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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醴陵的翻譯巨匠張友松 被魯迅在日記裡提及114次

央視熱播的綜藝節目《朗讀者》第一期裡,96歲的翻譯家許淵衝壓軸出場,以浪漫真摯的情懷圈粉無數。而其實,在醴陵,也曾出過一個大翻譯家張友松。

在翻譯界,張友松是美國大作家馬克·吐溫作品“在我國的最大譯家”,

他翻譯的《競選州長》曾多年入選中學語文教材。在張友松92年的生命裡,譯介馬克·吐溫是他六十多年翻譯生涯最重要的結晶。可以說,他的翻譯之于馬克·吐溫,猶如傅雷之于巴爾扎克,朱生豪之於莎士比亞,草嬰之於托爾斯泰。

張友松的傳奇不止于翻譯:革命烈士張挹蘭是他的大姐,魯迅先生曾將他114次寫入日記。雖說如今鮮少被人提及,但這位藏在魯迅日記裡的翻譯巨匠張友松,他的人生值得我們重新翻閱。

曾在北大求學,22歲發表第一篇譯作

1903年,張友松生於醴陵縣西鄉三石塘。張友松在醴陵度過了怎樣的童年時代?據他的女兒張立蓮在《懷念我的父親張友松》一文中回憶,張友松年少時家庭生活相當艱苦,

他的父親常年在外謀生,母親則是個文盲,無力教育子女。而張友松雖然聰明,可惜是個懶孩子。“小學的教師們擔心他不會有什麼出息。”

所幸,比張友松大12歲的大姐張挹蘭愛讀書,是個自學成才的“女秀才”。她不僅督促張友松用心攻讀古文,還會有聲有色地給他講歷史故事,以及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這就為張友松後來走上翻譯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2歲那年,張友松隨張挹蘭遷居北京。1922年,他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半工半讀,課餘翻譯英文小說。

張挹蘭受新思潮影響,萌發了救國救民的志向,也是我國最早的女權主義者之一,曾主編《婦女之友》週刊。受大姐的先進思想影響,張友松在北京讀書期間,先後參加過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除李大釗外,張友松當時也與鄒韜奮、馮雪峰、柔石、鄧穎超等人有過許多接觸。

1925年,張友松的第一篇譯作《安徒生評傳》發表在當時的《小說月報》上。

大姐張挹蘭1927年犧牲後,張友松的家庭負擔變重,無法繼續在北大學習,他開始自謀生路。

魯迅與他交情匪淺,日記裡114處提及他

由於求學期間就發表不少譯作,張友松深受當時文壇領軍人物魯迅的器重。

張友松從北大輟學不久,魯迅推薦他去上海北新書局當編輯。

不到一年,張友松因書局拖欠魯迅稿費而同老闆李小峰徹底鬧翻。為此,張友松一面幫魯迅找律師打官司追回欠帳,又在魯迅的支持下,創辦自己的春潮書局,出版魯迅等人的著作,並翻譯出版沙俄時代作家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等人的作品。

當時,魯迅還親自邀人幫張友松組稿,擬定編輯文藝叢書計畫,還在自己經濟拮据時借給張友松500元錢,幫他籌辦新書局。然而,由於缺乏經商和管理經驗,張友松的書局很快倒閉。回憶這段往事,張友松總說辜負了魯迅,這是他“畢生莫大的憾事”。

對於魯迅與李小峰之間的“版稅風波”,當時的林語堂並不知情。在1929年8月28日晚間聚餐時,林語堂聽信席間的李小峰說一切皆因張友松從中挑撥,不僅隨即附和幾句,還責備了當時並不在場的張友松。這引來魯迅針鋒相對的駁斥,從此斷絕了兩人間的所有往來。對於這段文壇史實,魯迅、林語堂和郁達夫等人在各自的日記或回憶文章中都有過詳細記載。

據查證,魯迅曾在日記裡114次提到張友松。其中,僅1929年便有89處,主要記載張友松幫他打官司的事情,也包括當時文壇故友的一些往來。《魯迅日記》裡記載,張友松結婚的前一天下午,魯迅同他的三弟周建人一道上街,親自“買鋁制什器八件”,托人次日送去張家“賀其結婚”。

翻譯馬克·吐溫的專家,歷經劫難病逝成都

上世紀五十年代,張友松與大翻譯家曹靖華、傅雷、汝龍齊名。他先是應邀到北京,參加宋慶齡創辦的英文刊物《中國建設》的編輯工作,後來又經好友推薦,去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上了“特約編譯員”。

張友松做了“特約編譯員”後,不要八小時坐班,出版社還包了他所有翻譯作品的出版,給予其很高的稿酬標準待遇,按月預付每月三百元的稿酬,預付費從未來出版的稿酬中扣除。這樣的待遇當時只有極少數德高望重的文化人才有。張友松的待遇,據說僅次於月預支稿酬四百元的周作人。

