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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明清時期

從五代十國開始, 中國北部興起了多個半農半牧或遊牧政權。 五代十國和兩宋時由於北境外患頻仍, 全國都出現多樣化的習武活動,

民間廣建組織、教習武術。 因熱衷武術, 宋代兵書為盛唐年間的七倍之多。 儘管如此, 宋代最終的命運還是被強鄰所敗, 原由在於北方胡人政權武力比宋朝更強大, 而不是宋朝不重視武術與國防。 蒙古在進行侵略擴張的過程中, 手段十分殘暴, 一度聲稱要殺光中國五大姓。 其使中國華北和南宋的川陝四路地區的巨額人口消失, 土地強行被劃為牧場。 直到十三世紀中葉元世祖在位時, 才開始採取一系列恢復生產的措施。

儘管宋代在軍事方面趨於被動挨打的弱勢, 但在經濟文化上卻是中國古代最繁榮的時期。 由於陸上道路被切斷, 宋代在海上與與南洋各國經濟文化交流密切。 南宋全盛時代, 市舶歲入占政府全年歲收的五分之一, 足可見海上貿易的繁榮。 兩宋時期與中國有海上貿易關係的國家與地區多達六、七十國。 兩宋時, 印度洋之航權實操于中國人之手。 宋代時, 中國發明的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制瓷器技術、針灸醫術傳入阿拉伯世界, 再輾轉輸往歐洲地區;數學的“筆算法”及“阿拉伯數字”則由阿拉伯世界在南宋中期傳入中國。

明太宗曾派鄭和前往西洋, 擴大了中國與亞非其它國家的交流。 但明代, 沿海為倭寇侵擾也十分嚴重。 明代由於不勝倭寇的侵擾而實施海禁, 中國在海上的活躍時期至此終結。

明代在北方邊境大舉重修擴築邊牆, 作為防禦遊牧民族南下劫掠和維持邊境和平安定的界限。 在海岸線上也嚴格執行貿易管制措施, 來中土作生意, 必需朝貢兼貿易, 否則不予。 明代嚴格的貿易管制措施和明中葉嚴格貿易管制的影響導致正常貿易地下化, 轉為走私貿易。 貿易港集中地由廣東、福建轉往已為西方國家殖民地的菲律賓、印尼。 而海上的維持秩序角色由於中國官方的消失而導致海盜集團猖獗。 由於海上貿易仍在暗處進行, 特別是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廢除海禁之後, 美洲的大量白銀又大量流入中土, 銀開始成為流行的通貨。

滿清入取中原後, 原位于東南沿海商貿性海盜介入了反清複明的活動,

滿清因此執行比明代更加嚴厲的“海禁”和“遷海令”, 藉以肅清反滿清的勢力;直到清末對外戰爭的接連失敗, 才被迫廣開貿易口岸。

宋代時期, 遼、金、西夏三國, 在政治、經濟, 文化上都和宋保持密切的聯繫。 而宋廷鑄造的“宋錢”信用良好, 波斯、阿拉伯都能通用;高麗和日本更停止鑄造本國通貨, 只用“宋錢”。而遼、金、西夏在文化上都深受漢人影響。許多外來農作物的傳入,例如早熟稻、玉米,番薯、馬鈴薯,使中國的農耕區大面積延伸,也導致了後世中國人口的大量增長。宋人大規模的深度推廣和普及了於五代末期來自西域民族的“桌椅”形式,將五代十國末之前中國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改為垂足而坐。

漢族分別在西晉永嘉之亂、唐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大量南遷避難。因此生活重心由黃河流域移到長江流域,再移至東南沿海。在六朝和北宋以後,中國各方面的重心全部遷移到南方,華北已難超越。兩宋時代是中國東南沿海最繁盛時期,此地區的土地開發與人口增長也達到飽和,導致當地人口在明清兩代又開始大量外移。從明末到清後期鴉片戰爭發生的兩百年間,中國的耕地擴張了一倍,人口絕對值更增加了兩倍。而亦有大量的漢人進一步遷移至海外,諸如南洋、臺灣等地,促進了這些地區的開發。這其中最成功的墾殖當屬臺灣的開發。

