%的人和別的公司來比,可能沒什麼了不起;但如果拿前80%的人來比,那簡直高出好幾個檔次。”

理查將這麼一群獨特氣質的人聚集起來,組成了Capital One早期的精悍部隊。

在他看來,具有這些特質的人,適合去掀起一場“資料驅動”的革命。

結果論證,正是如此。

03資料崇拜

在Capital One,“資料驅動”貫穿了所有的毛細血管,不論是人員招聘,還是組織架構。

而所有產品的推出,更是將“資料說話”,推到了極致。

當時剛畢業不久就加入Capital One的周靜,也被公司內部系統所震懾——整個公司,就如巨大的創新機器,每一個小部門,就相當於是內部創業的小團隊。

“只要你有idea,且有資料論證可行,就可拉動全公司的資源和人力,開始推進”,周靜稱。

而基於資料的測試和學習(test and learn),是Capital One這個創新機器內部,轟隆作響的發動機和心臟。

“我們幾乎每個月就將全美國人的資料,刷一遍,去找潛在客戶,開發新產品,或反覆運算原有產品”,黃爽稱。

上一個新的產品之前,Capital One會將同一個客群,分為數百組,針對不同組的客戶,行銷不同價的產品,來測試接受度、壞賬率以及利潤,從而選出最優方案。

就如在一片土地上,撒下不同的種子,等待發芽開花,並挑出最優品種。

“每天,Capital One都有上千,甚至上萬組這樣的測試在進行”,曾在Capital One擔任統計部資深總監的劉志軍稱。

測試的細節,細到什麼程度?

“你發信的時候,是粉紅色的信封還是粉藍色的信封,給客戶的郵件,是需要簽字還是不要簽字等等,都要去測試,看回饋的資料來決策”,周靜稱。

一旦產品被資料反復驗證後,就進入“審判”階段。

在一個偌大的會議中,台下坐著Capital One整個公司的業務負責人,“你要像律師一樣上臺,用事實和雄辯去征服他們”,黃爽將其稱之為“上庭”。

這個過程讓黃爽感覺無比刺激,同時緊張萬分,“你的產品要有漏洞,在臺上會被問死”。

一旦通過了“審判”,公司這個創新機器就會全力發動,調配所有資源,唯你所用,推動你的產品。

這簡直是一場場的智力賽跑。

“2003年之前的Capital One,不像一個金融公司,更像一個互聯網公司”,黃爽稱,公司就如大學校園,大家都不修邊幅,明顯的“學術校園風”。

“當時,公司最愛提的口號是reach for the star(仰望星空),不斷追求,不斷超越,身邊環繞的青年才俊們,挺吃這一套”,黃爽也曾被這句話,攪動得熱血沸騰。

“你失敗了,沒有關係,公司可以為你的失誤買單,不需要接受懲罰”,陳曦稱,但你要承受無法“仰望星空”的壓抑和自責。

“好幾個月不開張,你會很緊張”,黃爽稱,你會害怕“穿西裝”。

只要業績表現好,在Capital One你就會有一項特權,你可以隨意穿便裝,那些天天穿著夾腳拖鞋、大褲衩的人,仿佛帶著滿身勳章,說明他們業績斐然。

但如果你天天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就有點讓人抬不起頭了”。

在這裡,激情四射的競爭文化,澆灌著每個年輕人的心;而對試錯的包容,讓他們肆意成長。

幾乎每一個人,都被那段激情歲月刻下“烙印”,並將伴隨一身。

而正是靠著這群人的反複試錯,Capital One誕生了非常多的創新產品,比如信用卡返點——任何消費的刷卡,都有2%的返點。

“每單刷卡都返點,怎麼可能賺錢?當時所有的銀行都想不明白,因為刷卡的手續費都比2%要高”,劉志軍稱。

但Capital One怎麼可能做賠本買賣?

“其實是可以掙錢的,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會當月還清,有一部分會因為還不上而產生利息”,劉志軍稱,Capital One通過大量資料測試,計算出其中“還不上人”的概率,從而設計出這款產品。

“在Capital One,對資料,是如宗教般的信仰,根深蒂固到每一個細節,每一條毛細血管”,李英浩稱,這是Capital One遙遙領先的基因金鑰,也是其一次次躲過危機的潛在原因。

創業就如最危險的棋局,每一個棋子都落對,“幾乎從未犯大的錯誤”,不可能都歸結於幸運。

在2008年金融危機到來之前,正在做房貸的Capital One監控到資料異常,“儘管市場對於房貸,已瘋狂得一塌糊塗,但資料不會撒謊,公司果斷賣掉了房貸業務”,李英浩稱,正是這個舉動,讓Capital One避免次貸危機的致命傷害。

正是靠著“資料崇拜”,Capital One安然度過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機。

