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煎餅俠》的結尾， 柳岩在國貿招商局的天臺樓沿上， 最後問了大鵬一個問題：“是做‘屌絲’比較開心， 還是做‘煎餅俠’比較開心， 你自己想想。 ”看了《縫紉機樂隊》之後硬糖君想， 對於大鵬來說， 還是“披著屌絲外衣當煎餅俠”最開心。
確實， 在這樣一個“全民屌絲話語”時代， 沒有什麼比“屌絲逆襲”這種小概率事件更得人心了！“屌絲”身上那種“失志”的犬儒式人生態度， 其實是對這個社會的對抗與擁抱。
所以， “屌絲逆襲”作為必須先有行動和抗爭而後才可能有的一種結果， 作為“屌絲們”的夢想， 它的想像性顯然遠大於現實性， 網路書寫的頻率要遠高於實際發生的概率。
造夢師大鵬， 雖早已脫離了屌絲生涯， 卻深諳兜售夢想的商機。 大鵬在電影中堅定地選擇了“成為自己的英雄”。 不過在電影之外的現實世界， 他倒是既主演了《屌絲男士》， 又把《煎餅俠》賣了個盆滿缽溢。
這部《縫紉機樂隊》背後自然也帶著大鵬狡黠的笑意：我給你小夢想， 滋潤你心窩；你給我大票房， 吹開我花朵。 別管這夢想真不真誠， 廉不廉價， 平不平庸， 一手收錢， 一手賣情懷， 再沒有比這更經濟實惠的買賣。
上次賣煎餅， 這回組樂隊
炒過冷飯都知道， 想要好吃得加料。 而令人遺憾的是， 除了將夢想由“拍電影”改為“玩搖滾”， 《縫紉機樂隊》的敘事模式基本是《煎餅俠》的二次倒模複刻， 懶得連浮水印都不捨得消的那種。
《煎餅俠》中， “人格破產”的大鵬在缺少資金又失去人心的境遇下， 組織起了一個極不靠譜的電影團隊， 想要實現他心中一直以來的夢想——拍攝一部超級英雄片。
《縫紉機樂隊》裡， 資金短缺只有五十萬秋褲現貨的音樂經紀人程宮， 深夜打開了喬杉的魅惑小視頻， 北上集安帶著一群人保衛吉他， 拯救搖滾——在搖滾公園開一場演唱會。
《煎餅俠》的結局：身穿超級英雄戰袍的大鵬， 騎著重型摩托沖入犯罪集團的工廠救人， 在輪番升級的戰鬥中他終於消滅了所有壞蛋。
《縫紉機樂隊》的結局：程宮其他樂隊成員一起血戰街頭， 趕到搖滾公園。 重拾夢想的程宮在娜紮的鼓勵下再次登臺， 為他伴奏的人是所有集安的樂手， 而他的偶像Beyond也在其中， 群眾鑼鼓喧天、鞭炮齊鳴。
比敘事老套更加讓人失望的是夢想的乾癟。 如果說《煎餅俠》裡還有人是真的喜歡演戲， 《縫紉機樂隊》裡的五個成員， 你幾乎很難看出誰是真的熱愛搖滾：
娜紮飾演的貝斯手丁建國， 是因為男友劈腿想找點刺激；鼓手炸藥是為了追周冬雨， 才來到對方的家鄉集安；鍵盤手希希則是著墨不多的小學生， 你可以說她喜歡音樂， 但究竟是不是熱愛搖滾那就要另當別論了。
整部電影的幾首音樂， 也充分暴露了對搖滾理解的淺薄。 空有呐喊， 而無反叛。 徒有情懷， 而乏內核。 拍電影不是溫馨的請客吃飯， 搞搖滾也不是凹個造型擺張撲克臉。
除了小鎮青年胡亮和老醫生楊雙樹之外， 整個搖滾樂隊充滿著投機氛圍。 你讓五個人組隊去打個遊戲， 也絕無違和感。 為談夢想強說愁， 人物都成呆木偶。 全片幾乎沒有一個人物形象是完整的：主線劇情被一眼看透還敝帚自珍， 支線劇情唾沫橫飛且不知所謂。
以程宮帶領胡亮等人組樂隊為主線，電影的節奏完全被無關緊要的小段落帶跑偏。娜紮和程宮的感情線更是幾乎零鋪墊：只要你講述一個逐夢的辛酸故事，富二代美女就會傾心。這是把觀眾當成選秀評委嗎？
