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參政論者》是部怎樣的電影呢？——如果你問的是職業影評人， 他們興許會這樣告訴你：平淡、生硬、公式化。 甚至於， 你還可能得到這樣的評價：“還有表現瑪德的家庭生活災難性解體的畫面， 以及為了破壞絕食抵抗而用管子強制餵食的場景， 都讓人感到做作和虛假；這些場景明顯游離于敘事的自然主線之外， 存在的意義似乎完全只是為博取觀眾的同情， 突出那個時代的女性極度艱難的處境（見時光新聞）。 ”——應該說， 影評人說的並不是假話。 出於職業道德（為你的荷包考慮）， 他們絕對有義務告知你這一切。
如果盤點 2015 年的好萊塢關鍵字， 那麼“女權”一詞想必會榜上有名。 乍看之下， 今時今日， 性別平等似已淪為一套老生常談的陳詞濫調， 但實際情況卻遠較表面的“政治正確”複雜得多； 2015 年前後， 多位女性電影人自覺為婦女權益發聲， 所彰顯的也正是這種表像之下的“複雜”。 但是， 即便是在此背景下， 影片《婦女參政論者》的題材依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不過， 這也許同樣解釋了本片何以會招致“教條”和“公式化”的批評——畢竟， 只要你多多少少對女權主義有一定瞭解， 便不難將整部電影的情節走向猜出個大概。 但我仍然以為， 今日的觀眾， 包括那些坐享著每一次社會變革所帶來的福祉， 甚至已將之視作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人群， 未必不需要以電影這種相對直觀的方式， 來感受彼時鬥爭的酷烈與沉痛。 與之相比， 觀影過程中一點點“驚奇”的缺失， 便大可不必引為致命的缺陷。 當然， 《婦女參政論者》之所以令一些人反感， 只怕還與其旗幟昭彰地為女權主義話語代言， 因而犯了他們眼中“為政治服務”的原罪有關。但如果將電影理解為一種參與現實建構的表意實踐，那麼類似“政治 / 非政治（純藝術）”這種二元論的架構體系，便大可值得懷疑。說到底，又有哪一個文本不曾直接或間接地向世界敞開呢？實際上，最令我欣賞的，也恰恰是片中那些有意打破銀幕界限、力求突入現實的地方。例如，影片開始後不久，女主角駐足于一家商店的櫥窗前；在她神往的目光下，幾個裝扮入時的模特假人構成了一幅精緻溫馨的“主婦攜子圖”。很快，這幅富有誘惑力、卻也同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虛幻圖景，就被婦女參政論者的石塊擊得粉碎——同樣被擊碎的還有穆雷根投射在櫥窗玻璃上的鏡像：一份關於自身處境的誤認，或一道遮蔽現實深淵的屏障？ …… 下一秒，觀眾忽然發現自己置身窗內，石塊“擊穿”銀幕、撲面飛來！——這極具震撼力的“迎頭一擊”，在結尾時得到再現和昇華 —— 正當我以為影片將于主人公手捧鮮花，一步步邁向那景深處的眩光時終結，忽見一隊隊真實的、銘刻在歷史影像中的婦女參政論者，正從那片眩光中迎面走來。有意思的是，如果你還記得影片第一組鏡頭中一個獨特的視角：一個女工在銀幕上“踏”出漣漪，仿佛觀眾是隔著水面注視著“1912年的倫敦”；那麼，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影片的結尾 —— 歷史的光芒，終於在穿透了電影這面“鏡子”後，照進了現實。
最後，也許不得不承認的是，《婦女參政論者》的確是一部缺乏“高潮”的電影——如果在此，“高潮”指的是那種振奮人心、慷慨激昂，於艱苦鬥爭後歡慶勝利，宣告一切犧牲皆有回報的戲劇性場景。不，那樣的場景並不存在：當 Emily Wilding Davison魂斷賽馬場後，女主人公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將一個與自己有著相似遭遇的女孩兒救出洗衣車間，將其置於一個擁有更高地位女性的庇護之下 —— 但那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且不說女孩兒的身後還有無數女工在老闆的威嚇下沉默退縮，便是庇護的提供者，不也早已被證明了根本無力跳出丈夫（及其背後整個父權社會）的宰治？……至於Emily的葬禮，誠然盛大，卻又如何能消除“一場慘死換得一次正視”背後莫大的苦澀、哀慟與悲涼？ —— 更何況，正如片尾字幕所暗示的，事實是，又過了六年（其間一戰爆發，整個社會語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女性才部分地被賦予了選舉權；自此又過了十年，選舉權問題的男女平等，才終得以實現。當然，如果問我的話，那麼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雖然我經常策略性地用“女性主義”這個譯名），我想我還是必須要問：擁有了選舉權又如何呢？——從影片最後的一組史料中可以得知，印度和中國一樣，早在 1949 年便賦予了婦女這一權利。但那又怎樣？哪一個對當地性別狀況稍有一點關注的觀眾會相信，選舉權的獲得業已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問題？莫說別人，隨著生育政策的再度調整，可以預見，中國女性就業方面的處境勢必將變得更加嚴峻；而即便是“直男癌”儼然過街老鼠的網路空間，不也照樣放任類似“撕逼”這樣的語彙氾濫橫行？——後者所包含的惡意與諷意，難道不是全部來自將男性氣質賦予美感（騎士精神？）而以女性爭鬥為醜態百出的性別想像？ …… 凡此種種，無不在揭示一個事實：在婦女參政論者走上街頭百餘年後，以反抗父權秩序、實踐性別平等為旨歸的女權主義運動，仍是一場未竟的戰役！
