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蘇核平衡的邏輯

武器的發展有一個不成文的定律：掌握的一方總是想方設法的將新武器應用於戰場，以獲得相對優勢，即使這種優勢只是短暫的。與之相對應的是，如果一個武器不再被使用，

那是因為這種武器無法再為使用者獲得優勢。但是核武器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定律。對核武器的管控早已超越軍事的範疇，成為冷戰的核心議題。

在核武器誕生之初，人們確實將核武器（原子彈）與其他武器同等看待，認為它只不過是一種新的可以獲得戰場優勢的武器，儘管人們知道這種炸彈的破壞力足以造成上萬人死亡。就如同1945年初英美對德累斯頓的大轟炸，不會因此就限制對戰略轟炸機的使用一樣。

但是，隨著廣島和長崎上空兩個蘑菇雲的出現，人們對原子彈的認識也發生了改變，其中尤以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也是他下令進行的轟炸——最具代表性。轟炸之後，杜魯門下令將核武器的研發使用權收歸到文職部門手中，甚至提出“巴魯克計畫”希望將核武器統一交給聯合國管理。面對手下將軍們希望利用美國的核優勢對抗蘇聯的裝甲集群時，杜魯門也是含糊其辭。諷刺的是，考慮到蘇聯出色的間諜能力，當時史達林可能比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美國的核武器更加瞭解。

可以說，杜魯門總統開了一好頭。正是這個曾經名不見經傳的，沒有接受過正規軍事教育的，樸實無華的人開始了文職官員管理核武器的規則。他的對手史達林也同樣如此。雖然史達林最傑出的特質就是他的“面不改色”——總是一副慈祥老爺爺的樣子——來掩飾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但在私下裡史達林還是表達了他對使用原子彈的擔憂。他曾說：”如果戰爭爆發，原子彈會不會被使用.........否則使用原子彈就意味著世界的毀滅。“不僅僅是他們，蘇聯的馬林科夫和英國前首相邱吉爾也表達過類似的擔憂。邱吉爾曾提出”毀滅對手的平等性“這一概念，以此來表達對使用核武器的擔憂。可以說，即使是在冷戰早期，雙方在核武器的問題上已經達成了共識，即使雙方都不表明這一點。

但是，認識到是一回事，付諸實際又是另一回事。身懷利器總是會誘使人們使用它。尤其是在戰爭中，一旦戰爭爆發，憤怒和恐懼很容易就會衝破理性的圍欄，這一點克勞塞維茨早就警告過世人。面對如何使用核武器這一命題，美國軍政界提出“有限核戰爭”理論，認為可以有限度的使用核武器，

或者說，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是否使用核武器以及如何使用核武器。但是時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對此斷然拒絕。艾森豪指出，沒有有限的核戰爭，一旦使用核武器那就只有一種情況——毀滅性的核報復。人們也許很難想像，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盟軍統帥怎麼會在對核武器使用的認識上變得如此狹隘。但事後想來，又會驚訝於這位五星上將不愧為偉大的軍事家：在美蘇都有核武器的情況下，任何小規模的使用核武器都會招致對方的報復，而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顆落到自己的地盤上也是無法接受的。那麼還不如通過宣佈只有大規模的核報復這唯一的可能，在威懾對手的同時，也警告自己人不要輕易使用它。艾森豪對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做出了完美的詮釋：如果武器的破壞力威脅到了通過戰爭來實現的政治目的的話，那麼國家就會成為戰爭的犧牲品。

在甘迺迪和赫魯雪夫上臺後，這種核邏輯曾一度面臨考驗——古巴導彈危機——這大概是二戰以來世界面臨的最危險的時刻。人們曾經認為赫魯雪夫向古巴運送核導彈是為了打破美國的核優勢。但是近年來解密的檔案顯示，蘇聯這麼做的目的實際上只是為了支援新興的古巴和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赫魯雪夫認為拉丁美洲的這些政權是極其寶貴的但又是極其脆弱的。古巴導彈危機也點醒了甘迺迪政府。甘迺迪和他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曾一度批評艾森豪的大規模核報復的想法，制定了使用核武器的新的規則，也就是允許對軍事目標使用核武器。但是問題是如何分清軍事目標和非軍事目標呢？即使美國可以分清，蘇聯就一定也會這麼做嗎？古巴導彈危機讓美蘇雙方都認識到，一個小小的誤判都有可能將超級大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何況是真的使用核武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雙方再次回到了“相互確保摧毀”的道路上來。