而搖滾夢最大的阻礙，竟然來自臉臉這樣的吃醋情敵，本該被寄予厚望的反派開發商，其實也曾是一位搖滾迷。他所起的最大反面作用，只是給了程宮一點金錢誘惑而已。
既然所有人都是基本支持搖滾夢的（那些開始反對的人也莫名其妙的被開導了），那麼是什麼支援了電影需要117分鐘來完成半小時就可以搞完的敘事呢？強制被加塞的老舊段子和煽情，使得該片尾大不掉，臃腫贅餘。
媒體點映會，大鵬約架累
《縫紉機樂隊》裡有一場國產電影的標誌性套餐：打群架。爭風吃醋的臉臉帶了一幫兄弟和樂隊大打出手：為了夢想去打群架，你們還敢嘲笑我沒努力嗎？
而在電影上映前，大鵬則在朋友圈約架影評人“二月鳥語”，豪言要“扇他大嘴巴子”。理由是“電影沒上映，就寫好一顆星影評。這不是雞賊，這是壞。”無論是理解為大鵬的真漢子，還是影評人枉做了假小人，我們都需要明白：
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影片雖未上映，但有點映和媒體看片會這些提前觀看的管道，撰寫影評無可厚非。如果上映前的一顆星是雞賊，那麼上映前的五顆星是否就算“坦蕩”？
不揣測二月鳥語的評價是否有惡意，大鵬急得跳腳的態度似乎並非一時意氣。出身於草根階層的大鵬，使他潛意識深處沉潛著濃重的自卑情結，在逆境中反省自我，渴望超越自卑，渴望走出狹小、孤獨、封閉的世界，得到他人的認可與尊重。
《煎餅俠》中，大鵬是賣煎餅的現實處境，使他不被他的同學們所認可。幼年的同學質疑、誹謗他想成為煎餅俠的夢想，他在他所處的生存環境中是另類個體，被排擠、被邊緣化。他欣賞、崇拜自己繪製的煎餅俠畫像，煎餅俠的光輝形象是他自戀情結的一種表現方式。
而在《縫紉機樂隊》裡，這種自卑的情緒演變成了更加隱性的頹喪。他唯利是圖，一天見不到錢就要回北京。兩次被開除的經歷，使得他在生活和理想的重壓之間掙扎彷徨。
在這類瘋癲喜劇電影中，男性形象奇觀的塑造主要靠瘋癲賣萌、低矮搓窮、渣賤爛慫，披著“屌絲”的外衣下作個遍，在影片的最後再呈現一場精彩華麗的屌絲逆襲：或者是一段觸動心靈和情感渲泄的的成長故事，亦或是一副家國敘事中的英雄情結的高大上呈現。
屌絲男這個看似無害的集體無意識現象，其實反映的是處在中國轉型時期的各階層所感受到的資源配置的不公平、奮鬥上升路徑的狹窄和公共秩序的失範等，進而帶來的自我權利和身份的被擠壓感和被削弱感。當人們面對諸種社會矛盾而無力解決時，無奈的自嘲往往是一種安慰和保護。
與其說大鵬要和影評人打架，倒不如說這是他獨有的自衛方式。一方面，早已脫離草根階層的他繼續兜售著草根階層的夢想和情懷。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這種廉價兜售帶來的冷眼和嘲弄。
社會階層的轉換帶來的身份認同障礙，這個現實情況遠比屌絲逆襲來得深刻和更有況味。有時候逆襲往往不難，真正的挑戰在於逆襲後的話語機制的轉換和自我定位的磨合。
賣不完夢想，窮形無餘味
影片中或是一晃而過，或是蜻蜓點水般閃現的搖滾音樂人（唐朝、眼鏡蛇、天堂、OK King、黑豹、面孔、新褲子、二手玫瑰），如同《煎餅俠》中的港星一般，都是這類情懷電影的老乾媽辣醬。
戲仿在後現代語境下更多的是通過碎片化的拼貼來完成，可以對經典的歷史人物及故事戲仿，可以對經典電影戲仿，還可以對現如今時尚的元素進行戲仿。《煎餅俠》中戲仿了周星馳代表作《喜劇之王》中的一句臺詞“人活著，如果沒有夢想，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
