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編劇周梅森：我喜歡寫官場，卻討厭做官
《人民的名義》（以下簡稱《名義》）意外獲得了年輕觀眾的支持，
這其中貢獻了巨大力量的多是年輕觀眾，周梅森的女兒還給他發來年輕觀眾在公車、地鐵上用手機觀看這部劇的照片，這更讓周梅森直觀地感覺到，《名義》是真的火了。他甚至注意到，有網友在豆瓣上為這部劇惡意打了一星，原因不過是《人民的名義》這個劇名聽起來就太過主旋律，但不用周梅森生氣，已經有許多網友自發起來抨擊這名網友的不公允評價了。
在這之前的數年裡，這位著名政治小說作家的作品一度難以問世，但周梅森說，他是個有準備的人，這些年沒有間斷寫作，就等著適當的機會把它做出來。當然，這除了源于身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反腐時期不能置身事外於這些大而化之的口號，單就寫作政治題材這件事的本身，也是周梅森覺得特別有意思的事情。他就像劇中的陳岩石一樣，
《名義》其實是順應時代的要求而誕生
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專職副主任范子文找到周梅森的時候，是2014年的10月。他提出創作一部反腐題材電視劇的想法，希望由周梅森執筆，周梅森當時給出的反應是：“這發得出來嗎？”
《名義》播出前的十幾年裡，反腐題材因種種原因從國產劇的一個重要類型變得銷聲匿跡。周梅森創作的《絕對權力》在2003年播出，
不過這期間，周梅森還是創作了三部同類型的反腐題材小說，但無一例外地都被他扔進了辦公室的抽屜裡。“不是作家不想寫，編劇不想編，導演不想導，
周梅森是個暴脾氣的人，2002年播出的《絕對權力》經歷了漫長的送審修改過程，周梅森說，這部劇折騰了他兩三年，修改達八、九百處，還險些被斃。2003年播出的《國家公訴》也幾乎是同樣的命運。前去送審的周梅森能夠感受到對方工作人員的高度緊張，自己被人提防著，像是個破壞分子，這讓他感覺很糟糕。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不跟你玩兒行吧？你愛咋咋的吧。
周梅森早年創作過歷史小說，但在自己的作品難以問世的這些年裡，他卻沒想過用借古喻今的形式繼續創作，儘管他非常推崇劉和平的《大明王朝1566》、二月河的《雍正王朝》，並且認為《大明王朝1566》的製作水準非常非常高。
這其中有三重原因。首先，周梅森不想做任何的借古喻今和影射，他更希望通過當代話語直抒胸臆；其次是出自現實角度的考量。《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以一己之身對抗整個腐敗的王朝，如此的立意角度，也不是審查部門樂見的。
最後一重原因，則是周梅森堅信反腐題材能夠重見天日。
事實上，周梅森不是黨員，但他認為沒有任何人比中國共產黨更想清除腐敗，也沒有什麼題材比反腐更能引起老百姓的廣泛關注，畢竟這與群眾的切身利益最相關，同時這也是《名義》在播出後能夠如此火爆的內在原因。並且，反腐話題針對的也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生死存亡：“任何一個政權對腐敗都不可能無限制容忍下去，腐敗傷害的不僅僅是執政者本身，它對一個國家、民族的整體文化傳統和素質也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當然，《名義》的播出之路也並非如外界想當然的暢通。為了保險起見，范子文曾徵詢了時任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李京盛的意見，李司長的態度讓周梅森和范子文看到了希望，他所聽到的答案是：從沒說過不能做，也沒有任何相關檔禁止做，問題是誰來做，怎麼做。至於由周梅森來做，李司長很放心：他寫的東西沒問題。
《名義》得以誕生，中紀委的支持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2015年6月，中紀委宣傳部調研組在一次座談會提出希望最高檢影視中心加強反腐題材影視劇的創作和生產，周梅森轉述了他聽到的大意：“反腐搞到現在了，一部像樣的電視劇都沒有，這個東西要引起重視啊，要抓啊。”
周梅森不諱言，製作《名義》這樣一部電視劇，“實際上是理所當然的。”可現實卻是，疑慮、擔憂、恐懼等聲音始終圍繞在對反腐題材原本躍躍欲試，卻一直踟躕不前的影視從業者們的腦中。
