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4日， 奧巴馬在愛荷華州首府得梅因訪談美國作家、普利策小說獎得主瑪麗蓮·羅賓遜。 羅賓遜的小說深深吸引了“文學中年”奧巴馬，
瑪麗蓮·羅賓遜， 位列英國《衛報》評選的“100部史上最優秀小說”。 小說剛寫完就獲得了美國筆會/海明威獎， 併入圍當年普利策文學獎， 出版商驚呼“又一個偉大的作家誕生了”。
羅賓遜卻從虛構世界轉身。 此後三十多年裡， 她把時間投入到英國塞拉菲爾德核電站調查、加爾文教， 以及美國當代政治生態的研究中， 撰寫了大量非虛構的隨筆和評論。 這期間， 她也持續反思信仰與現代思潮的關係， 第二部長篇《基列家書》隔了四分之一世紀才出版， 算上後續的《家園》和《萊拉》， 羅賓遜總共只有四部虛構作品問世。
她認為一個作家不應該給自我設限， “虛構總是部分的真實， 而非虛構也有藝術的力量”， 對她來說， 寫作是為了感知內心。
離婚後， 她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教授寫作課。 兩個兒子各自組建了家庭， 而她離群索居。 如果說非虛構寫作是羅賓遜與這個真實卻喧嘩的現實世界打交道的通道，
她熱愛孤獨。 1943年， 羅賓遜生於愛達荷州一個基督教家庭。 愛達荷州在美國西部的洛磯山脈腳下， 遠離現代工業文明。 童年的小女孩瑪麗蓮， 經常獨自遊蕩在西部山澗湖泊之間。 她無法忘懷幼時在祖父母的農場上仰視夜空的靜謐感， 這讓她很早就懂得享受孤獨。 “我的孤獨和寂寞都使我與這個神聖的地方融為一體”。
對她來說， “孤獨是一個帶有強烈的積極含義的詞彙”， 在寂靜自然的懷抱中， 她熟讀美國經典文學， 深受梅爾維爾、愛默生和梭羅等超驗主義者的影響， 對自然尤為親近。 她還是虔誠的新教教徒， 小說都以美國西部家庭和宗教寓意為主題，
熱愛隱喻， 時刻準備獨舞
她筆下的人物， 孤獨是“一種脫離外界干擾、追求精神超越的生存狀態”，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管家》中的姨媽西爾維身上。 母親去世後， 她中斷漂泊， 回到家鄉指骨鎮， 照顧死去姐姐的兩個孤女露絲和露西爾。 在一個白人新教徒為主流人群的西部鄉鎮， 西爾維是個異類。 她不會做家務， 不會看管房屋， 甚至對孩子的翹課放任自流。 她對自己的過往隻字不提， 喜歡把家裡堆成雜貨鋪， 常在人流穿行的小鎮大街上橫躺在椅子上睡覺， 她討厭開燈， 喜歡在月光下吃飯。 “在藍色的幽光裡， 在滿耳昆蟲的嘰嘰喳喳、肥胖的老狗拽拉鍊條的撞擊摩擦和鄰居庭院裡的丁當鈴響中——在這樣一個無邊無垠、隱隱發光的夜晚，
太過特立獨行的孤獨， 小鎮百姓是無法忍受的， 人們需要融入群體才能確信安全感， 西爾維從不和人解釋這種孤獨感的神聖。 在治安官就要剝奪她的露絲撫養權的前夜， 她燒了老屋， 和露絲一起穿過大橋， 飛奔向過路的火車車廂， 再次開始未知的漂泊。
很難對西爾維這個人物下單一評價， 正如很難單一評論《管家》這部小說。 問世近四十年， 各學科領域按照自己的需要， 給這部讓人難以釋懷的小說以不同的解讀。 女權主義者視其為反抗父權的獨立之聲——整部小說裡男性人物集體缺席， 外公隨著出軌的火車葬身湖底， 父親從頭到尾沒有出現， 丈夫甚至只是一個名字，而結尾處焚燒老屋的舉動，也被解讀為反抗父權禁錮；神學家看見小說和《聖經》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小說敘述者露絲的名字來源於《聖經·舊約·路得記》，連羅賓遜自己都為《管家》和《路得記》無意中的同構關係而吃驚；文學家對小說中關於“水”與“光”的詩性意象讚歎不已；環境學家則把小說主題和生態主義的闡釋糾纏在一起……羅賓遜猜測，這多重的解讀可能是因為——她對語言的隱喻性太著迷。