雙方簽署《限制戰略武器協定》

隨著雙方核彈頭數量的不斷增多、洲際彈道導彈的快速發展。雙方對“相互確保摧毀”的認識從心照不宣變成了公開表達。1963年，《有限禁止核子試驗條約》達成，禁止在大氣層內試驗核武器。1968年《核不擴散條約》簽署，這個條約要求有核國家不要再幫助其他國家獲得核武器。1972年《限制戰略武器協定》達成，規定雙方可以擁有的洲際導彈的數量，並且規定可以通過偵察衛星對對方進行核查。最有意思的是1972年簽署的另一個條約《反彈道導彈條約》，這個條約限制雙方防禦對方的洲際導彈。這個條約的簽署，也標誌著“相互確保摧毀”正式成為有核各方對核武器意義的認可。

雖然到了80年代，美蘇雙方又經歷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拖延、中程導彈部署問題、星球大戰計畫等等危險的倒退。但是在這種相互毀滅的邏輯之下，核不擴散體系建立了起來並且延續至今，成為當今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一個基石。我們套用克勞塞維茨的警告和艾森豪的主張：恐懼和瘋狂是那麼容易打破理性的圍欄，核武器的使用也必然招致對方更大規模的報復。可見今天的核不擴散體系是多麼的來之不易。

任何小規模的使用核武器都會招致對方的報復，而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顆落到自己的地盤上也是無法接受的。那麼還不如通過宣佈只有大規模的核報復這唯一的可能，在威懾對手的同時，也警告自己人不要輕易使用它。艾森豪對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做出了完美的詮釋：如果武器的破壞力威脅到了通過戰爭來實現的政治目的的話，那麼國家就會成為戰爭的犧牲品。

在甘迺迪和赫魯雪夫上臺後，這種核邏輯曾一度面臨考驗——古巴導彈危機——這大概是二戰以來世界面臨的最危險的時刻。人們曾經認為赫魯雪夫向古巴運送核導彈是為了打破美國的核優勢。但是近年來解密的檔案顯示，蘇聯這麼做的目的實際上只是為了支援新興的古巴和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赫魯雪夫認為拉丁美洲的這些政權是極其寶貴的但又是極其脆弱的。古巴導彈危機也點醒了甘迺迪政府。甘迺迪和他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曾一度批評艾森豪的大規模核報復的想法，制定了使用核武器的新的規則，也就是允許對軍事目標使用核武器。但是問題是如何分清軍事目標和非軍事目標呢？即使美國可以分清，蘇聯就一定也會這麼做嗎？古巴導彈危機讓美蘇雙方都認識到，一個小小的誤判都有可能將超級大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何況是真的使用核武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雙方再次回到了“相互確保摧毀”的道路上來。

雙方簽署《限制戰略武器協定》

隨著雙方核彈頭數量的不斷增多、洲際彈道導彈的快速發展。雙方對“相互確保摧毀”的認識從心照不宣變成了公開表達。1963年，《有限禁止核子試驗條約》達成，禁止在大氣層內試驗核武器。1968年《核不擴散條約》簽署，這個條約要求有核國家不要再幫助其他國家獲得核武器。1972年《限制戰略武器協定》達成，規定雙方可以擁有的洲際導彈的數量，並且規定可以通過偵察衛星對對方進行核查。最有意思的是1972年簽署的另一個條約《反彈道導彈條約》，這個條約限制雙方防禦對方的洲際導彈。這個條約的簽署，也標誌著“相互確保摧毀”正式成為有核各方對核武器意義的認可。

雖然到了80年代，美蘇雙方又經歷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拖延、中程導彈部署問題、星球大戰計畫等等危險的倒退。但是在這種相互毀滅的邏輯之下，核不擴散體系建立了起來並且延續至今，成為當今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一個基石。我們套用克勞塞維茨的警告和艾森豪的主張：恐懼和瘋狂是那麼容易打破理性的圍欄，核武器的使用也必然招致對方更大規模的報復。可見今天的核不擴散體系是多麼的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