中華帝國能以有限的資源維持數百年,其功臣之一即為宗族制度。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因此歷朝政府都十分重視宗族的管理能力。從宋朝至民國初期,部分宗族將其訂立的族規呈交地方官審批,並公告周知,使這些法令更具合法性和權威性。

編輯本段庶民文化與通俗文藝 宋代為中國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主要因素是江南水稻種植區的開發。南宋儘管只佔領南方半壁江山,人口卻超過盛唐年間。至明代已經可以以江南經濟為後盾統一全中國。中國農業生產,北宋末可以養活1.34億人,到明末可供養一億五千萬人,清末可供養超過四億住民,可見農業之發達。

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工商業最發達的時期。由於經貿發達,宋真宗咸平五年(1021年)出現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即使是傳統的銅幣,其年全盛時的平均鑄幣量也超過盛唐年間的二十倍。城市數量與人口不斷的成長,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587個城鎮,盛唐年間最高有1859個城鎮,北宋末有逾1500個城市,晚明時最高有7500個城鎮;清嘉慶末年有30000個;清末年有近40000個,並星羅棋佈於全國各地,尤其集中於江南地區。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行號開始出現。同業與工商業者組成的“行”,自唐代起相當活躍,宋以後更發達。洛陽有120個行,南宋國都臨安則有400多個行。明代時更發展成為同業工會,成為更有組織的商業團體。明代中後期之後,以同地域者組成“商幫”,遍佈大江南北。商幫資本雄厚,並建立同鄉會館。著名的商幫包括安徽“徽幫”和山西“晉幫”。徽商狹其雄厚財力與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在教育、文化、藝術上均有傑出的表現,可謂“士商一體”,為中國有史以來首見的“儒商”。而“晉商”透過資本累積,涉足金融業務,形成十九世紀中國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金融體系“山西票號”,經營範圍遍及全國。

工商業的發展伴隨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宋代以後都市生活型態的轉變包括作息時間延長、活動空間增加、休閒娛樂多元化等。在隋唐五代時期,多是白天進行商業活動,到北宋時,隨著市民的生活型態改變,有在晚上進行,城市成為不夜城。南北朝與隋唐五代皆明確畫分住宅區與商業區。到北宋時,祇要納稅,任何地區皆可設店營業。宋金元明清不再嚴格區分居住區與商業區。而勾欄與瓦舍則豐富了文化生活,其為雜劇團等專業表演場所。茶坊除了提供消渴及提供社交場所外,也結合民間藝人,表演說唱,豐富庶民生活。

宋元明清時期,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十二世紀中葉開始印度地區逐漸受到伊斯蘭化的突厥人的入侵,導致佛教在印度的消失;中國地區受世俗文明成果影響,原始佛教風貌與精神同樣瓦解消失,取而代之的漢化佛教已充滿庶民俗世生活的人間興味。這種現象從唐中葉就開始了。宋代以後,佛像雕塑產生寫實的傾向,日益世俗化,更多反映俗世的景象。宋代以降,佛像不再具有六朝與隋唐之威嚴,原有的超自然想像力變得稀薄,已無太多宗教意味。人世生活的歡樂替代天國的信仰,實際真正的世俗生活替代了理想來世的祈求。佛學理論也日益世俗化,明末,佛學產生了“世事”即“佛事”的理論,俗世生活所經營的百工、百業都堪稱“淨業”。居官、治家,或是從事工商事業,都是“菩薩行”。

宋代以後,各種宗教在民間萌發出了許多新的教派。因此,宋代以後,不論佛教或道教,在教義上都表現出儒、釋、道融合的現象;並同時開始撰寫能闡釋三教合一精神的新經典“寶卷”。“寶卷”把三教原有經典中深奧的語言與哲理通俗化,由於淺顯易懂,對庶民教化的作用極大。另外一種工具則是“功過格”,其將道德行為量化,可以累積、可以功過相抵,並結合商業簿記的信仰形式,由於具體可行,效果顯著,在民間長期廣為流行。