“我不是一個好惹的人，除非法院裁決，否則我不會修改我的小說”
在作家周梅森的職業履歷中，曾在家鄉江蘇徐州掛職市政府副秘書長的經歷對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份工作讓他得以瞭解政府組織的運作形式，近距離地接觸一些官員，也為他成為以政治題材見長的作家打下基礎。而能夠把腐敗案件中的經濟犯罪寫得真真切切，則是與周梅森早年的經商經歷有關。
周梅森自稱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歷程成長的，做過礦工，當過雜誌社編輯，經濟大潮時，周梅森甚至下海經過商，“時代的車轍和我人生的腳步有很多都是重合的。”上海證券交易所1990年創立，20萬就可以開一個大戶，周梅森就是大戶裡的頭一批。
“我經歷了這個時代的變遷過程，不論是它的成就、輝煌，還是它的挫折、失敗，我陪他一起走過。因此我做這類題材可以講是手到擒來、駕輕就熟，沒有任何問題。”
周梅森“沒有任何問題”的自信，也是源於曾經出過的問題。
《人間正道》出版時，曾經引發了一場有名的“對號入座”事件。當時，40多名廳局級幹部聯名控告周梅森的這部作品，3個宣傳部長提出要其修改小說，新華社為此特意發了內參。
事件最後在周梅森的強硬態度下告終，他拒絕修改小說，理由是“我寫的是小說，不是報告文學。”有理有據，不服也得服。
周梅森告訴對方：要麼按法律起訴我，不起訴就別跟我談。“讓我改我也不會改，改了反而心虛，他們可以去起訴，禁我的書，不許出了，法院判我就執行，法院不判，我就不執行。”
周梅森說，經歷過那次事件之後，沒有人再敢跟他上演類似的“對號入座”事件。《人間正道》沒法在周梅森熟悉的江蘇拍攝，就到山西去拍，中央台播出後影響依然很大，“我的脾氣在江湖上比較出名。不
周梅森有著熟練的、把握政治題材範圍的書寫尺度，他也十分篤信自己的拿捏。在他看來，最重要的還是作者寫作的立足點，“你是真的像某些官員所擔心的，在製造動亂、給政府和社會添亂，還是希望咱們的社會、國家變得越來越好，真心實意地支持反腐，這個立足點非常重要。如果立足點站對了，再加上政策放寬，這類作品不會有什麼大的風險。”
但即便如此，《人民》的尺度還是空前的。作品中觸及了副國級領導幹部的貪腐，這突破了反腐小說以往“寫到副省部級為止”的“紅線”，而這個尺度的確立，是在製作方2015年7月11日召開的劇本創作專家研討會上。中宣部原副部長、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翟泰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李京盛等領導專家參與了劇本研討，翟泰豐在研討會上批評了周梅森的創作尺度，“壞人只寫到一個公安廳長，十八大後倒掉這麼多的貪官，反腐形勢這麼嚴峻，你能這麼輕描淡寫嗎？”
後來呈現到劇中的，是開篇即來的重磅。周梅森把現實中受賄兩億多元的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當做原型放在了故事開頭，與此同時，京州市的一個貪腐副市長逃往美國，這不僅是送給新上任的省委書記沙瑞金的“大禮”，也是送給觀眾的一份大禮。周梅森認為，看到《名義》的反腐力度之大，也是在與觀眾建立信任，“我是刻意把它用進去，用大量的鈔票形成震撼的視覺衝擊力，證明我們的反腐不是兒戲。”
貪腐之外，周梅森也在劇中鋪設了“小圈子”、“山頭主義”的時代反腐著力點，觀眾也從劇中看出了作者如此設置的用意。以漢東省省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為主的“漢大幫”，以漢東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為代表的“秘書幫”，這些門生、故吏把京州市政治生態破壞殆盡，周梅森認為，反腐到如今的程度，《名義》中不能不觸及這些現實中存在的現象——任人唯親、團團夥夥，這種腐敗比貪污更加可怕。
放棄做局長改去寫小說：我想弄清那些官員腐化的過程
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的藝術顧問，周梅森的執筆也得到了檢察系統的大力支持。從《國家公訴》到《人民的名義》，周梅森都被允許前往南京浦口監獄，與真實的落馬貪官及檢察院的幹部進行會談，借此讓作品得以充實。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想一窺身在鐵欄另一端的他們心境幾何。
