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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學與文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 舊的價值觀和社會秩序已經崩潰。 社會的新秩序仍在重建。 其時, 富於思想的知識份子致力擺脫兩漢以來經學傳統的束縛,

轉而注重內在人格的覺醒與追求。 他們運用哲學論辯的方式, 對一些高度抽象的理論進行探索, 因而產生了當時主要學術思想——玄學。

玄學的影響是全面性的, 在玄學的風氣之下, 個人的自覺是這一時期思想界的獨特精神。

由此樹立了一種與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這種思想與兩漢時期完全不同, 而較接近于戰國時期的道家思想, 故玄學思想家很推崇先秦道家的《老子》、《莊子》二書, 以及道家精神密切相關的《周易》一書, 他們把這三本書奉為研究玄學的主要經典, 名之為“三玄”。 由於此時佛教大為盛行, 因此玄學也融合了不少佛家與儒家的觀點。

玄學流行時期也是政治動盪的時期, 相對的, 政治對學術思想的束縛也大為減少, 在沒有皇家欽定的學術標準下, 當時的思想界相當自由而開放, 議論爭辯的風氣相當盛行, “清談”是這時期玄學討論的主要活動。 討論純粹以理取證, 不論資歷與輩分。 這一時期思想活躍性堪比戰國, 與戰國時代不同的是, 戰國時期關心的是治國之道, 魏晉則關心個人的人格自覺。 玄學家善於辨名析理, 圍繞著有無、本末、體用、言意、動靜等命題展開熱烈討論, 各學派爭論都十分激烈, 形成中國歷史上對宇宙理論探討最活躍的時期。 而論辯這種形式對促使中國產生了理性的哲學。

這種哲學的理論性與成就也是空前的。

這個時代, 玄學家所探討的許多領域都是從前未曾思考過的問題。 魏晉南北朝時期, 社會上不講究學術輩分, 強調思想的活潑性與創造性, 因此, 透過清談的形式, 年青人在思想論壇上獲得盛譽者不乏其人,

是中國古代誕生青少年思想家最多的時代。 鐘會、王弼、王戎、向秀、魏玠等等許多著名思想家都是在二十歲前已經成名。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思想與先秦時代呈現出不同的方向。 此時漢民族外在的事功雖有限, 但內在的思想創建成就卻很可觀。

北方原本亦十分流行玄學,晉室南渡後,玄學風潮迅速擴散到江南,而留在北方的世族,轉而崇本務實,好尚經史。而被北方視為文化正朔的南朝,其思想家一旦來北,往往倍加推崇。由此可見,政治版圖的變遷影響到思想版圖的變化,也看到了政治強權與文化優勢不相同處的事實。

玄學流行時期,人們意識到短促的人生總充滿生離死別、哀傷與不幸。這種對生離死別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歎,從魏晉直至南朝中期;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一直是整個時代的典型社會氣氛。但玄學也並非一味的哀傷,玄學所指導的人生方向依然是要抓緊生活、珍重生命,要有意義自覺地充份把握住這短促而多苦難的人生,使之更為豐富滿足。玄學追求一種絕對自由而又無限超越的人格。理想的人格是擁有感情而又不被感情牽累,擁有喜怒哀樂而與宇宙自然融為一體。達到玄學的境界之後,人的精神成就取代外在的行為節操,成了最高的生命意義與指標。這種無形精神超越有形軀體的現象處處可見。東漢時代對道德、操守、儒學、氣節的尚好與品評,降及魏晉,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分、能力成為新的品評重點所在。魏晉“人品”要求,以漂亮外在風貌表達出高超的內在人格,要求通過有限的、可窮盡的外在言語形像,傳達和表現出某種無限的、不可窮盡的內在神情。

玄學是漢唐兩個盛世之間四百年動亂期的主流思想。玄學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現於這個時期。玄學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阮籍與嵇康帶頭形成一股拋棄禮教、解放個性的風氣;何晏與王弼則致力於融合禮教與玄學,使禮教玄學化。而阮籍與嵇康帶動了歷史上第一個個體解放的反傳統運動,在當時及往後數百年成為一股潮流,許多士人仿效他們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由於自由放任的社會風氣,文學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是中國人有自覺從事藝術創作的開端。抒情文學也在這個時期開始成熟。在魏晉之前,並沒有明確的文學概念,一般人只把文章作為一種表達工具,因此文學並無獨立的藝術地位,直到魏晉時期才有改變。由於文學創作被魏文帝提倡並成為士人的重心,文人地位日益提高,文學作品大量湧現。對文學風氣的重視,首先萌芽於南方,到南北朝後期更普及到北方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出現了純文學著作,其的主要風潮為“唯美主義”,文人寫作普遍講求聲律之美與修辭之美。自曹植開始,文人講求文章的造詞煉句,形成講求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的“駢體文”。從此之後,文人將漢字修辭的特性研究發揮到了極致,其最大的成就在於“聲律”。南朝的齊代,沈約等人據佛經梵音拼法,創漢字四聲發音,正式建立起聲律論,文人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聲律來寫詩,有意識地交互安排平仄聲,從而形成一種高低長短交替的節奏。這是中國“格律詩”的開端。