《縫紉機樂隊》則“戲訪”“致敬”“借鑒”了《海角七號》和《歡樂好聲音》，並且告訴我們：人活著就算有夢想，拍不好也和鹹魚一樣。
國產的跨界導演，青睞的重災區是喜劇片和青春片。而他們對色彩的審美取向顯得雷同而豔俗，我們姑且稱其為遊樂園電影色彩學。其主要特色為大紅大綠、曝光過度、調色辣眼並伴有極強的棚拍感。你不能說像電影學院的學生作品，因為他們也沒本事搞到這麼多投資。
轉型期的中國娛樂逐漸步入鮑德里亞所說的“消費社會”，人們只需通過消費物的符號意義來獲得自我與他人的身份認同就好，至於符號本身是否多少內涵，能給自己帶來多少娛樂性，甚至審美的提高，或許並不是最緊要的事。支持或者反對一部電影，沒准還真是不看就能做到。
這也正是為什麼東北味成為近年的國產喜劇主基調，網路段子四處加塞三部小品延長成一部電影。淺層次的感官刺激和低俗笑料，可能還不如一部快手視訊短片版。
《煎餅俠》拯救不開心，《縫紉機樂隊》繼續拯救不開心。真正該被拯救的除了不開心的觀眾，還有窮形盡相的情懷造夢師。娜紮的長腿、林志玲的嗲、二人轉的段子、嶽雲鵬的相聲，一鍋亂燉之後只剩品相不雅的電影和麵露尷尬的觀眾。
所謂情懷，永遠都是聰明人在兜售。不敢嘲笑任何夢想，只是不願再人傻錢多去買單。
行文至此，硬糖君打開票房軟體，截止到首映日晚20點，《縫紉機樂隊》斬獲3800萬票房。嗯，感覺國產電影曙光在望！
以程宮帶領胡亮等人組樂隊為主線，電影的節奏完全被無關緊要的小段落帶跑偏。娜紮和程宮的感情線更是幾乎零鋪墊：只要你講述一個逐夢的辛酸故事，富二代美女就會傾心。這是把觀眾當成選秀評委嗎？
而搖滾夢最大的阻礙，竟然來自臉臉這樣的吃醋情敵，本該被寄予厚望的反派開發商，其實也曾是一位搖滾迷。他所起的最大反面作用，只是給了程宮一點金錢誘惑而已。
既然所有人都是基本支持搖滾夢的（那些開始反對的人也莫名其妙的被開導了），那麼是什麼支援了電影需要117分鐘來完成半小時就可以搞完的敘事呢？強制被加塞的老舊段子和煽情，使得該片尾大不掉，臃腫贅餘。
媒體點映會，大鵬約架累
《縫紉機樂隊》裡有一場國產電影的標誌性套餐：打群架。爭風吃醋的臉臉帶了一幫兄弟和樂隊大打出手：為了夢想去打群架，你們還敢嘲笑我沒努力嗎？
而在電影上映前，大鵬則在朋友圈約架影評人“二月鳥語”，豪言要“扇他大嘴巴子”。理由是“電影沒上映，就寫好一顆星影評。這不是雞賊，這是壞。”無論是理解為大鵬的真漢子，還是影評人枉做了假小人，我們都需要明白：
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影片雖未上映，但有點映和媒體看片會這些提前觀看的管道，撰寫影評無可厚非。如果上映前的一顆星是雞賊，那麼上映前的五顆星是否就算“坦蕩”？
不揣測二月鳥語的評價是否有惡意，大鵬急得跳腳的態度似乎並非一時意氣。出身於草根階層的大鵬，使他潛意識深處沉潛著濃重的自卑情結，在逆境中反省自我，渴望超越自卑，渴望走出狹小、孤獨、封閉的世界，得到他人的認可與尊重。
《煎餅俠》中，大鵬是賣煎餅的現實處境，使他不被他的同學們所認可。幼年的同學質疑、誹謗他想成為煎餅俠的夢想，他在他所處的生存環境中是另類個體，被排擠、被邊緣化。他欣賞、崇拜自己繪製的煎餅俠畫像，煎餅俠的光輝形象是他自戀情結的一種表現方式。
