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窮理
自從《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 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開來成為四書以後， 對《大學》的解釋就成了理學家闡釋自己思想的重要方式。
他認為“格， 至也。 物， 事也。 窮至事物之理，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 格者， 極至之謂， 如格于文祖之格， 言窮而至極也。 ”朱熹所理解的“格物”有三個要點：第一是“即物”， 就是接觸事物；第二是“窮理”， 即研究物理；第三是“至極”， 朱熹用以訓格的“至”即指“極至”。 朱熹認為格物的基本意義是要窮理， 但窮理要到具體事物上去窮， 窮理又必須窮至其極。
朱熹在孤立地訓解“致知”二字時說：“致， 推極也。 知， 猶識也。 推極吾之知識， 欲其所知吾不盡也。 ”也就是在主體方面努力擴充對事物的知識，
朱熹認為， 理普遍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 事物大小精粗莫不有理， 因為格物的物件是極為廣泛的， 他說：“若其用力之方， 則或考之事為之著， 或察之念慮之微， 或求之文字之中， 或索之講論之際。 使於身心性情之德， 人倫日用之常， 以至天地鬼神之變， 鳥獸草木之宜， 自其一物之中， 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 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可見， 格物的物件極為廣泛，
格物的目的最終要達到對事物的“所以然”和“所當然”的瞭解。 “所以然”主要是指事物的普遍本質和規律， “所當然”主要指社會的倫理原則和規範。
所以， 朱熹主張的格物窮理， 就其終極目的和出發點而言， 在於明善， 而就格物窮理的中間過程所括的範圍來說， 又包含著認識事物的規律與本質， 積極肯定見聞之知作為充廣知識的必要途徑， 表現出明顯的知識取向。
在朱熹為《大學》所作的注釋中， 他認為《大學》的“經文”和傳文是可以對應的， 但是傳文缺失了原有對“格物”、“致知”的解釋，
總的來說， 朱熹的格物窮理思想， 儘管側重於身心性情的修養省察， 但他也很注重對外界事物的考察。 他雖然承認人具有天賦的道德法則， 但是認為只有通過對具體事物的認識， 這些道德法則在心中才能慢慢彰顯出來。 朱熹的這種思想不同于陸王心學心即理的系統。
知先行後
儒家講知行， 並不是側重在認識論上， 而是偏重于道德實踐。 不過， 由於他們的討論經常引用生活中的例子， 因而又包含認識論的成分。 朱熹認為“致知力行， 用功不可偏廢”， 所以他強調人們不能僅僅從事格物致知的工夫， 與此同時， 還要進行力行。 因為我們僅僅知道了道德的法則， 有了道德知識， 並不能夠使我們成為聖賢， 只有真正付諸實踐，體之於身，才能夠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道德。但是，他這樣說，並不是要人花很長時間，先去進行致知的工夫，達到致知以後，才去進行“行”的工夫。在具體實踐中，知行是互發的，所以朱熹強調知行並進，他舉例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他還經常把知行比喻成鳥的雙翼、車的兩輪，可見他認為二者是相互需要、相互補充的。
但是，如果從時間的先後來說，朱熹認為應當是知在前，行在後。他說：“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也就是說，在一個道德行為中，我們只有先瞭解到什麼是道德以及道德的當然之則以後，我們才能夠按照此當然之則去行動。否則，人們的道德實踐就是缺乏理論指導的盲目行為。
朱熹也從輕重角度來比較知行。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論輕重，當以行為重”，也就是說，朱熹還是比較強調道德的實踐的。
只有真正付諸實踐，體之於身，才能夠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道德。但是，他這樣說，並不是要人花很長時間，先去進行致知的工夫，達到致知以後，才去進行“行”的工夫。在具體實踐中，知行是互發的，所以朱熹強調知行並進，他舉例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他還經常把知行比喻成鳥的雙翼、車的兩輪，可見他認為二者是相互需要、相互補充的。但是，如果從時間的先後來說，朱熹認為應當是知在前，行在後。他說：“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也就是說，在一個道德行為中，我們只有先瞭解到什麼是道德以及道德的當然之則以後，我們才能夠按照此當然之則去行動。否則，人們的道德實踐就是缺乏理論指導的盲目行為。
朱熹也從輕重角度來比較知行。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論輕重，當以行為重”，也就是說，朱熹還是比較強調道德的實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