唐代留給後世最偉大的藝術遺產當屬文學藝術,詩又為其中翹楚,唐詩傳今有五萬首。唐初的詩歌仍然傳承了六朝時期華麗柔美的風格。詩歌題材多以宮廷生活為主。唐開國約半世紀後,詩歌開始反映新時代的大氣象,詩歌題材從宮廷轉向廣闊的社會生活;語言風格也脫去六朝時期的柔媚氣質,轉向漢魏詩歌的雄健風格。開元、天寶年間,唐代社會達到經濟繁榮和國力強盛的頂點,號稱“開天盛世”,唐詩的發展也進入高潮。盛唐氣象為此期名稱。這一時期,詩歌多內容豐富、氣勢壯闊、形象鮮明、多具浪漫主義色彩。這一時期最出色的詩人是李白,其豪邁奔放的詩風將浪漫主義的詩歌創作推向高峰。盛唐時期另一位與詩仙李白齊名的是詩聖杜甫。杜詩講究排比聲韻,每句立奇字為眼、鏈字鍛句、刻意求工,在每字每句上反復推敲。中國詩歌的形式,到了盛唐律詩的成熟,便告大備。唐代也因此達到中國詩歌成就的最高峰,後人的創作已無法超越唐代,其要得到新的成功,只有另闢蹊徑,向詞曲方面發展了。安史之亂,過去的盛世不再,新的繁榮更多呈現一種平民化與多元化的趨勢。詩歌也與此相呼應。

北方原本亦十分流行玄學,晉室南渡後,玄學風潮迅速擴散到江南,而留在北方的世族,轉而崇本務實,好尚經史。而被北方視為文化正朔的南朝,其思想家一旦來北,往往倍加推崇。由此可見,政治版圖的變遷影響到思想版圖的變化,也看到了政治強權與文化優勢不相同處的事實。

玄學流行時期,人們意識到短促的人生總充滿生離死別、哀傷與不幸。這種對生離死別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歎,從魏晉直至南朝中期;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一直是整個時代的典型社會氣氛。但玄學也並非一味的哀傷,玄學所指導的人生方向依然是要抓緊生活、珍重生命,要有意義自覺地充份把握住這短促而多苦難的人生,使之更為豐富滿足。玄學追求一種絕對自由而又無限超越的人格。理想的人格是擁有感情而又不被感情牽累,擁有喜怒哀樂而與宇宙自然融為一體。達到玄學的境界之後,人的精神成就取代外在的行為節操,成了最高的生命意義與指標。這種無形精神超越有形軀體的現象處處可見。東漢時代對道德、操守、儒學、氣節的尚好與品評,降及魏晉,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分、能力成為新的品評重點所在。魏晉“人品”要求,以漂亮外在風貌表達出高超的內在人格,要求通過有限的、可窮盡的外在言語形像,傳達和表現出某種無限的、不可窮盡的內在神情。

玄學是漢唐兩個盛世之間四百年動亂期的主流思想。玄學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現於這個時期。玄學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阮籍與嵇康帶頭形成一股拋棄禮教、解放個性的風氣;何晏與王弼則致力於融合禮教與玄學,使禮教玄學化。而阮籍與嵇康帶動了歷史上第一個個體解放的反傳統運動,在當時及往後數百年成為一股潮流,許多士人仿效他們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由於自由放任的社會風氣,文學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是中國人有自覺從事藝術創作的開端。抒情文學也在這個時期開始成熟。在魏晉之前,並沒有明確的文學概念,一般人只把文章作為一種表達工具,因此文學並無獨立的藝術地位,直到魏晉時期才有改變。由於文學創作被魏文帝提倡並成為士人的重心,文人地位日益提高,文學作品大量湧現。對文學風氣的重視,首先萌芽於南方,到南北朝後期更普及到北方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出現了純文學著作,其的主要風潮為“唯美主義”,文人寫作普遍講求聲律之美與修辭之美。自曹植開始,文人講求文章的造詞煉句,形成講求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的“駢體文”。從此之後,文人將漢字修辭的特性研究發揮到了極致,其最大的成就在於“聲律”。南朝的齊代,沈約等人據佛經梵音拼法,創漢字四聲發音,正式建立起聲律論,文人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聲律來寫詩,有意識地交互安排平仄聲,從而形成一種高低長短交替的節奏。這是中國“格律詩”的開端。

唐代留給後世最偉大的藝術遺產當屬文學藝術,詩又為其中翹楚,唐詩傳今有五萬首。唐初的詩歌仍然傳承了六朝時期華麗柔美的風格。詩歌題材多以宮廷生活為主。唐開國約半世紀後,詩歌開始反映新時代的大氣象,詩歌題材從宮廷轉向廣闊的社會生活;語言風格也脫去六朝時期的柔媚氣質,轉向漢魏詩歌的雄健風格。開元、天寶年間,唐代社會達到經濟繁榮和國力強盛的頂點,號稱“開天盛世”,唐詩的發展也進入高潮。盛唐氣象為此期名稱。這一時期,詩歌多內容豐富、氣勢壯闊、形象鮮明、多具浪漫主義色彩。這一時期最出色的詩人是李白,其豪邁奔放的詩風將浪漫主義的詩歌創作推向高峰。盛唐時期另一位與詩仙李白齊名的是詩聖杜甫。杜詩講究排比聲韻,每句立奇字為眼、鏈字鍛句、刻意求工,在每字每句上反復推敲。中國詩歌的形式,到了盛唐律詩的成熟,便告大備。唐代也因此達到中國詩歌成就的最高峰,後人的創作已無法超越唐代,其要得到新的成功,只有另闢蹊徑,向詞曲方面發展了。安史之亂,過去的盛世不再,新的繁榮更多呈現一種平民化與多元化的趨勢。詩歌也與此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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