“我非常崇敬隱喻。在我看來，小說就是某種延展的隱喻……對宗教可以從多方面解讀，但宗教最獨特的力量和美都是通過隱喻來表達的。”羅賓遜從不避諱在寫作中表達各種宗教隱喻，事實上，她認為自己“應該在寫作中讓宗教變得更易於理解”，但她並不想讓小說變成教化，她視宗教信仰為禮物，認為自己沒有理由去剝奪這種生發自內心的思想。
她的靈魂輕盈，時刻準備舞蹈。猶如《管家》裡的姐妹花露西爾和露絲，在幼年的某一刻，“漆黑的靈魂在沒有月光的寒風中起舞”，而這又是一個隱喻——象徵著瑪麗蓮·羅賓遜“絕對的、不可被束縛的靈魂本身。”
【對話】
“談了太多未來，卻總在抵觸過去”
新京報：女權主義批評家把《管家》看做是一本反抗父權壓迫、爭取女性主體意識的書，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把這本可以多重解讀的小說定義於此，可能有點遺憾。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羅賓遜：而今的世界有一種傾向——總是過激地思考某一種概念。世界上有幾十億女性，每個人都千差萬別。我非常不贊同女權主義者們把她們都歸為一個籠統的大類來看待。身為女性，我可以通過書寫自己的真實想法來表達我最真誠的見解。
我十分慶倖自己生活在一個女權運動為解放女性做出許多貢獻的時代。我活了那麼久，久到足以明白這些鬥爭收穫果實是多麼不易。但是任何思潮（包括女權運動）的具體理念，都不應該強加到虛構作品中去。
新京報：《管家》聚焦三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但主要描寫了兩種女性——定居型和流浪型。雖然你對後者著墨更多，但你無意於評價孰優孰劣。你是否認為，那些拒絕傳統女性角色的女人，漂泊也並非一定是好的生存出路？
羅賓遜：我書寫的指骨鎮，就和千萬個美國西部的古老鄉鎮一樣，清楚自己的存在處境——被荒野環繞，一切都是脆弱和暫時的。在這樣一個地方，要產生一種永恆的、定居的感覺幾乎就是一種成就，要放棄這樣的生活就和輕易離開一樣容易。因此，這樣的地方就會產生兩種思想——定居的和漂泊的，而這裡的人可以享受一種不必在兩種生存方式之間進行選擇的感覺。
我自己則找到了另一種漫遊的方式——有一首古老的詩歌，叫做《珍珠》，“我的靈魂，受惠於上帝的恩典，在奇跡顯現之地探險”。這首詩的敘述者有一個關於天堂的夢境，而我呢，只是在舊式的神學和新式的宇宙論中漫遊，欣賞它們各自的美好。我是自由的，我感謝這種特權。
新京報：你曾說自己著迷於19世紀的美國文學，比如愛默生、狄金森和惠特曼。他們的文學作品總是在嚴肅地思考人類的生存處境。然而當代美國文學的環境發生了變化，你如何看待19世紀美國文學傳統在當代的衰落？
羅賓遜：文學是有生命的，文學作品也是。美國當代文學顯示出了一種貧乏，而這衰落是一種偏見導致的——我們談了太多未來，卻總在抵觸過去，總是缺乏一種深度思考的勇氣。我們現在對探索人性興趣不大，只爭先恐後地想做時髦的弄潮兒。
梅爾維爾和狄金森都到20世紀才被真正發現，在他們那個時代，作品平庸卻出名的作家幾乎被我們遺忘了。我們現在所見的傑出文學作品，並不會削弱經典之作的魅力。我也喜歡莎士比亞和彌爾頓。偉大的文學，它的本色永不消褪。
采寫/新京報記者 柏琳