但周梅森的創作又並非照搬自這些案例，更多的時候，他願意從中紀委網站中取材。每當有官員落馬，周梅森都會持續追蹤，除了對官員的從政履歷和貪腐經過進行研究，還會詳細瞭解他們的成長背景，這些公開材料中的細節，成了周梅森探究官員腐敗的故事源，很多時候，真實的案例會讓編劇的想像力相形見絀。
關於掛職的話題還有後話。“對號入座”事件之後，省委還讓周梅森到江蘇省公共管理局掛職副局長，手續都下來了，但周梅森沒有去，他一方面的考量是，掛職工作會讓自己的寫作再度陷入爭議——總有人會認為你寫的就是他們；另一方面，有過類似的經歷對他而言已經足夠了，他一丁點兒當官的欲望也沒有：“我覺得當官太累了，當一個好官，想辦點實事不容易，當一個貪官，整天膽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你說有多不容易！我一點兒不羡慕他們，當年不羡慕他們，到現在還是不羡慕他們。”
他緊接著又補充說道：“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權力的遊戲非常有意思，好玩兒，充滿奧秘，我有探究的興趣。”在和官員交往的過程中，周梅森親歷過認識的官員從意氣風發到貪污腐敗淪為階下囚，這其中，甚至有他十分看好的“能吏”。在他看來，寫政治小說，就是為了弄清楚他們腐化的誘因、過程，是什麼突破了他們貪婪的心理防線，人性，是書寫的根本出發點。
劇本創作到一半，劇組已經開始籌建了，一群學習影視專業的年輕人進入劇組，周梅森在籌備會上告誡他們，《名義》裡不可以講“橋段”，大家都要把自己視作製造橋段的人，“你侃一段，我侃一段，就叫電視劇？你是愚弄我們的民眾，把民眾當傻瓜，本劇立足于創造，你別說哪個戲裡是怎樣寫的，哪個戲是怎麼成功的，別跟我談這個，我們絕對不用。”
但周梅森也不是全然不接受變化，他原本只打算將劇做成40集，劇本創作合同也是按照40集來簽的，但在如今的市場環境下，《名義》這種體量的作品，僅拍40集不足以保證資方的收益。導演李路身兼製片職責，以拍攝情感類題材見長的他，希望豐富劇中的感情線，而後，同為編劇的周梅森太太也參與到創作中來。周梅森強調，《名義》基本上是以男人為舞臺的政治劇，感情戲必須放在主線上，不能游離於主旋律之外。最終，拍了60集，精剪、修改到55集，最後的效果，周梅森認為“卡得還挺好的”。
周梅森對於他的作品充滿自信，但在《名義》大獲成功之前，這種讓周梅森充滿自信的創作方式也曾遭受過資本的羞辱。融資拍攝期間，曾有一家大型公司想要全部控股《名義》的製片資金，但是該公司沒有人有過做劇的經驗，於是把《名義》的劇本拿給一家劇本測評機構打分，周梅森說，對方的評價標準如下：三分鐘應該有一個劇情爆點，某些地方應該搞笑，情節進行到某處應該有演員耍寶，按照這套評價體系，《名義》最終的結果是不及格，對方給出的結論是“建議慎重投資該項目。”
周梅森氣得罵了娘：“去他媽的，趕緊滾蛋！不是一路的，跟他扯什麼淡！”
寫《人民的名義》我只想解決一個問題：回答世界對中國的關注
土豪公司被周梅森罵跑，《名義》的拍攝資金陷入了困境。
導演李路只看了三集劇本就決定加入，他追周梅森的本子追了多年，得知周梅森重啟了反腐劇的創作，他當即決定拍下幾百萬的定金，要拿下這個項目。通過周梅森的舉薦，李路拿到了最高檢影視中心的授權，除擔任《名義》的導演外，還擔任總製片人，負責專案投資、融資、製作和發行。
《名義》籌備近一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投資進入，接觸的公司有很多，其中包括國企、上市影視公司等資金雄厚的公司，但即便有些已經簽訂了合同，最終還是臨陣逃脫。從近幾年的電視劇投資趨勢來看，觀眾趨向于大IP、年輕化的題材，《名義》題材的敏感性和高昂的投資額，讓大多數影視公司不敢冒進。
高亞麟為這部劇專門成立了天津嘉會文化並投入了總投資中最大的一筆。接著，上海利達影業和大盛國際加入進來，兩家公司的老闆都是女性，也都是僅用十幾分鐘就決定了投資，換個說法講，也正是這三家公司的鼎力相助奠定了這部劇的基礎。
《名義》的總預算是1個億，由於三家投資方的資金是分批進入，《名義》能不能按原計劃開拍又成了問題。范子文和周梅森的意見是謹慎行事，等資金全部落實再開拍。記得當時，李路在房間裡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淩晨三點做出決定：拼了，幹！周梅森說，李路的結論是，如果當時不開牌，這部劇就完了，片中多位演員的時間已經訂好，一旦改期，很難再把隊伍集結起來。
