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選讀（2）｜德才之辨

原文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台。

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

柏楊白話版

智姓家族族長（宣子）智申逝世後，智瑤（襄子）掌握晉國政府大權，一天，跟韓姓家族族長（康子）韓虎、魏姓家族族長（桓子）魏駒，

在藍台設宴飲酒歡聚。智瑤戲弄韓虎，又侮辱韓家的總管（相）段規。智國聽到之後，警告說：“激怒對方而不防備報復，災難必然臨頭。”智瑤說：“我就是災難，我不給別人災難，已算運氣了，誰敢給我災難？”智國說：“恐怕不是這樣，《夏書》有句話：‘一個人屢犯過失，結下的怨毒不在明處，不能因為看不見就粗心大意。’大人物能在小事情上謹慎，才能避免大的憂患。而今，公開宴會上，一下子就使韓家的族長和韓家的重臣，蒙受恥辱，而又不戒備他們的反彈，只一味安慰自己：‘他們不敢！’結局一定要糟。連黃蜂螞蟻，都能害人，何況一個龐大的武裝兵團的首領和他的助手？”智瑤聽不進去。

劄記

一句“難將由我。我不為難，

誰敢興之？”，將智襄子的驕傲自大表現無遺，而他對“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的勸諫也充耳不聞，足見其剛愎自用。這一個小故事，為後面智姓家族的滅亡打下了伏筆。

當初智宣子將以瑤為繼承人，智果就曾勸諫：“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禦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

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可惜智宣子亦是“弗聽”。不然，可能後來就是四家分晉，而非三家了。

司馬光在議論智姓家族之滅亡時，發表了其對“德才”關係的著名見解：

臣光曰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柏楊先生則從現代民主法治立場，對司馬光的“德才”說進行了一番無情批判：

柏楊曰

司馬光把人性當成一個無機體，所以對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說，似是而非。“強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判斷一個人到底是“才能”勝過“品德”？或是“品德”勝過“才能”？根本無法辦到。哪一個君王領袖，不是肯定他的親信部屬，都是天下第一賢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個邪惡小人，豈會賦以重任？中國傳統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繞著這種“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轉，連諸葛亮都強調要“親君子”“遠小人”。咦，芸芸眾生，濟濟群官，模樣都差不多，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結果形成一項“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幾個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這種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於癱瘓，終於滅亡。

而且，純理論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話說：“昏官之害，勝於貪官。”貪官在無贓可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貪的時候，他的才能還足以做出有利於人民的事。而昏官，無論什麼時候，他都不能運轉。司馬光這種論調，使歷屆王朝政府，都拼命強調“品德”，結果大多數都毀于庸才之手。因為人心複雜，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簡單，一個人身上的邪惡與高貴，固同時並存，在蓋棺之前，無法化驗，也無法提出分析報告。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防止邪惡，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選舉和法律來控制他的邪惡程度，同時也用選舉和法律激發他高貴的品德。然而司馬光那個時代，卻沒有民主，法律更沒有力量，使司馬光只好訴諸抽象原則。於是，我們困惑（不是責備）：以司馬光學問的淵博，為什麼沒有冒出一點民主法治的構思？

讀“臣光曰”和“柏楊曰”時很有意思，我們會發現柏楊基本上與司馬光處處針鋒相對。柏楊主張依恃民主法治而非道德品格，認為權力可以敗壞品德，這在其白話版資治通鑒序（資治通鑒序｜趙頊 柏楊）中也有所說明。柏楊的批判精神確實可貴，但從現代立場去解讀古人觀點，也自然會找到許多可攻擊之處，畢竟時代背景迥異。

正如“臣光曰”中蘊藏著司馬光的政治理念一般，“柏楊曰”中也有體現著柏楊的政治理念，都打上了各自時代的烙印。柏楊的目的並非純粹以現代的觀念苛責古人，而是借批判舊說闡揚其所贊同的民主法治理念，頗有“我注六經”、“文以載道”之意味。

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柏楊先生則從現代民主法治立場，對司馬光的“德才”說進行了一番無情批判：

柏楊曰

司馬光把人性當成一個無機體，所以對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說，似是而非。“強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判斷一個人到底是“才能”勝過“品德”？或是“品德”勝過“才能”？根本無法辦到。哪一個君王領袖，不是肯定他的親信部屬，都是天下第一賢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個邪惡小人，豈會賦以重任？中國傳統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繞著這種“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轉，連諸葛亮都強調要“親君子”“遠小人”。咦，芸芸眾生，濟濟群官，模樣都差不多，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結果形成一項“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幾個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這種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於癱瘓，終於滅亡。

而且，純理論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話說：“昏官之害，勝於貪官。”貪官在無贓可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貪的時候，他的才能還足以做出有利於人民的事。而昏官，無論什麼時候，他都不能運轉。司馬光這種論調，使歷屆王朝政府，都拼命強調“品德”，結果大多數都毀于庸才之手。因為人心複雜，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簡單，一個人身上的邪惡與高貴，固同時並存，在蓋棺之前，無法化驗，也無法提出分析報告。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防止邪惡，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選舉和法律來控制他的邪惡程度，同時也用選舉和法律激發他高貴的品德。然而司馬光那個時代，卻沒有民主，法律更沒有力量，使司馬光只好訴諸抽象原則。於是，我們困惑（不是責備）：以司馬光學問的淵博，為什麼沒有冒出一點民主法治的構思？

讀“臣光曰”和“柏楊曰”時很有意思，我們會發現柏楊基本上與司馬光處處針鋒相對。柏楊主張依恃民主法治而非道德品格，認為權力可以敗壞品德，這在其白話版資治通鑒序（資治通鑒序｜趙頊 柏楊）中也有所說明。柏楊的批判精神確實可貴，但從現代立場去解讀古人觀點，也自然會找到許多可攻擊之處，畢竟時代背景迥異。

正如“臣光曰”中蘊藏著司馬光的政治理念一般，“柏楊曰”中也有體現著柏楊的政治理念，都打上了各自時代的烙印。柏楊的目的並非純粹以現代的觀念苛責古人，而是借批判舊說闡揚其所贊同的民主法治理念，頗有“我注六經”、“文以載道”之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