丈夫甚至只是一個名字，而結尾處焚燒老屋的舉動，也被解讀為反抗父權禁錮；神學家看見小說和《聖經》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小說敘述者露絲的名字來源於《聖經·舊約·路得記》，連羅賓遜自己都為《管家》和《路得記》無意中的同構關係而吃驚；文學家對小說中關於“水”與“光”的詩性意象讚歎不已；環境學家則把小說主題和生態主義的闡釋糾纏在一起……羅賓遜猜測，這多重的解讀可能是因為——她對語言的隱喻性太著迷。“我非常崇敬隱喻。在我看來，小說就是某種延展的隱喻……對宗教可以從多方面解讀，但宗教最獨特的力量和美都是通過隱喻來表達的。”羅賓遜從不避諱在寫作中表達各種宗教隱喻，事實上，她認為自己“應該在寫作中讓宗教變得更易於理解”，但她並不想讓小說變成教化，她視宗教信仰為禮物，認為自己沒有理由去剝奪這種生發自內心的思想。
她的靈魂輕盈，時刻準備舞蹈。猶如《管家》裡的姐妹花露西爾和露絲，在幼年的某一刻，“漆黑的靈魂在沒有月光的寒風中起舞”，而這又是一個隱喻——象徵著瑪麗蓮·羅賓遜“絕對的、不可被束縛的靈魂本身。”
【對話】
“談了太多未來，卻總在抵觸過去”
新京報：女權主義批評家把《管家》看做是一本反抗父權壓迫、爭取女性主體意識的書，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把這本可以多重解讀的小說定義於此，可能有點遺憾。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羅賓遜：而今的世界有一種傾向——總是過激地思考某一種概念。世界上有幾十億女性，每個人都千差萬別。我非常不贊同女權主義者們把她們都歸為一個籠統的大類來看待。身為女性，我可以通過書寫自己的真實想法來表達我最真誠的見解。
我十分慶倖自己生活在一個女權運動為解放女性做出許多貢獻的時代。我活了那麼久，久到足以明白這些鬥爭收穫果實是多麼不易。但是任何思潮（包括女權運動）的具體理念，都不應該強加到虛構作品中去。
新京報：《管家》聚焦三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但主要描寫了兩種女性——定居型和流浪型。雖然你對後者著墨更多，但你無意於評價孰優孰劣。你是否認為，那些拒絕傳統女性角色的女人，漂泊也並非一定是好的生存出路？
羅賓遜：我書寫的指骨鎮，就和千萬個美國西部的古老鄉鎮一樣，清楚自己的存在處境——被荒野環繞，一切都是脆弱和暫時的。在這樣一個地方，要產生一種永恆的、定居的感覺幾乎就是一種成就，要放棄這樣的生活就和輕易離開一樣容易。因此，這樣的地方就會產生兩種思想——定居的和漂泊的，而這裡的人可以享受一種不必在兩種生存方式之間進行選擇的感覺。
我自己則找到了另一種漫遊的方式——有一首古老的詩歌，叫做《珍珠》，“我的靈魂，受惠於上帝的恩典，在奇跡顯現之地探險”。這首詩的敘述者有一個關於天堂的夢境，而我呢，只是在舊式的神學和新式的宇宙論中漫遊，欣賞它們各自的美好。我是自由的，我感謝這種特權。
新京報：你曾說自己著迷於19世紀的美國文學，比如愛默生、狄金森和惠特曼。他們的文學作品總是在嚴肅地思考人類的生存處境。然而當代美國文學的環境發生了變化，你如何看待19世紀美國文學傳統在當代的衰落？
羅賓遜：文學是有生命的，文學作品也是。美國當代文學顯示出了一種貧乏，而這衰落是一種偏見導致的——我們談了太多未來，卻總在抵觸過去，總是缺乏一種深度思考的勇氣。我們現在對探索人性興趣不大，只爭先恐後地想做時髦的弄潮兒。
梅爾維爾和狄金森都到20世紀才被真正發現，在他們那個時代，作品平庸卻出名的作家幾乎被我們遺忘了。我們現在所見的傑出文學作品，並不會削弱經典之作的魅力。我也喜歡莎士比亞和彌爾頓。偉大的文學，它的本色永不消褪。
采寫/新京報記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