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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值得關切中國崛起者品鑒的書

編者按: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力作《看好中國:一位智庫學者的全球演講》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其文字精彩、語言流暢、故事性強的特點顯得此書難能可貴, 更對全球讀者瞭解中國有著極大的幫助。 我們摘錄了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為本書作的序言, 在“人民出版社”微信公號上發佈, 以饗讀者。

張維為:值得關切中國崛起者品鑒的書

好友王文請我為他的演講集寫序時, 我們正一起在歐洲參加一系列頗有特色的研討會, 包括與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和英國前首相卡梅倫的對話會。

王文曾長期在《環球時報》評論版工作,他提問還是《環球時報》的犀利風格。 他問薩科齊先生, “2008 年你當總統的時候, 沒有保護好北京奧運火炬傳遞, 還見了達賴喇嘛, 請你解釋一下為什麼?後面幾年中法關係又轉好, 是什麼原因讓您對後面幾年中法關係做了調整和扭轉?”

我也問卡梅倫先生:“您在對話中提到西方政治制度需要修正方向, 而我認為西方政治制度需要更為實質的改革, 否則將難以應對全球化和新媒體革命帶來的挑戰, 包括民粹主義的挑戰。 ”清華大學的李稻葵教授則更直白地問兩位領導人, “西方能從中國學習什麼?包括文化和體制建設方面”。

兩位西方前政要盡他們所能做了回答, 也對自己過去的一些政策作了辯護。 例如, 薩科齊說, “你們不要以為2008年我對中國不好, 當時歐洲很多國家領導人不願意來北京參加奧運會開幕式, 而我是第一個表示來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 許多歐洲國家的領導人都沒來。 至於為什麼巴黎沒保護好火炬,

你知道巴黎市長是反對派的, 他是在反對我, 你應該去問他。 ”卡梅倫說, “我與奧巴馬的`重返亞太’不同, 我做出決定加入亞投行”。 他還說, “非常歡迎中國對英國的投資”。

至於民粹主義, 他認為西方更要解決的是民粹主義背後的問題, 如經濟衰退和貧富差距擴大, 但他堅持西方民主制度還是“最不壞的制度”。 此時薩科齊插話, “民粹主義對西方民主制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們的民主制度是為理性人設計的, 現在卻為非理性的人打開了大門”。 還對卡梅倫說, “看看英國那些支持脫歐的瘋子, 你與他們的理性對話有什麼用?”

至於向中國學習什麼, 卡梅倫提到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率值得英國學習, 而薩科齊則坦承,

“我覺得我們要向中國學習`願景’(vision)。 現代性一定要有長期的願景!中國領導人每五年、每十年給國民的承諾, 讓國民能夠看到實現更好生活的願景。 而這些願景正是國家凝聚共識, 推動發展的希望所在”。 他還講到, “全世界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不確定性, 但中國很確定”。

就我個人而言, 這次與王文等中國學者共同參加這些研討會感觸良多, 一是西方不少學者和政要也開始反思自己的體制問題了, 儘管這種反思還不夠深刻。 西方政客我接觸過不少, 政客的反思往往不足為信, 他們一旦重新執政往往還是一切如舊, 背後是西方的體制嚴重僵化了, 各種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使任何真正的改革都難以推進。 二是中國學者展現出了更多的自信,

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用中國標準審視包括西方在內的整個外部世界。 這與10年前的情形完全不一樣。

我記得那是2007年前後, 我實地考察了百國之後, 開始撰寫我的百國歸來思考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系列, 重點放在解構西方話語, 建構中國話語, 也就是我後來出版的中國三部曲(《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中國超越》)。

當時我人還在歐洲, 我把稿件一篇接一篇地發給了王文, 王文高度認同我的觀點, 認為現在的中國太需要自信的聲音了, 否則中國的崛起可能會功虧一簣。 他和他的團隊把我提供的稿件在《環球時報》評論版一篇接一篇地發表, 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也為後來“中國三部曲”的出版打下了基礎。

西方話語這些年對中國學界的滲透非常之深,特別在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新聞學等領域,導致不少中國學者一切唯西方馬首是瞻,結果是既讀不懂西方,也讀不懂中國,更毋庸說講好中國故事了。

其實,西方和西方模式走衰的速度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快,而中國崛起也比世界上多數人預計的要快。這十來年中國和世界的巨變大致印證了我們當初對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判斷,這也是我和王文都引為自豪的事情。

這些年王文悉心研究各種前沿問題,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奔波,自信地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了許多新銳觀點,從20國集團峰會到“一帶一路”倡議,從智庫建設到中國道路,從互聯網金融到全球治理,他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王文像是一個永動機、一個全媒體,總是力求在第一時間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一種超負荷的工作量,我一直勸他把節奏放慢一些,這對身體和學問都有好處,但他硬是把一個中國優秀媒體人的強悍作風帶進了中國的智庫界,自己也成為中國青年學人中的一位佼佼者、中國新型智庫的一位標杆人物。無疑,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一個最激動人心的變革時代,而中國是這場歷史性變革的中心。

西方話語這些年對中國學界的滲透非常之深,特別在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新聞學等領域,導致不少中國學者一切唯西方馬首是瞻,結果是既讀不懂西方,也讀不懂中國,更毋庸說講好中國故事了。

其實,西方和西方模式走衰的速度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快,而中國崛起也比世界上多數人預計的要快。這十來年中國和世界的巨變大致印證了我們當初對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判斷,這也是我和王文都引為自豪的事情。

這些年王文悉心研究各種前沿問題,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奔波,自信地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了許多新銳觀點,從20國集團峰會到“一帶一路”倡議,從智庫建設到中國道路,從互聯網金融到全球治理,他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王文像是一個永動機、一個全媒體,總是力求在第一時間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一種超負荷的工作量,我一直勸他把節奏放慢一些,這對身體和學問都有好處,但他硬是把一個中國優秀媒體人的強悍作風帶進了中國的智庫界,自己也成為中國青年學人中的一位佼佼者、中國新型智庫的一位標杆人物。無疑,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一個最激動人心的變革時代,而中國是這場歷史性變革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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