開拍之後，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李路一度想過抵押房子，周梅森則打算將手中兩三千萬的股票抵押掉，但周梅森最終還是勸住了自己和李路。
“我跟李路講，不到萬不得已你都不要投資，為什麼呢？一定要把資本和藝術分開，如果自己又是投資者又是藝術家，這個矛盾糾葛肯定會有，作為藝術家需要把作品做到極致，作為投資者你又會想怎樣獲取每一分利益，這本身是矛盾的。”
而後，北京正和順影業、弘道影業的入局，解決了資金的燃眉之急。
在寫《名義》的劇本是，周梅森就不斷和李路強調，“這部戲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回答世界對中國的關注。”談及《名義》獲得的成功，周梅森稱，這是國家話語一次成功的市場化表達。而這一次，政策的支持也回報了創作者們，審查時間雖然長達數月，但最高檢從未對他們有意為難，提出過什麼不好處理的意見。周梅森稱，這些意見也都十分中肯，包括一些職務層級的叫法、偵查辦案的手段，甚至還包括副市長丁義珍逃脫之前一些非典範行為的尺度把控，這回，周梅森很服氣：“確實，點到即止就好，沒必要太直白。”
如此的立意角度，也不是審查部門樂見的。
最後一重原因，則是周梅森堅信反腐題材能夠重見天日。
事實上，周梅森不是黨員，但他認為沒有任何人比中國共產黨更想清除腐敗，也沒有什麼題材比反腐更能引起老百姓的廣泛關注，畢竟這與群眾的切身利益最相關，同時這也是《名義》在播出後能夠如此火爆的內在原因。並且，反腐話題針對的也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生死存亡：“任何一個政權對腐敗都不可能無限制容忍下去，腐敗傷害的不僅僅是執政者本身，它對一個國家、民族的整體文化傳統和素質也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當然，《名義》的播出之路也並非如外界想當然的暢通。為了保險起見，范子文曾徵詢了時任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李京盛的意見，李司長的態度讓周梅森和范子文看到了希望，他所聽到的答案是：從沒說過不能做，也沒有任何相關檔禁止做，問題是誰來做，怎麼做。至於由周梅森來做，李司長很放心：他寫的東西沒問題。
《名義》得以誕生，中紀委的支持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2015年6月，中紀委宣傳部調研組在一次座談會提出希望最高檢影視中心加強反腐題材影視劇的創作和生產，周梅森轉述了他聽到的大意：“反腐搞到現在了，一部像樣的電視劇都沒有，這個東西要引起重視啊，要抓啊。”
周梅森不諱言，製作《名義》這樣一部電視劇，“實際上是理所當然的。”可現實卻是，疑慮、擔憂、恐懼等聲音始終圍繞在對反腐題材原本躍躍欲試，卻一直踟躕不前的影視從業者們的腦中。
“我不是一個好惹的人，除非法院裁決，否則我不會修改我的小說”
在作家周梅森的職業履歷中，曾在家鄉江蘇徐州掛職市政府副秘書長的經歷對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份工作讓他得以瞭解政府組織的運作形式，近距離地接觸一些官員，也為他成為以政治題材見長的作家打下基礎。而能夠把腐敗案件中的經濟犯罪寫得真真切切，則是與周梅森早年的經商經歷有關。
周梅森自稱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歷程成長的，做過礦工，當過雜誌社編輯，經濟大潮時，周梅森甚至下海經過商，“時代的車轍和我人生的腳步有很多都是重合的。”上海證券交易所1990年創立，20萬就可以開一個大戶，周梅森就是大戶裡的頭一批。
“我經歷了這個時代的變遷過程，不論是它的成就、輝煌，還是它的挫折、失敗，我陪他一起走過。因此我做這類題材可以講是手到擒來、駕輕就熟，沒有任何問題。”
周梅森“沒有任何問題”的自信，也是源於曾經出過的問題。
《人間正道》出版時，曾經引發了一場有名的“對號入座”事件。當時，40多名廳局級幹部聯名控告周梅森的這部作品，3個宣傳部長提出要其修改小說，新華社為此特意發了內參。
事件最後在周梅森的強硬態度下告終，他拒絕修改小說，理由是“我寫的是小說，不是報告文學。”有理有據，不服也得服。
