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粵港澳大灣區將打造國家對外開放“新支點”
新華社北京3月23日新媒體專電內地專家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分析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承載了國家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意圖，將成為“一帶一路”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新支點”；同時，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而去年公佈的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也提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臺建設。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納入國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從世界範圍看，灣區既是地理概念，也是經濟現象，是一種成熟的大都市群體形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郭萬達說，例如，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面積都在1萬平方公里以上，
他認為，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提出規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據瞭解，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包括“二區九市”：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惠州、江門、肇慶等。
“廣東對外交往歷史悠久，始終走在國家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港澳是享譽國際的大都會，擁有自由貿易傳統和成熟的城市治理經驗。粵港澳合作近年來屢結碩果，在大灣區城市群的概念引領下找到更為精准的戰略定位，有望實現新的飛躍式發展。”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說。
他認為，創新科技、跨境金融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是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題中應有之意”。
專家還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有別于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其他國家層面的區域發展概念，其特點不僅在於其面向海洋、承載更多對外開放功能，更重要的意義是跨制度合作，進一步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容，為世界提供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
郭萬達認為，“二區九市”分屬不同關稅區，擁有不同法律制度和行政體系。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作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下的區域治理規劃，意義非凡。就實際而言，城市群建設有助於香港解決產業空心化的結構性難題，在高增值、低就業的金融業與高就業、低增值的商貿服務業之間“填補”缺失已久的產業鏈空白；也有助於澳門更好實現適度多元發展，加快擺脫博☆禁☆彩業“一業獨大”局面的發展步伐。
“通過發展解決問題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一個重要發展理念。”田飛龍說，在“一國兩制”實踐推進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同樣可以通過發展來解決。當下，結合“自身所長”與“國家所需”，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從而更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港澳均面臨的新課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無疑是最佳途徑。
他認為，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可逐步解決港澳產業升級、與內地經濟關聯以及港澳地區青年成長就業、專業人才才能發揮、人口老齡化等連帶性問題，使得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得到更為完善的統籌安排。
“未來，粵港澳一定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灣區城市群。”郭萬達說，國家戰略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考慮到了交通、地理、人口和產業集聚等多方面因素，這一藍圖十分具有前瞻性。港澳和內地應共同努力，將美好願景落到實處。
此外，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深中通道等大型基建工程將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形成“1小時生活圈”，顯著提高城市群一體化水準，從而促生要素自由流動的開放市場，使資源配置更有效率，產業分工鏈條得以延伸。專家還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有別于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其他國家層面的區域發展概念，其特點不僅在於其面向海洋、承載更多對外開放功能，更重要的意義是跨制度合作，進一步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容，為世界提供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
郭萬達認為，“二區九市”分屬不同關稅區，擁有不同法律制度和行政體系。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作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下的區域治理規劃，意義非凡。就實際而言，城市群建設有助於香港解決產業空心化的結構性難題，在高增值、低就業的金融業與高就業、低增值的商貿服務業之間“填補”缺失已久的產業鏈空白；也有助於澳門更好實現適度多元發展，加快擺脫博☆禁☆彩業“一業獨大”局面的發展步伐。
“通過發展解決問題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一個重要發展理念。”田飛龍說，在“一國兩制”實踐推進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同樣可以通過發展來解決。當下，結合“自身所長”與“國家所需”，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從而更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港澳均面臨的新課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無疑是最佳途徑。
他認為，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可逐步解決港澳產業升級、與內地經濟關聯以及港澳地區青年成長就業、專業人才才能發揮、人口老齡化等連帶性問題，使得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得到更為完善的統籌安排。
“未來，粵港澳一定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灣區城市群。”郭萬達說，國家戰略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考慮到了交通、地理、人口和產業集聚等多方面因素，這一藍圖十分具有前瞻性。港澳和內地應共同努力，將美好願景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