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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天平、蔣駿龍:我國債務杠杆的國際比較分析|宏觀經濟

文/螞蟻金服集團高級金融顧問馬天平, 中國工商銀行資產管理部分析師蔣駿龍

債務杠杆是一國經濟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標。

本文將我國國家資產負債表資料和其他國家對比後認為, 我國債務風險相對可控, 維持經濟增速和防止資產價格下跌是重要的風控措施。

債務杠杆並不是完全消極的因素, 其對經濟的快速發展具有較強的支撐作用。 筆者利用各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的2007年-2014年樣本資料, 先分別比較總債務量及結構占比各項指標, 再分別從動態流量和靜態存量角度出發觀察整體債務風險。 文章認為, 債務杠杆只有在收入盈利不能連續支持、或資產價格暴跌的情況下, 才會成為經濟硬著陸的風險點。

債務比率定義及國家資產負債表要素

債務比率

債務杠杆率, 源自財務學中資產負債率, 根據會計恒等式“資產=負債+權益”, 反映資產中有多大比例通過借款實現。

國家的債務如同企業債務和家庭債務一樣, 需要通過收入逐步償還, 因此常用“債務額/GDP”這一計算公式反映一國的負債水準。 通過公式變形發現:債務額/GDP=(債務額/資產)*(資產/GDP)。 因此債務額/GDP這一指標既反映了資產負債率這一核心杠杆率指標, 又反映了資產回報率這一動態流量指標。 在當前加強供給側改革去杠杆要求下, 根據這一分拆公式, 說明要降低債務杠杆, 要麼在債務不增加的情況下積累更多資產, 要麼提高資產回報率, 增加收入。

國家資產負債表要素

剖析全球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發現, 一般一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首先將資產分為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2個部分, 將負債分為短期和長期2個部分,

其次再按照部門類別分為居民、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國外部門5個部門, 從而形成20多個具體明細資產負債項。

債務總量及結構分析

在理解債務比率和國家資產負債的前提下, 接下來本文分析債務總量及結構。

債務總量

橫向比較我國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債務, 根據2007年-2014年的資料, 做出各國的國家總債務水準圖, 如圖1所示:我國總債務水準逐年增長, 2014年已經達到379萬億元, 約62億美元, 近8年年均增長率21%, 遠高於GDP增速。 尤其是2008年-2009年, 增長率分別達到26%和24.58%, 與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實施經濟刺激政策相符合。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發展較快, 債務增長速度也較快。 但與國際相比, 目前我國債務餘額與美國還相差甚遠, 與德國、日本保持了相當水準。 考慮我國經濟體處於全球第二的位置, 我國債務總規模在全球的排序, 與我國GDP總規模在全球的排序保持了一致。

債務結構

債務餘額:非金融企業部門占比最大

從部門債務餘額看, 按照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分類法,

截至2014年末, 我國總債務379萬億元中, 非金融企業部門(不含居民、政府、國外部門)債務202萬億元, 占總債務53%, 占比最大, 超過一半;其次是金融部門占30%, 政府部門占11%, 居民部門占6%。

債券比重:直接融資市場有提高空間

債券、銀行貸款、企業和居民間相互借貸是構成債務的主要成分。 截至2014年, 我國貸款82萬億元、債券36萬億元, 非金融企業、非銀行金融企業和居民間相互借貸約為170萬億元。 銀行貸款和債券占總債務分別為21%和10%, 與美日相比, 我國的債券融資比例較低, 美國債券融資占比總債務為21%, 日本債券融資占比總債務為16%, 這進一步說明我國債券直接融資市場有較大提高空間。

債務品質:不良水準低於發達國家

債務品質中受市場關注較多的是不良債務和違約風險。從不良額(不含債券違約額)來看,2014年末我國不良貸款餘額8426億元,不良率1.25%;美國、德國、日本不良率分別為1.85%、2.34%、1.93%。雖然近年來我國不良貸款率有所上升,但總體顯示的不良水準還遠低於發達國家,說明我國目前“顯性”信貸風險還較小。從趨勢看,近兩年我國不良率上升速度較快。