周梅森告訴對方：要麼按法律起訴我，不起訴就別跟我談。“讓我改我也不會改，改了反而心虛，他們可以去起訴，禁我的書，不許出了，法院判我就執行，法院不判，我就不執行。”
周梅森說，經歷過那次事件之後，沒有人再敢跟他上演類似的“對號入座”事件。《人間正道》沒法在周梅森熟悉的江蘇拍攝，就到山西去拍，中央台播出後影響依然很大，“我的脾氣在江湖上比較出名。不
周梅森有著熟練的、把握政治題材範圍的書寫尺度，他也十分篤信自己的拿捏。在他看來，最重要的還是作者寫作的立足點，“你是真的像某些官員所擔心的，在製造動亂、給政府和社會添亂，還是希望咱們的社會、國家變得越來越好，真心實意地支持反腐，這個立足點非常重要。如果立足點站對了，再加上政策放寬，這類作品不會有什麼大的風險。”
但即便如此，《人民》的尺度還是空前的。作品中觸及了副國級領導幹部的貪腐，這突破了反腐小說以往“寫到副省部級為止”的“紅線”，而這個尺度的確立，是在製作方2015年7月11日召開的劇本創作專家研討會上。中宣部原副部長、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翟泰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李京盛等領導專家參與了劇本研討，翟泰豐在研討會上批評了周梅森的創作尺度，“壞人只寫到一個公安廳長，十八大後倒掉這麼多的貪官，反腐形勢這麼嚴峻，你能這麼輕描淡寫嗎？”
後來呈現到劇中的，是開篇即來的重磅。周梅森把現實中受賄兩億多元的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當做原型放在了故事開頭，與此同時，京州市的一個貪腐副市長逃往美國，這不僅是送給新上任的省委書記沙瑞金的“大禮”，也是送給觀眾的一份大禮。周梅森認為，看到《名義》的反腐力度之大，也是在與觀眾建立信任，“我是刻意把它用進去，用大量的鈔票形成震撼的視覺衝擊力，證明我們的反腐不是兒戲。”
貪腐之外，周梅森也在劇中鋪設了“小圈子”、“山頭主義”的時代反腐著力點，觀眾也從劇中看出了作者如此設置的用意。以漢東省省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為主的“漢大幫”，以漢東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為代表的“秘書幫”，這些門生、故吏把京州市政治生態破壞殆盡，周梅森認為，反腐到如今的程度，《名義》中不能不觸及這些現實中存在的現象——任人唯親、團團夥夥，這種腐敗比貪污更加可怕。
放棄做局長改去寫小說：我想弄清那些官員腐化的過程
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的藝術顧問，周梅森的執筆也得到了檢察系統的大力支持。從《國家公訴》到《人民的名義》，周梅森都被允許前往南京浦口監獄，與真實的落馬貪官及檢察院的幹部進行會談，借此讓作品得以充實。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想一窺身在鐵欄另一端的他們心境幾何。
但周梅森的創作又並非照搬自這些案例，更多的時候，他願意從中紀委網站中取材。每當有官員落馬，周梅森都會持續追蹤，除了對官員的從政履歷和貪腐經過進行研究，還會詳細瞭解他們的成長背景，這些公開材料中的細節，成了周梅森探究官員腐敗的故事源，很多時候，真實的案例會讓編劇的想像力相形見絀。
關於掛職的話題還有後話。“對號入座”事件之後，省委還讓周梅森到江蘇省公共管理局掛職副局長，手續都下來了，但周梅森沒有去，他一方面的考量是，掛職工作會讓自己的寫作再度陷入爭議——總有人會認為你寫的就是他們；另一方面，有過類似的經歷對他而言已經足夠了，他一丁點兒當官的欲望也沒有：“我覺得當官太累了，當一個好官，想辦點實事不容易，當一個貪官，整天膽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你說有多不容易！我一點兒不羡慕他們，當年不羡慕他們，到現在還是不羡慕他們。”
他緊接著又補充說道：“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權力的遊戲非常有意思，好玩兒，充滿奧秘，我有探究的興趣。”在和官員交往的過程中，周梅森親歷過認識的官員從意氣風發到貪污腐敗淪為階下囚，這其中，甚至有他十分看好的“能吏”。在他看來，寫政治小說，就是為了弄清楚他們腐化的誘因、過程，是什麼突破了他們貪婪的心理防線，人性，是書寫的根本出發點。