04回國浪潮

這群年輕人享受著Capital One帶來的衝擊和成長,但很多人在這裡待上5年之後,就陷入困頓。

Capital One招聘了太多的精英,但晉升的職位有限,導致後來有大量的人員流失。

“公司發展早期的精英策略是正確的,但後來就要收斂一點”,黃爽稱,聰明的人,野心同樣不小。

另一方面,華人在美國的金融公司,極難升到很高的職位。

“因為那代出國的中國人,都太謙虛,不善於表現自己,因此,他們更擅長分析崗位,卻不善於需要諳熟美國文化的管理型崗位”,李英浩稱。

金融危機殘酷的洗禮之後,這代已成熟飽滿、吸收了Capital One精華的精英們,開始將目光轉向國內。

2013年,餘額寶降生之後,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時代到來,風雲激蕩,萬物生長,機會叢生,金融換軌,駛入科技的高速車道。

此時,百年難遇的機會就在大洋彼岸,向他們揮手。

他們紛紛踏上了歸國之路,試圖將Capital One吸收的基因和烙印,帶回中國落地。

“你為什麼要回國?”

面對這個問題,每個人的答案會略有不同,但核心邏輯,都是中國的市場,太值得期待。

“在美國,你能看到已知的未來,但中國的未來,是未知的,太值得憧憬”,這是黃爽的答案。

融360的CEO葉大清,建了一個Capital One的微信群。群裡已擠了滿滿500人,其中的三分之一,都已經回國。

在各種金融科技的峰會、論壇、聚會上,很多成員都來自Capital One,“結果都變成了Capital One的線下聚會”,大家開玩笑地稱。

△ “第一黑幫”在北京的線下聚會

僅僅用了兩年時間,這批海歸精英,就滲透到了互聯網金融的核心。

為什麼是Capital One?為什麼是“第一黑幫”?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正是金融領域的一次科技革命。而Capital One的“資料驅動”基因,暗合了這次科技革命的奧義和精髓。

“Capital One非常成功的一點,就是充分開發了次貸人群”,陳曦認為,目前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崛起,核心服務物件,正是傳統金融機構還沒有觸達的“次貸人群”。

而這片土壤,甚至比美國更大。

在美國,信用卡滲透率高達80%,而中國,只有30%,大量的金融空白,等待開墾。

市場巨大,前景可期,但要把Capital One的精髓提取,因地制宜地根植在中國的大地上,還需漫漫征途。

“對於資料驅動的理念,很多公司表面接受了,但內核還沒有鬆動”,陳曦稱,暖化凍土的春風,才剛剛吹來。

早在2009年,顧晨煒回到中國,做了一家名為“信策資料”的公司,試圖將Capital One的資料驅動理念,落地到中國的傳統金融機構,為他們提供資料和反欺詐服務。

顧晨煒一家家銀行去磕,做了兩年,“我們期待做成金鳳凰,結果養了一隻老母雞,不虧錢,但也看不到未來”。

這些理念實在是太新了,即便是三年後,陳曦回國創業,情況依然沒有好轉。

他嘗試給傳統金融機構做諮詢,去講“資料驅動”理念,但大部分人,依然不相信。

最開始,陳曦給銀行的負責人說,在Capital One,信用卡的審核,已完全自動化,脫離了人工。

“對方就不信,認為我在吹牛”,陳曦不得不改變策略,說在美國,已經可以做到只用20%的人工審核。

創業者如此,成為公司高層的人同樣如此,在公司內部推動“資料改革”時,“困難重重,質疑太多”。

這批雄心勃勃的歸國者,在剛回國的前兩年,都要經歷痛苦的磨合期,來接受本土化改造。

“模式不可能照搬,需要一些中國化改良”,陳曦稱,要讀懂這裡,要因地制宜。

“第一黑幫”正在努力,孵化和改良Capital One的基因。

陳曦加入了小米金融,成為了信貸業務負責人。

周靜成為了PINTEC旗下讀秒的CEO,在個人信貸業務上延續Capital One的全自動化。

顧晨煒創業項目和挖財合併,他也成為挖財的總裁。

李英浩創辦了明特量化,正在C輪融資。

而黃爽,加入了百度,試圖用最新的人工智慧,再造金融傳奇。

“我們產品和理念,都延續了Capital One的基因”,李英浩仍在尋找當年範本的人:溝通能力強,經歷過挫折,並能迅速爬起來。

而顧晨煒遇見特別看好的面試者時,他就會對副手說:“無論你怎麼看,這個人,我肯定要。”

“第一黑幫”經常聚會,他們如大學校友般談笑風生。

拍照時,他們就會伸出一根手指,舉在胸前——這是“第一”的標誌,也是他們的精神圖騰。

老的一批人,他們剛適應了中國土壤,漸漸開花結果,而新的一批種子,剛剛埋下,等待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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