在優渥的條件下,張友松接受好友、著名翻譯家蕭乾的建議,專心翻譯美國幽默大師馬克·吐溫的作品,成為“專業戶”。據說,他是繼朱生豪之後,以“一對一”方式翻譯外國作家的專門翻譯家。這個模式後來成了翻譯界的一個優良傳統。

這段時期,張友松翻譯了八部馬克·吐溫的作品,包括《馬克·吐溫中短篇小說選》、《湯姆·索亞歷險記》、《王子與貧兒》等,共兩百多萬字。此外,他還翻譯了幾十萬字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可謂譯著等身。

但1957年風雲突變,“反右”運動開始,張友松開始了漫長的煉獄生涯。之後的“文革”時期,他在街上慘遭批鬥,還被打傷眼睛,由於醫院不積極給他這樣的“壞人”治療,耽誤治療時機,導致他摘除一隻眼球。他的居住環境也是每況愈下。即便如此,他依然筆耕不輟。1977年,年過古稀的張友松才被摘下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

81歲的時候,張友松與老伴離開北京,遷居成都,由下崗的小女兒照顧度日。

1995年,張友松病逝于成都杜甫草堂西側一間陰暗陋室,時年92歲的白髮獨眼老人,不得不擱置手中的放大鏡與譯筆,結束長達六十多年的翻譯生涯。

“沒有人為您發訃文,沒有舉行像樣的告別儀式,沒有人為您樹碑立傳。”張立蓮在《懷念我的父親張友松》裡如是寫道。

(株洲日報綜合)

還在自己經濟拮据時借給張友松500元錢,幫他籌辦新書局。然而,由於缺乏經商和管理經驗,張友松的書局很快倒閉。回憶這段往事,張友松總說辜負了魯迅,這是他“畢生莫大的憾事”。

對於魯迅與李小峰之間的“版稅風波”,當時的林語堂並不知情。在1929年8月28日晚間聚餐時,林語堂聽信席間的李小峰說一切皆因張友松從中挑撥,不僅隨即附和幾句,還責備了當時並不在場的張友松。這引來魯迅針鋒相對的駁斥,從此斷絕了兩人間的所有往來。對於這段文壇史實,魯迅、林語堂和郁達夫等人在各自的日記或回憶文章中都有過詳細記載。

據查證,魯迅曾在日記裡114次提到張友松。其中,僅1929年便有89處,主要記載張友松幫他打官司的事情,也包括當時文壇故友的一些往來。《魯迅日記》裡記載,張友松結婚的前一天下午,魯迅同他的三弟周建人一道上街,親自“買鋁制什器八件”,托人次日送去張家“賀其結婚”。

翻譯馬克·吐溫的專家,歷經劫難病逝成都

上世紀五十年代,張友松與大翻譯家曹靖華、傅雷、汝龍齊名。他先是應邀到北京,參加宋慶齡創辦的英文刊物《中國建設》的編輯工作,後來又經好友推薦,去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上了“特約編譯員”。

張友松做了“特約編譯員”後,不要八小時坐班,出版社還包了他所有翻譯作品的出版,給予其很高的稿酬標準待遇,按月預付每月三百元的稿酬,預付費從未來出版的稿酬中扣除。這樣的待遇當時只有極少數德高望重的文化人才有。張友松的待遇,據說僅次於月預支稿酬四百元的周作人。

在優渥的條件下,張友松接受好友、著名翻譯家蕭乾的建議,專心翻譯美國幽默大師馬克·吐溫的作品,成為“專業戶”。據說,他是繼朱生豪之後,以“一對一”方式翻譯外國作家的專門翻譯家。這個模式後來成了翻譯界的一個優良傳統。

這段時期,張友松翻譯了八部馬克·吐溫的作品,包括《馬克·吐溫中短篇小說選》、《湯姆·索亞歷險記》、《王子與貧兒》等,共兩百多萬字。此外,他還翻譯了幾十萬字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可謂譯著等身。

但1957年風雲突變,“反右”運動開始,張友松開始了漫長的煉獄生涯。之後的“文革”時期,他在街上慘遭批鬥,還被打傷眼睛,由於醫院不積極給他這樣的“壞人”治療,耽誤治療時機,導致他摘除一隻眼球。他的居住環境也是每況愈下。即便如此,他依然筆耕不輟。1977年,年過古稀的張友松才被摘下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

81歲的時候,張友松與老伴離開北京,遷居成都,由下崗的小女兒照顧度日。

1995年,張友松病逝于成都杜甫草堂西側一間陰暗陋室,時年92歲的白髮獨眼老人,不得不擱置手中的放大鏡與譯筆,結束長達六十多年的翻譯生涯。

“沒有人為您發訃文,沒有舉行像樣的告別儀式,沒有人為您樹碑立傳。”張立蓮在《懷念我的父親張友松》裡如是寫道。

(株洲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