政府隱性債務:快速增長

我國情形較為特殊,政府隱性債務主要包括地方債、政金債、鐵道債、匯金債等,2014年上述4項合計約12萬億元,占債券總規模的33%。如將這一部分隱性債務納入後,則政府債務達到54萬億,占比總債務達到14%。

外債占比:外債占總債務比重低

統計來看,目前我國外債占總債務比重非常低,截至2014年末,我國外債餘額5.5萬億元,占總債務的1.45%,占比較低且呈下降趨勢。同期美國、德國、日本外債餘額占總債務比重分別為9.2%、18.7%、4.65%,均大幅高於我國,這主要是我國尚未開放資本帳戶,匯率也保持相對固定水準。考慮到我國經濟體在全球位列第二的地位,在全球國際貿易中的占比較高,可適當提高外債規模,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等戰略的推進。

債務期限:可適當增加長期債務規模

觀察我國債務期限結構。截至2014年末,我國總體債務中,剩餘期限1年(含1年)以內的債務餘額69萬億元,占比18%,剩餘期限1年-3年的債務餘額109萬億元,占比29%,兩者合計占比47%,接近總債務的一半,占比相對合理。長期限債務相對短期限債務而言,到期還本壓力較小,利率上升對該債務償付成本影響的傳導速度也比短期債務慢。因此降低債務危機發生概率可適當增加長期限債務規模。

債務杠杆風險

本文認為,判斷一國債務杠杆高低,除了總量及結構分析以外,需要考察債務的償付能力。還需分別從動態流量和靜態存量角度出發,通過分析債務量與GDP的比值、債務量與資產的比值等方法來分析債務杠杆風險。

債務總量與人均GDP比:實際風險可控

若考慮到我國人口基數龐大與所處的發展階段,計算我國債務總額與人均GDP的比值。從2014年資料看,我國債務大約為人均GDP的80億倍,高於美國的30億倍。這表明,我國以人均GDP計算的債務杠杆率較高,但考慮到我國農村人口數是城市人口的1倍多,城市化率不及美國的2/3,大量的農村人口對GDP及債務的貢獻較小,刨去農村人口的GDP與債務量,我國城市人均GDP計算的杠杆率與美國相當。不同的人均GDP水準代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債務負擔能力也會相應變化。隨著我國城市化的推進,債務償付能力相應會增強。因此,從人均GDP角度分析,我國目前債務杠杆率雖較高,但實際債務風險仍可控。

負債成本率與GDP增速:杠杆風險上升

負債主要用於投資或者消費,均對GDP的構成產生貢獻,比較負債成本率與GDP增速可以反應負債使用效率的變化。以債券收益率代表債務成本率,從2007年至2015年我國GDP增速與債券收益率變化情況看,GDP增速從2007年的14.2%下滑到2015年的6.9%,下降幅度超過50%;而同期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4.43%下行至2.82%,5年期AAA企業債收益率從5.52%下行至3.31%,下行幅度不到40%,說明負債的產出效率有所下降,表明杠杆風險有所提升。