而在《縫紉機樂隊》裡，這種自卑的情緒演變成了更加隱性的頹喪。他唯利是圖，一天見不到錢就要回北京。兩次被開除的經歷，使得他在生活和理想的重壓之間掙扎彷徨。
在這類瘋癲喜劇電影中，男性形象奇觀的塑造主要靠瘋癲賣萌、低矮搓窮、渣賤爛慫，披著“屌絲”的外衣下作個遍，在影片的最後再呈現一場精彩華麗的屌絲逆襲：或者是一段觸動心靈和情感渲泄的的成長故事，亦或是一副家國敘事中的英雄情結的高大上呈現。
屌絲男這個看似無害的集體無意識現象，其實反映的是處在中國轉型時期的各階層所感受到的資源配置的不公平、奮鬥上升路徑的狹窄和公共秩序的失範等，進而帶來的自我權利和身份的被擠壓感和被削弱感。當人們面對諸種社會矛盾而無力解決時，無奈的自嘲往往是一種安慰和保護。
與其說大鵬要和影評人打架，倒不如說這是他獨有的自衛方式。一方面，早已脫離草根階層的他繼續兜售著草根階層的夢想和情懷。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這種廉價兜售帶來的冷眼和嘲弄。
社會階層的轉換帶來的身份認同障礙，這個現實情況遠比屌絲逆襲來得深刻和更有況味。有時候逆襲往往不難，真正的挑戰在於逆襲後的話語機制的轉換和自我定位的磨合。
賣不完夢想，窮形無餘味
影片中或是一晃而過，或是蜻蜓點水般閃現的搖滾音樂人（唐朝、眼鏡蛇、天堂、OK King、黑豹、面孔、新褲子、二手玫瑰），如同《煎餅俠》中的港星一般，都是這類情懷電影的老乾媽辣醬。
戲仿在後現代語境下更多的是通過碎片化的拼貼來完成，可以對經典的歷史人物及故事戲仿，可以對經典電影戲仿，還可以對現如今時尚的元素進行戲仿。《煎餅俠》中戲仿了周星馳代表作《喜劇之王》中的一句臺詞“人活著，如果沒有夢想，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
《縫紉機樂隊》則“戲訪”“致敬”“借鑒”了《海角七號》和《歡樂好聲音》，並且告訴我們：人活著就算有夢想，拍不好也和鹹魚一樣。
國產的跨界導演，青睞的重災區是喜劇片和青春片。而他們對色彩的審美取向顯得雷同而豔俗，我們姑且稱其為遊樂園電影色彩學。其主要特色為大紅大綠、曝光過度、調色辣眼並伴有極強的棚拍感。你不能說像電影學院的學生作品，因為他們也沒本事搞到這麼多投資。
轉型期的中國娛樂逐漸步入鮑德里亞所說的“消費社會”，人們只需通過消費物的符號意義來獲得自我與他人的身份認同就好，至於符號本身是否多少內涵，能給自己帶來多少娛樂性，甚至審美的提高，或許並不是最緊要的事。支持或者反對一部電影，沒准還真是不看就能做到。
這也正是為什麼東北味成為近年的國產喜劇主基調，網路段子四處加塞三部小品延長成一部電影。淺層次的感官刺激和低俗笑料，可能還不如一部快手視訊短片版。
《煎餅俠》拯救不開心，《縫紉機樂隊》繼續拯救不開心。真正該被拯救的除了不開心的觀眾，還有窮形盡相的情懷造夢師。娜紮的長腿、林志玲的嗲、二人轉的段子、嶽雲鵬的相聲，一鍋亂燉之後只剩品相不雅的電影和麵露尷尬的觀眾。
所謂情懷，永遠都是聰明人在兜售。不敢嘲笑任何夢想，只是不願再人傻錢多去買單。
行文至此，硬糖君打開票房軟體，截止到首映日晚20點，《縫紉機樂隊》斬獲3800萬票房。嗯，感覺國產電影曙光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