戲曲發源于初唐,在宋代快速發展。到元代,則戲曲又稱元雜劇。其又可分為短曲和雜劇。中晚明之後雜劇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南戲發展的傳奇。晚明時出現不少戲曲流派,有專講音韻格律、也有偏重文采者。清前期,又有傾向兼顧舞臺效果的改革,及重視時事題材者。到了清乾隆末期,乾隆帝召全國戲班入京,中又以“徽班”最聞名。至同治、光緒年間,發展成為“京劇”,取代傳奇成為流行戲曲。

說唱藝術亦開始發展。說唱藝術是白話小說的前身,其藝術形式則源自于佛教的宣教活動。隋唐時,僧廟為向大眾說明佛理,常采“變文”、“變相”的宣講形式。到了宋代,由於經濟的繁榮,這些行為也成為庶民的娛樂形式。說唱藝術發展到明代中葉,由口語藝術變成書面的文辭藝術。閱讀物件有說唱家變為一般大眾。劇本也由一般話本發展為完備的小說。由於小說是由話本演化而來,其大多內容豐富,重視情節,中晚明時,出現長篇小說創作的熱潮,在一百年間出現了多達五六十部的小說。明代小說成就在於將話本作整理以供大眾閱讀,清代則多為出現許多文人獨立創作。明清大量出版“繡像小說”,由於其圖文並茂,大受歡迎,也將庶民文化發揮到極致。

只用“宋錢”。而遼、金、西夏在文化上都深受漢人影響。許多外來農作物的傳入,例如早熟稻、玉米,番薯、馬鈴薯,使中國的農耕區大面積延伸,也導致了後世中國人口的大量增長。宋人大規模的深度推廣和普及了於五代末期來自西域民族的“桌椅”形式,將五代十國末之前中國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改為垂足而坐。

漢族分別在西晉永嘉之亂、唐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大量南遷避難。因此生活重心由黃河流域移到長江流域,再移至東南沿海。在六朝和北宋以後,中國各方面的重心全部遷移到南方,華北已難超越。兩宋時代是中國東南沿海最繁盛時期,此地區的土地開發與人口增長也達到飽和,導致當地人口在明清兩代又開始大量外移。從明末到清後期鴉片戰爭發生的兩百年間,中國的耕地擴張了一倍,人口絕對值更增加了兩倍。而亦有大量的漢人進一步遷移至海外,諸如南洋、臺灣等地,促進了這些地區的開發。這其中最成功的墾殖當屬臺灣的開發。

中華帝國能以有限的資源維持數百年,其功臣之一即為宗族制度。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因此歷朝政府都十分重視宗族的管理能力。從宋朝至民國初期,部分宗族將其訂立的族規呈交地方官審批,並公告周知,使這些法令更具合法性和權威性。

編輯本段庶民文化與通俗文藝 宋代為中國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主要因素是江南水稻種植區的開發。南宋儘管只佔領南方半壁江山,人口卻超過盛唐年間。至明代已經可以以江南經濟為後盾統一全中國。中國農業生產,北宋末可以養活1.34億人,到明末可供養一億五千萬人,清末可供養超過四億住民,可見農業之發達。

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工商業最發達的時期。由於經貿發達,宋真宗咸平五年(1021年)出現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即使是傳統的銅幣,其年全盛時的平均鑄幣量也超過盛唐年間的二十倍。城市數量與人口不斷的成長,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587個城鎮,盛唐年間最高有1859個城鎮,北宋末有逾1500個城市,晚明時最高有7500個城鎮;清嘉慶末年有30000個;清末年有近40000個,並星羅棋佈於全國各地,尤其集中於江南地區。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行號開始出現。同業與工商業者組成的“行”,自唐代起相當活躍,宋以後更發達。洛陽有120個行,南宋國都臨安則有400多個行。明代時更發展成為同業工會,成為更有組織的商業團體。明代中後期之後,以同地域者組成“商幫”,遍佈大江南北。商幫資本雄厚,並建立同鄉會館。著名的商幫包括安徽“徽幫”和山西“晉幫”。徽商狹其雄厚財力與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在教育、文化、藝術上均有傑出的表現,可謂“士商一體”,為中國有史以來首見的“儒商”。而“晉商”透過資本累積,涉足金融業務,形成十九世紀中國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金融體系“山西票號”,經營範圍遍及全國。