政策建議

按照債務杠杆率的定義,筆者認為,中國債務風險整體可控,但是風險防範也必不可少。

中國總體債務水準不高

中國債務年淨增額一直保持上升趨勢,2014年已經達到379萬億元人民幣,但我國債務餘額與美國還相差甚遠,與德國、日本保持了相當水準。我國債務總規模在全球的排序與GDP總規模在全球的排序保持了一致。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不含居民、政府、國外部門)債務占總債務53%,占比最大,超過一半,相比發達經濟體,我國對實體經濟的負債較多,沒有明顯的“脫實向虛”。同時,我國債務融資以商業銀行為主,間接融資占比較高。我國債券融資占總債務10%,與美日相比,我國的債券融資比例較低,債券直接融資市場有較大提高空間。我國債務品質中,不良率低於發達經濟體,但近年來我國不良貸款率有所上升,債券違約事件連續爆發,信用風險加速釋放,不良趨勢在惡化。我國政府隱性債務較為特殊。合計中央債務與地方債務與國際相比,目前我國總債務中政府債務比重還偏低。考慮到我國政府擁有大量土地,是土地供給的唯一定價方,同時,國有企業資產巨大,說明政府的負債還可進一步提升。我國外債占總債務比重非常低,約為1.45%,這主要是我國尚未開放資本帳戶,匯率也保持相對固定水準。我國債務利息支出水準持續上升,企業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提高。在央行貸款利率變化不大的情形下,債務總量水準持續增加,但盈利水準增長較慢。我國債務期限結構相對合理,三年期以下債務合計占比近總債務的一半。為了減輕債務成本負擔,降低債務危機發生的概率,可適當增加長期限債務規模。

債務風險相對可控,維持經濟增速和防止資產價格下跌是重要風控措施

我國債務總額和總量GDP的比值約為6倍左右,近年來持續增長,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整體債務收入比並不高。若以人均GDP計算,我國高於美國,但若剔除農村人口的GDP與債務量後,我國人均GDP的債務償付能力增強,實際債務風險仍可控。居民部門負債的力度在逐步增加,但主要是住房按揭貸款,此部分負債由於時間長、穩定性好,且依賴於土地價格的邊際定價和房地產整體市場的系統性風險,目前風險較小。同時,居民部門年收入可以覆蓋全部債務本息,這也反映居民部門債務風險較低,杠杆風險不大。政府部門債務主要受隱性債務的影響。若不考慮隱性債務,僅以財政收入作為來源,我國債務收入比已超過國際通用標準值合理範圍。若考慮隱性債務,則政府債務與其收入的比值大約上升了60個百分點。但若不僅考慮隱性債務,也考慮隱性收入,尤其是財政之外的土地出讓收入和國有企業利潤收入等,則政府部門的債務收入比大幅降低,政府債務杠杆風險大大減小,這是我國的特殊國情。我國政府2014年底外債與GDP 比率遠低於國際20%標準,但這一比率隱含了匯率不出現大幅貶值這一前提。因此,一方面防止匯率風險,一方面應在經濟向好的前提下,適當提高外債規模及比例,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我國債務利息與收入比值中,居民部門利息支出約50%為住房貸款利息,居民利息支出占勞動報酬收入的比值不足5%,說明整體居民部門的償債能力較強,債務杠杆風險還有一定的安全空間。政府部門若不考慮隱性債務則利息支出與收入比值持續從23%下降至15%左右,而若考慮土地出讓等隱性收入,則利息支出與收入比值下降更明顯。同樣,我國赤字率大大高於美國和德國,但考慮土地出讓收入後,赤字率會大幅降低。因此,從我國實際“土地國情”出發,仍可適當提高政府債務杠杆水準。

我國總體資產負債率較低。若我國資產不存在較大的泡沫,資產價格大跌的風險較小,則債務的安全性較高。按部門來看,我國資產負債率從低至高分別為居民部門、政府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金融部門。同時金融部門及非金融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率略低於美日,但政府部門的資產負債率遠遠低於美日,低於國際通常使用的60%標準。總之,債務的風險水準依賴於資產價格、舉債規範性、利率水準、經濟彈性、資本市場深度、外債比率以及匯率彈性。我國不斷攀升的債務水準並非債務違約的決定性因素,綜合經濟實力、充足的經濟彈性和極強的政治預算管理,是債務風險更重要的防控機制。