所以，《婦女參政論者》究竟是部怎樣的電影呢？ —— 如果你問的是我的話，那麼我興許會說，這是一部讓我無法滿足于僅從文本內部去審視，或是僅從觀影體驗上去評斷的電影；特別是當你瞭解到，真的有上千民婦女被捕入獄，而在她們當中，真的有人絕食抗議而被插管強制餵食，而她們也的的確確值得我們同情與致敬的時候，你又將怎樣看待本文開頭部分的評論：“還有表現瑪德的家庭生活災難性解體的畫面，以及為了破壞絕食抵抗而用管子強制餵食的場景，都讓人感到做作和虛假；這些場景明顯游離于敘事的自然主線之外，存在的意義似乎完全只是為博取觀眾的同情，突出那個時代的女性極度艱難的處境……“？—— 如果在你看來，那充其量只意味著我已喪失了看待本片的理性立場，那麼我也只好就此擱筆。不過在那之前，我還是想用片中有關“理性”的一襲對話來結束這篇不算影評的影評——
女漫遊者前去尋找自由之地，“我要怎樣才能抵達那裡？”
理性答道：“沿努力的河岸而下，將艱辛的苦水渡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那已拋棄了一切所戀的女人放聲道：“為何我要到那無人涉足的遙遠之地呢？
——我獨自一人，孑然一身。”
理性對她說：“安靜，你聽見了什麼？”
她說：“我聽見了腳步聲——成千上萬，千千萬萬；正沿此路，紛至遝來。”
“那是後來人的腳步，在追隨你，
——引領它們前行！”
最後，也許不得不承認的是，《婦女參政論者》的確是一部缺乏“高潮”的電影——如果在此，“高潮”指的是那種振奮人心、慷慨激昂，於艱苦鬥爭後歡慶勝利，宣告一切犧牲皆有回報的戲劇性場景。不，那樣的場景並不存在：當 Emily Wilding Davison魂斷賽馬場後，女主人公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將一個與自己有著相似遭遇的女孩兒救出洗衣車間，將其置於一個擁有更高地位女性的庇護之下 —— 但那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且不說女孩兒的身後還有無數女工在老闆的威嚇下沉默退縮，便是庇護的提供者，不也早已被證明了根本無力跳出丈夫（及其背後整個父權社會）的宰治？……至於Emily的葬禮，誠然盛大，卻又如何能消除“一場慘死換得一次正視”背後莫大的苦澀、哀慟與悲涼？ —— 更何況，正如片尾字幕所暗示的，事實是，又過了六年（其間一戰爆發，整個社會語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女性才部分地被賦予了選舉權；自此又過了十年，選舉權問題的男女平等，才終得以實現。當然，如果問我的話，那麼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雖然我經常策略性地用“女性主義”這個譯名），我想我還是必須要問：擁有了選舉權又如何呢？——從影片最後的一組史料中可以得知，印度和中國一樣，早在 1949 年便賦予了婦女這一權利。但那又怎樣？哪一個對當地性別狀況稍有一點關注的觀眾會相信，選舉權的獲得業已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問題？莫說別人，隨著生育政策的再度調整，可以預見，中國女性就業方面的處境勢必將變得更加嚴峻；而即便是“直男癌”儼然過街老鼠的網路空間，不也照樣放任類似“撕逼”這樣的語彙氾濫橫行？——後者所包含的惡意與諷意，難道不是全部來自將男性氣質賦予美感（騎士精神？）而以女性爭鬥為醜態百出的性別想像？ …… 凡此種種，無不在揭示一個事實：在婦女參政論者走上街頭百餘年後，以反抗父權秩序、實踐性別平等為旨歸的女權主義運動，仍是一場未竟的戰役！
所以，《婦女參政論者》究竟是部怎樣的電影呢？ —— 如果你問的是我的話，那麼我興許會說，這是一部讓我無法滿足于僅從文本內部去審視，或是僅從觀影體驗上去評斷的電影；特別是當你瞭解到，真的有上千民婦女被捕入獄，而在她們當中，真的有人絕食抗議而被插管強制餵食，而她們也的的確確值得我們同情與致敬的時候，你又將怎樣看待本文開頭部分的評論：“還有表現瑪德的家庭生活災難性解體的畫面，以及為了破壞絕食抵抗而用管子強制餵食的場景，都讓人感到做作和虛假；這些場景明顯游離于敘事的自然主線之外，存在的意義似乎完全只是為博取觀眾的同情，突出那個時代的女性極度艱難的處境……“？—— 如果在你看來，那充其量只意味著我已喪失了看待本片的理性立場，那麼我也只好就此擱筆。不過在那之前，我還是想用片中有關“理性”的一襲對話來結束這篇不算影評的影評——
女漫遊者前去尋找自由之地，“我要怎樣才能抵達那裡？”
理性答道：“沿努力的河岸而下，將艱辛的苦水渡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那已拋棄了一切所戀的女人放聲道：“為何我要到那無人涉足的遙遠之地呢？
——我獨自一人，孑然一身。”
理性對她說：“安靜，你聽見了什麼？”
她說：“我聽見了腳步聲——成千上萬，千千萬萬；正沿此路，紛至遝來。”
“那是後來人的腳步，在追隨你，
——引領它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