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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以色列為何創新能力強

以色列這個只有810萬人口的小國, 用了60多年的時間, 從一個戰火紛飛的國度, 發展成人均收入2萬多美元的發達國家, 出了10位諾貝爾獎得主, 人均風險投資在世界排名第一。 同時, 也是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數量排名第二的非美國家。 是什麼成就了以色列的發展奇跡?

基於在屬於猶太人的機構工作過的經歷, 我覺得“三大硬體”條件和“四大軟體”環境促使以色列成為創新之國。

制度化政府的企業化運作

首先是政府為創新的投入。 除了經濟上的投入之外, 在意識形態上也很有特色。 創新首先是意識的創新以及創新意識的培養, 然後才能有管理的創新和創新管理, 最終推動全社會的創新, 成為創新大國。

在以色列的政府大樓裡, 看不到口號式的標語, 一切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式辦事。 工作人員忙忙碌碌, 幾乎都無暇他顧。

政府更像一個企業。

總統、總理等內閣高層相當於“董事會”, 決定國家的方向和政府的方針;各部部長、副部長是執行任務的“職業經理人”, 直接對“董事會”負責;各級官員是經理人下面的“層級主管”, 處理、協調各類事務。 還會有大量的實習生或者剛入職的見習者, 來“幫襯”政府的管理和運作。 這種“垂直管理+人員儲備”的行政模式, 讓以色列政府高效而節約, 為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創新領域提供了必要的物力支持。 對公務員的嚴格約束以及待遇上的“吝嗇”, 也是以色列創新意識培養的一方面。

雖然對公務員“吝嗇”, 但在有關創新的制度設計上, 卻很願下血本, 而且頗有自己的創新特色。

第一, 首席科學家制度鼓勵科技創新。 以色列政府在22個部門安排了13個首席科學家,

並配以“首席科學家辦公室”, 由其負責政策制定、經費分撥、日常專案管理。 除了需要創新科技發展的科技部、農業部之外, 在國防部、公安部等看似與創新無關的部門也都任命了首席科學家。 首席科學家們有例行的會議, 討論並安排政府最急需的創新任務。 首席科學家並不是公務員, 採用聘任制, 屬於以色列政府外掛的人才儲備制度的一方面。

第二, 政府“資助”給企業“創新壓力”。 以色列的各個企業之所以都在創新上下功夫, 除了自身需求之外, 也有被政府逼出來的原因。 以色列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國家, 政府管理的事務有限, 但政府卻用“資助”的方式對企業進行宏觀指導, 以此來推動自由經濟和商業競爭。

在同質化競爭中, 若一家企業獲得了政府資金支持, 那另一家企業就必須在創新上下功夫, 否則就會被自然淘汰。

第三, 政府和企業共擔風險, 創新沒有後顧之憂。 政府支持並不是無償的, 而是借款。 之所以不用完全資助的方式, 而採用借款的方式來促使企業更新換代的考慮很簡單:借款可以迴圈使用, 一家企業創新成功後的還款可以幫助其他企業進行類似的研發和投入, 如果創新成功, 企業還要在前2年的銷售收入中提出3%交給首席科學家辦公室, 滾入資助資金池, 進而積累更多的創新專案。 這樣的做法讓納稅人的錢有了合理的流向, 帶動了全社會的創新熱情。

如果研發專案失敗, 企業無需返還科研“借款”,

政府與企業共同承擔風險和科研經費損失。 事實上, 這並不是以色列某個政府部門的政策, 而是在國家層面經法律認可的制度。

風險投資刺激創新發展

在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和企業的大背景下, 遍地開花的風險投資給以色列的創新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持。 它們的存在其實是在為創新“輸血”。而風投發展的肇始,其實還是來源於以色列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敏感把握。

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創新計畫”,該計畫旨在通過引導民間資金設立更多的商業性投資基金,以杠杆效應放大對創新型企業的支持。這個計畫的好處在於,一家創新型公司如果獲得風投注資,以色列政府將提供1∶1的配對資金支援其發展。這個利好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對風投,都是顯而易見的。