本文刊發于《清華金融評論》2017年2月刊

編輯:丁開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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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品質中受市場關注較多的是不良債務和違約風險。從不良額(不含債券違約額)來看,2014年末我國不良貸款餘額8426億元,不良率1.25%;美國、德國、日本不良率分別為1.85%、2.34%、1.93%。雖然近年來我國不良貸款率有所上升,但總體顯示的不良水準還遠低於發達國家,說明我國目前“顯性”信貸風險還較小。從趨勢看,近兩年我國不良率上升速度較快。

政府隱性債務:快速增長

我國情形較為特殊,政府隱性債務主要包括地方債、政金債、鐵道債、匯金債等,2014年上述4項合計約12萬億元,占債券總規模的33%。如將這一部分隱性債務納入後,則政府債務達到54萬億,占比總債務達到14%。

外債占比:外債占總債務比重低

統計來看,目前我國外債占總債務比重非常低,截至2014年末,我國外債餘額5.5萬億元,占總債務的1.45%,占比較低且呈下降趨勢。同期美國、德國、日本外債餘額占總債務比重分別為9.2%、18.7%、4.65%,均大幅高於我國,這主要是我國尚未開放資本帳戶,匯率也保持相對固定水準。考慮到我國經濟體在全球位列第二的地位,在全球國際貿易中的占比較高,可適當提高外債規模,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等戰略的推進。

債務期限:可適當增加長期債務規模

觀察我國債務期限結構。截至2014年末,我國總體債務中,剩餘期限1年(含1年)以內的債務餘額69萬億元,占比18%,剩餘期限1年-3年的債務餘額109萬億元,占比29%,兩者合計占比47%,接近總債務的一半,占比相對合理。長期限債務相對短期限債務而言,到期還本壓力較小,利率上升對該債務償付成本影響的傳導速度也比短期債務慢。因此降低債務危機發生概率可適當增加長期限債務規模。

債務杠杆風險

本文認為,判斷一國債務杠杆高低,除了總量及結構分析以外,需要考察債務的償付能力。還需分別從動態流量和靜態存量角度出發,通過分析債務量與GDP的比值、債務量與資產的比值等方法來分析債務杠杆風險。

債務總量與人均GDP比:實際風險可控

若考慮到我國人口基數龐大與所處的發展階段,計算我國債務總額與人均GDP的比值。從2014年資料看,我國債務大約為人均GDP的80億倍,高於美國的30億倍。這表明,我國以人均GDP計算的債務杠杆率較高,但考慮到我國農村人口數是城市人口的1倍多,城市化率不及美國的2/3,大量的農村人口對GDP及債務的貢獻較小,刨去農村人口的GDP與債務量,我國城市人均GDP計算的杠杆率與美國相當。不同的人均GDP水準代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債務負擔能力也會相應變化。隨著我國城市化的推進,債務償付能力相應會增強。因此,從人均GDP角度分析,我國目前債務杠杆率雖較高,但實際債務風險仍可控。

負債成本率與GDP增速:杠杆風險上升

負債主要用於投資或者消費,均對GDP的構成產生貢獻,比較負債成本率與GDP增速可以反應負債使用效率的變化。以債券收益率代表債務成本率,從2007年至2015年我國GDP增速與債券收益率變化情況看,GDP增速從2007年的14.2%下滑到2015年的6.9%,下降幅度超過50%;而同期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4.43%下行至2.82%,5年期AAA企業債收益率從5.52%下行至3.31%,下行幅度不到40%,說明負債的產出效率有所下降,表明杠杆風險有所提升。