劇本創作到一半，劇組已經開始籌建了，一群學習影視專業的年輕人進入劇組，周梅森在籌備會上告誡他們，《名義》裡不可以講“橋段”，大家都要把自己視作製造橋段的人，“你侃一段，我侃一段，就叫電視劇？你是愚弄我們的民眾，把民眾當傻瓜，本劇立足于創造，你別說哪個戲裡是怎樣寫的，哪個戲是怎麼成功的，別跟我談這個，我們絕對不用。”
但周梅森也不是全然不接受變化，他原本只打算將劇做成40集，劇本創作合同也是按照40集來簽的，但在如今的市場環境下，《名義》這種體量的作品，僅拍40集不足以保證資方的收益。導演李路身兼製片職責，以拍攝情感類題材見長的他，希望豐富劇中的感情線，而後，同為編劇的周梅森太太也參與到創作中來。周梅森強調，《名義》基本上是以男人為舞臺的政治劇，感情戲必須放在主線上，不能游離於主旋律之外。最終，拍了60集，精剪、修改到55集，最後的效果，周梅森認為“卡得還挺好的”。
周梅森對於他的作品充滿自信，但在《名義》大獲成功之前，這種讓周梅森充滿自信的創作方式也曾遭受過資本的羞辱。融資拍攝期間，曾有一家大型公司想要全部控股《名義》的製片資金，但是該公司沒有人有過做劇的經驗，於是把《名義》的劇本拿給一家劇本測評機構打分，周梅森說，對方的評價標準如下：三分鐘應該有一個劇情爆點，某些地方應該搞笑，情節進行到某處應該有演員耍寶，按照這套評價體系，《名義》最終的結果是不及格，對方給出的結論是“建議慎重投資該項目。”
周梅森氣得罵了娘：“去他媽的，趕緊滾蛋！不是一路的，跟他扯什麼淡！”
寫《人民的名義》我只想解決一個問題：回答世界對中國的關注
土豪公司被周梅森罵跑，《名義》的拍攝資金陷入了困境。
導演李路只看了三集劇本就決定加入，他追周梅森的本子追了多年，得知周梅森重啟了反腐劇的創作，他當即決定拍下幾百萬的定金，要拿下這個項目。通過周梅森的舉薦，李路拿到了最高檢影視中心的授權，除擔任《名義》的導演外，還擔任總製片人，負責專案投資、融資、製作和發行。
《名義》籌備近一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投資進入，接觸的公司有很多，其中包括國企、上市影視公司等資金雄厚的公司，但即便有些已經簽訂了合同，最終還是臨陣逃脫。從近幾年的電視劇投資趨勢來看，觀眾趨向于大IP、年輕化的題材，《名義》題材的敏感性和高昂的投資額，讓大多數影視公司不敢冒進。
高亞麟為這部劇專門成立了天津嘉會文化並投入了總投資中最大的一筆。接著，上海利達影業和大盛國際加入進來，兩家公司的老闆都是女性，也都是僅用十幾分鐘就決定了投資，換個說法講，也正是這三家公司的鼎力相助奠定了這部劇的基礎。
《名義》的總預算是1個億，由於三家投資方的資金是分批進入，《名義》能不能按原計劃開拍又成了問題。范子文和周梅森的意見是謹慎行事，等資金全部落實再開拍。記得當時，李路在房間裡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淩晨三點做出決定：拼了，幹！周梅森說，李路的結論是，如果當時不開牌，這部劇就完了，片中多位演員的時間已經訂好，一旦改期，很難再把隊伍集結起來。
開拍之後，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李路一度想過抵押房子，周梅森則打算將手中兩三千萬的股票抵押掉，但周梅森最終還是勸住了自己和李路。
“我跟李路講，不到萬不得已你都不要投資，為什麼呢？一定要把資本和藝術分開，如果自己又是投資者又是藝術家，這個矛盾糾葛肯定會有，作為藝術家需要把作品做到極致，作為投資者你又會想怎樣獲取每一分利益，這本身是矛盾的。”
而後，北京正和順影業、弘道影業的入局，解決了資金的燃眉之急。
在寫《名義》的劇本是，周梅森就不斷和李路強調，“這部戲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回答世界對中國的關注。”談及《名義》獲得的成功，周梅森稱，這是國家話語一次成功的市場化表達。而這一次，政策的支持也回報了創作者們，審查時間雖然長達數月，但最高檢從未對他們有意為難，提出過什麼不好處理的意見。周梅森稱，這些意見也都十分中肯，包括一些職務層級的叫法、偵查辦案的手段，甚至還包括副市長丁義珍逃脫之前一些非典範行為的尺度把控，這回，周梅森很服氣：“確實，點到即止就好，沒必要太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