大學就是創新孵化器

大學的教授既是科學家又可以成為創業的指導者,甚至擁有自己的研發團隊和公司。這既是政府允許的行為,也是以色列創新的特色之一。

儘管這些技術轉移公司完全歸大學所有,但其又是一個獨立的,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在人事權、財務管理、經營權等方面享有完全的自主權。技術轉移公司獨家享有其所在大學全部研究成果的使用權。研究人員不參與公司的任何經營運作,主要是提供技術性的諮詢,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和期限內,承擔公司的非管理職位。權責明確既給了學校一定的自主權,又讓經營不會染指學校的學術氛圍,同時還實現了孵化器的產業化功能。

歷史與現實:逼出來的創新精神

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曾直言,以色列的自然條件非常惡劣,國土面積的70%是沙漠和荒灘,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如果不創新,只有死路一條。

2015年聯合國的全球幸福指數排行榜顯示,以色列排名第11位,是亞洲國家排名最高的,幾項指標包括人均實際GDP、壽命、社會環境、自由選擇、腐敗認知、慷慨度。以腐敗認知為例,雖然以色列談不上絕對廉潔,但是腐敗可控。

除了地理因素外,還有政治和戰爭因素

自1948年以來的數十年間,以色列一直在戰火中生存。建國第二天就遭到5個阿拉伯國家聯合進攻,直到1973年以色列還在和阿拉伯國家進行大戰。上世紀80年代之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逐漸以和平取代戰爭,先後與埃及、約旦等鄰國建交,終於有了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大好時機。一系列鼓勵創新的政策法規出臺,創新萌芽出現。90年代以拉賓和佩雷斯為首的“鴿派”政府和巴勒斯坦方面推行“土地換和平”策略,讓以色列的安全環境和國際形象有了進一步的改善。以色列政府開始認真考慮長期經濟發展計畫。

政府將戰爭中學到的管理經驗運用到社會生活中,實際上是以色列人創新思維的一部分。戰爭讓以色列人學會了如何與他人相處的技巧,並培養了一種不唯上、不避諱、敢於爭論、勇於挑戰權威的文化傳統。這種精神和性格造就了以色列人獨特的“自信”。

移民與軍隊:小熔爐裡的大課堂

移民和軍隊創造的“新文化”也影響了以色列人的創新精神。猶太人在歷史上由於受到數次的迫害和流散,被禁止從政和務農,他們學會了經商,同時祖輩流傳的讀書習慣得以保持,這為整個族群的素質提高奠定了極好的基礎。如今猶太人年均讀書大約40本左右,遠超其他民族之上。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前後,大量高知猶太人從動盪的斯拉夫地區移民到以色列,他們大都是專業技術工人和科研人員,為以色列的創新提供了極端寶貴的智力支援。和美國相比,以色列是個“小熔爐”。大批移民的湧入讓以色列形成了一種新文化,即不拘泥于歷史,思路更廣闊,眼光更長遠,也更開放。如今以色列公民中,國外出生的人占整個國家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色列大部分創業者雖然沒有商學院的教育背景,但有著和MBA類似的大課堂——軍隊。MBA的本質是在人際交往中實踐和實現商業價值,軍隊承擔了這項教化功能。軍隊是以色列的支柱,GDP的10%左右貢獻給了軍事部門,這也是全民意志。以色列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除了教徒,每個健康的猶太高中畢業生都要先在軍隊服役3至5年,之後才能上大學。在退役後,每年還要拿出一個月的時間回到軍隊繼續服役。這種預備役制度讓軍隊幾乎和每個以色列人結成了“生死之交”。軍隊起到和家庭、學校、社會同等重要的教化作用。軍隊講究團結、講究實踐、講究競爭,這種既封閉又開放的大課堂,其實為培養良好的創新意識提供了溫床。

(摘自《領導文萃》2017年9月下)

它們的存在其實是在為創新“輸血”。而風投發展的肇始,其實還是來源於以色列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敏感把握。