政策建議

按照債務杠杆率的定義,筆者認為,中國債務風險整體可控,但是風險防範也必不可少。

中國總體債務水準不高

中國債務年淨增額一直保持上升趨勢,2014年已經達到379萬億元人民幣,但我國債務餘額與美國還相差甚遠,與德國、日本保持了相當水準。我國債務總規模在全球的排序與GDP總規模在全球的排序保持了一致。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不含居民、政府、國外部門)債務占總債務53%,占比最大,超過一半,相比發達經濟體,我國對實體經濟的負債較多,沒有明顯的“脫實向虛”。同時,我國債務融資以商業銀行為主,間接融資占比較高。我國債券融資占總債務10%,與美日相比,我國的債券融資比例較低,債券直接融資市場有較大提高空間。我國債務品質中,不良率低於發達經濟體,但近年來我國不良貸款率有所上升,債券違約事件連續爆發,信用風險加速釋放,不良趨勢在惡化。我國政府隱性債務較為特殊。合計中央債務與地方債務與國際相比,目前我國總債務中政府債務比重還偏低。考慮到我國政府擁有大量土地,是土地供給的唯一定價方,同時,國有企業資產巨大,說明政府的負債還可進一步提升。我國外債占總債務比重非常低,約為1.45%,這主要是我國尚未開放資本帳戶,匯率也保持相對固定水準。我國債務利息支出水準持續上升,企業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提高。在央行貸款利率變化不大的情形下,債務總量水準持續增加,但盈利水準增長較慢。我國債務期限結構相對合理,三年期以下債務合計占比近總債務的一半。為了減輕債務成本負擔,降低債務危機發生的概率,可適當增加長期限債務規模。

債務風險相對可控,維持經濟增速和防止資產價格下跌是重要風控措施

我國債務總額和總量GDP的比值約為6倍左右,近年來持續增長,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整體債務收入比並不高。若以人均GDP計算,我國高於美國,但若剔除農村人口的GDP與債務量後,我國人均GDP的債務償付能力增強,實際債務風險仍可控。居民部門負債的力度在逐步增加,但主要是住房按揭貸款,此部分負債由於時間長、穩定性好,且依賴於土地價格的邊際定價和房地產整體市場的系統性風險,目前風險較小。同時,居民部門年收入可以覆蓋全部債務本息,這也反映居民部門債務風險較低,杠杆風險不大。政府部門債務主要受隱性債務的影響。若不考慮隱性債務,僅以財政收入作為來源,我國債務收入比已超過國際通用標準值合理範圍。若考慮隱性債務,則政府債務與其收入的比值大約上升了60個百分點。但若不僅考慮隱性債務,也考慮隱性收入,尤其是財政之外的土地出讓收入和國有企業利潤收入等,則政府部門的債務收入比大幅降低,政府債務杠杆風險大大減小,這是我國的特殊國情。我國政府2014年底外債與GDP 比率遠低於國際20%標準,但這一比率隱含了匯率不出現大幅貶值這一前提。因此,一方面防止匯率風險,一方面應在經濟向好的前提下,適當提高外債規模及比例,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我國債務利息與收入比值中,居民部門利息支出約50%為住房貸款利息,居民利息支出占勞動報酬收入的比值不足5%,說明整體居民部門的償債能力較強,債務杠杆風險還有一定的安全空間。政府部門若不考慮隱性債務則利息支出與收入比值持續從23%下降至15%左右,而若考慮土地出讓等隱性收入,則利息支出與收入比值下降更明顯。同樣,我國赤字率大大高於美國和德國,但考慮土地出讓收入後,赤字率會大幅降低。因此,從我國實際“土地國情”出發,仍可適當提高政府債務杠杆水準。

我國總體資產負債率較低。若我國資產不存在較大的泡沫,資產價格大跌的風險較小,則債務的安全性較高。按部門來看,我國資產負債率從低至高分別為居民部門、政府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金融部門。同時金融部門及非金融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率略低於美日,但政府部門的資產負債率遠遠低於美日,低於國際通常使用的60%標準。總之,債務的風險水準依賴於資產價格、舉債規範性、利率水準、經濟彈性、資本市場深度、外債比率以及匯率彈性。我國不斷攀升的債務水準並非債務違約的決定性因素,綜合經濟實力、充足的經濟彈性和極強的政治預算管理,是債務風險更重要的防控機制。

本文刊發于《清華金融評論》2017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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