工商業的發展伴隨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宋代以後都市生活型態的轉變包括作息時間延長、活動空間增加、休閒娛樂多元化等。在隋唐五代時期,多是白天進行商業活動,到北宋時,隨著市民的生活型態改變,有在晚上進行,城市成為不夜城。南北朝與隋唐五代皆明確畫分住宅區與商業區。到北宋時,祇要納稅,任何地區皆可設店營業。宋金元明清不再嚴格區分居住區與商業區。而勾欄與瓦舍則豐富了文化生活,其為雜劇團等專業表演場所。茶坊除了提供消渴及提供社交場所外,也結合民間藝人,表演說唱,豐富庶民生活。

宋元明清時期,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十二世紀中葉開始印度地區逐漸受到伊斯蘭化的突厥人的入侵,導致佛教在印度的消失;中國地區受世俗文明成果影響,原始佛教風貌與精神同樣瓦解消失,取而代之的漢化佛教已充滿庶民俗世生活的人間興味。這種現象從唐中葉就開始了。宋代以後,佛像雕塑產生寫實的傾向,日益世俗化,更多反映俗世的景象。宋代以降,佛像不再具有六朝與隋唐之威嚴,原有的超自然想像力變得稀薄,已無太多宗教意味。人世生活的歡樂替代天國的信仰,實際真正的世俗生活替代了理想來世的祈求。佛學理論也日益世俗化,明末,佛學產生了“世事”即“佛事”的理論,俗世生活所經營的百工、百業都堪稱“淨業”。居官、治家,或是從事工商事業,都是“菩薩行”。

宋代以後,各種宗教在民間萌發出了許多新的教派。因此,宋代以後,不論佛教或道教,在教義上都表現出儒、釋、道融合的現象;並同時開始撰寫能闡釋三教合一精神的新經典“寶卷”。“寶卷”把三教原有經典中深奧的語言與哲理通俗化,由於淺顯易懂,對庶民教化的作用極大。另外一種工具則是“功過格”,其將道德行為量化,可以累積、可以功過相抵,並結合商業簿記的信仰形式,由於具體可行,效果顯著,在民間長期廣為流行。

戲曲發源于初唐,在宋代快速發展。到元代,則戲曲又稱元雜劇。其又可分為短曲和雜劇。中晚明之後雜劇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南戲發展的傳奇。晚明時出現不少戲曲流派,有專講音韻格律、也有偏重文采者。清前期,又有傾向兼顧舞臺效果的改革,及重視時事題材者。到了清乾隆末期,乾隆帝召全國戲班入京,中又以“徽班”最聞名。至同治、光緒年間,發展成為“京劇”,取代傳奇成為流行戲曲。

說唱藝術亦開始發展。說唱藝術是白話小說的前身,其藝術形式則源自于佛教的宣教活動。隋唐時,僧廟為向大眾說明佛理,常采“變文”、“變相”的宣講形式。到了宋代,由於經濟的繁榮,這些行為也成為庶民的娛樂形式。說唱藝術發展到明代中葉,由口語藝術變成書面的文辭藝術。閱讀物件有說唱家變為一般大眾。劇本也由一般話本發展為完備的小說。由於小說是由話本演化而來,其大多內容豐富,重視情節,中晚明時,出現長篇小說創作的熱潮,在一百年間出現了多達五六十部的小說。明代小說成就在於將話本作整理以供大眾閱讀,清代則多為出現許多文人獨立創作。明清大量出版“繡像小說”,由於其圖文並茂,大受歡迎,也將庶民文化發揮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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