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創新計畫”,該計畫旨在通過引導民間資金設立更多的商業性投資基金,以杠杆效應放大對創新型企業的支持。這個計畫的好處在於,一家創新型公司如果獲得風投注資,以色列政府將提供1∶1的配對資金支援其發展。這個利好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對風投,都是顯而易見的。

大學就是創新孵化器

大學的教授既是科學家又可以成為創業的指導者,甚至擁有自己的研發團隊和公司。這既是政府允許的行為,也是以色列創新的特色之一。

儘管這些技術轉移公司完全歸大學所有,但其又是一個獨立的,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在人事權、財務管理、經營權等方面享有完全的自主權。技術轉移公司獨家享有其所在大學全部研究成果的使用權。研究人員不參與公司的任何經營運作,主要是提供技術性的諮詢,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和期限內,承擔公司的非管理職位。權責明確既給了學校一定的自主權,又讓經營不會染指學校的學術氛圍,同時還實現了孵化器的產業化功能。

歷史與現實:逼出來的創新精神

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曾直言,以色列的自然條件非常惡劣,國土面積的70%是沙漠和荒灘,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如果不創新,只有死路一條。

2015年聯合國的全球幸福指數排行榜顯示,以色列排名第11位,是亞洲國家排名最高的,幾項指標包括人均實際GDP、壽命、社會環境、自由選擇、腐敗認知、慷慨度。以腐敗認知為例,雖然以色列談不上絕對廉潔,但是腐敗可控。

除了地理因素外,還有政治和戰爭因素

自1948年以來的數十年間,以色列一直在戰火中生存。建國第二天就遭到5個阿拉伯國家聯合進攻,直到1973年以色列還在和阿拉伯國家進行大戰。上世紀80年代之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逐漸以和平取代戰爭,先後與埃及、約旦等鄰國建交,終於有了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大好時機。一系列鼓勵創新的政策法規出臺,創新萌芽出現。90年代以拉賓和佩雷斯為首的“鴿派”政府和巴勒斯坦方面推行“土地換和平”策略,讓以色列的安全環境和國際形象有了進一步的改善。以色列政府開始認真考慮長期經濟發展計畫。

政府將戰爭中學到的管理經驗運用到社會生活中,實際上是以色列人創新思維的一部分。戰爭讓以色列人學會了如何與他人相處的技巧,並培養了一種不唯上、不避諱、敢於爭論、勇於挑戰權威的文化傳統。這種精神和性格造就了以色列人獨特的“自信”。

移民與軍隊:小熔爐裡的大課堂

移民和軍隊創造的“新文化”也影響了以色列人的創新精神。猶太人在歷史上由於受到數次的迫害和流散,被禁止從政和務農,他們學會了經商,同時祖輩流傳的讀書習慣得以保持,這為整個族群的素質提高奠定了極好的基礎。如今猶太人年均讀書大約40本左右,遠超其他民族之上。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前後,大量高知猶太人從動盪的斯拉夫地區移民到以色列,他們大都是專業技術工人和科研人員,為以色列的創新提供了極端寶貴的智力支援。和美國相比,以色列是個“小熔爐”。大批移民的湧入讓以色列形成了一種新文化,即不拘泥于歷史,思路更廣闊,眼光更長遠,也更開放。如今以色列公民中,國外出生的人占整個國家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色列大部分創業者雖然沒有商學院的教育背景,但有著和MBA類似的大課堂——軍隊。MBA的本質是在人際交往中實踐和實現商業價值,軍隊承擔了這項教化功能。軍隊是以色列的支柱,GDP的10%左右貢獻給了軍事部門,這也是全民意志。以色列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除了教徒,每個健康的猶太高中畢業生都要先在軍隊服役3至5年,之後才能上大學。在退役後,每年還要拿出一個月的時間回到軍隊繼續服役。這種預備役制度讓軍隊幾乎和每個以色列人結成了“生死之交”。軍隊起到和家庭、學校、社會同等重要的教化作用。軍隊講究團結、講究實踐、講究競爭,這種既封閉又開放的大課堂,其實為培養良好的創新意識提供了溫床。

(摘自《領導文萃》2017年9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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