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香港電影已死”。 但“香港電影”到底是什麼？從地域概念上看， 香港電影可以用其出品公司的所在地、主創人員的居民身份和所處位置來界定；文化意義上看， 香港電影其實是一個沒有明確意義的實體， 它隨時代而變， 成分複雜， 邊界模糊。
至今， 仍有許多人懷念全盛時期精彩紛呈、大膽狂放、盡情發洩的香港電影， 認為那才是香港電影的本色。 事實上， 那只是香港電影在特定時空下的表現， 時代不同了， 不能要求它永遠保有這種特色。 而從今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可看出， 香港電影仍然是亞洲地區最具活力的代表，
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於北京時間4月15日晚落下帷幕。 古天樂、毛舜筠分別憑藉《殺破狼·貪狼》、《黃金花》拿下最佳男、女演員， 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收穫最佳導演、最佳影片和其餘3個技術類獎項。 另外， 張艾嘉憑藉《相愛相親》獲最佳編劇。 《大佛普拉斯》戰勝《芳華》、《戰狼2》， 拿下最佳兩岸華語影片。
作為大贏家的《明月幾時有》講述的是一段抗日往事。 該片描述戰時的香港， 一名本地女子與共產黨合作救出一批從中國大陸逃難而來的文化界人士。 雖然在票房收入上該片不及其他入圍作品風光， 但鑒於題材的“正確性”和製作的“專業性”， 《明月幾時有》在當晚可謂所向披靡。
許鞍華表示， 其實她本人一直想拍類似題材的作品， 但因製作費龐大， 資料搜集需要時間， 直至近年遇上合適故事及投資者， 她才有機會開拍。 該片投資人之一的於冬在發表獲獎感言時不忘提醒在場的觀眾：“今年5部入圍‘最佳電影’的作品裡， 有4部是我們投資的。 ”事實上， 入圍最佳影片的所有作品， 全都是中港合資的“合拍片”。
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許鞍華（左）成大贏家；《明月幾時有》收穫最佳導演、最佳影片和其餘3個技術類獎項。
唯一沒有“合拍片”印記的獎項當屬“最佳兩岸華語影片”， 有3部大陸電影和兩部臺灣電影入圍該獎。 雖然在製作規模和票房盈利上， 前者有著壓倒性的優勢， 不過， 該獎項最後還是以《大佛普拉斯》勝出。 該片用一個荒誕離奇的故事揭露臺灣社會的種種不公和黑幕， 影片中窮人的世界全部採用黑白影像呈現、富人的生活用彩色呈現， 形成強烈的貧富差距對比， 具有很強的批判性。 而在5部入圍作品裡， 《大佛普拉斯》口碑最好，
新晉影后毛舜筠首次得獎， 她主演的《黃金花》聚焦社會議題， 講述現代女性面對現實生活逆境前行的故事， 被《明報》影評譽為“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現實主義女性題材作品”。 而作為“男人片”的代表， 《殺破狼·貪狼》在本屆金像獎的表現也格外耀眼。 憑藉該片“稱帝”的古天樂在獲獎後鼓勵在場電影人“不能放棄香港電影”。
古天樂這句“警語”並非無的放矢。 今年的金像獎頒獎禮再次無緣在中國大陸直播——自第3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之後， 中央電視臺已不再直播金像獎頒獎禮。 是否真如外界揣測那樣由於個別藝人的政治原因而停止播放， 我們不得而知， 但更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注意到， 單論香港電影這些年的疲態， 如今的金像獎確實也不足以獲得央視的單獨“恩寵”。
香港電影已死？
早在1995年， 香港影評人列孚就說“香港電影已死”。 而在2009年， 香港導演爾冬升又老調重彈：“你們喜歡看的港片， 三年之內就會沒有了。 ”新世紀過去了將近20年， 香港電影不見得“已死絕”， 但也常常被“唱衰”。
著名專欄作家宋石男認為， 香港電影已死的說法， 雖有些悲觀， 但決非危言聳聽。
1993年， 港片因過度濫拍而遭遇投資危機， 尤其是一直依賴的臺灣資金大幅收緊， 導致其源流被緊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 吳宇森、成龍等紛紛進軍好萊塢， 導致人才流失；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 港片主要外銷的東南亞市場一片悽愴， 令港片再陷低谷；2003年， SARS來襲， 香港演藝界雖然足夠堅強， 也有道義擔當， 但影業卻實在遭遇沉重打擊。寰宇電影公司的老闆林小明說，最低潮時，80%的香港電影從業者幾乎一年沒戲拍。
2004年後，港片走上合拍之路。這在商業上為港片打開局面，卻在精神上令港片陷入無地彷徨的境地。大量導演北上，少數導演則仍堅守。北上導演陳可辛稱，“香港電影要麼北上，要麼等死。”後來，連那少數的導演也開始北望神州，踏上的拯救香港電影的征途。
如今，香港電影人北上已成大潮。導演陳嘉上無奈坦言：“想拍大投資就必須來內地。”《大話西游》導演劉鎮偉也有類似言論：“不來內地就沒有出路”。曾經拍過多部諷刺影射大陸政治的影片的“星爺”周星馳，也早早加入北上大軍，他導演的影片《西遊降魔篇》上線大陸春節檔，輕鬆破十億（1元約合0.1594美元）票房，更別提後來的《美人魚》最終以33億人民幣的成績位居中國大陸史上最高票房的第三位。
港片北上，成績耀眼，卻藏不住導演們不可言說的尷尬和苦楚。陳可辛說，香港與大陸“好似一對戀人，初看還順眼，但相處久了，就會發現有不同”；劉鎮偉抱怨：“內地投資人錢多，但比較喜歡瞎指揮”；彭浩翔則戲謔道：“我平時喜歡講黃色笑話，現在我跟領導就不能講……”當然，只要向“錢”看，這些都算不得什麼。
北上水土不服的同時，香港電影還面臨青黃不接的尷尬。幾年前，謝霆鋒獲第3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周潤發讚揚他說：“未來30年香港電影就靠你了”。這是笑話，卻也折射出香港影壇的人才匱乏。
“本土”與國際化的博弈
香港電影現狀的平庸，很讓人懷想它的黃金時代，就像大家看到風韻猶存的遲暮美人，就會忍不住懷想她風華正茂的美好時代。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有人認為是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年間，邵氏開其端，嘉禾、新藝城等揚其波，寰亞、最佳拍檔等則異軍突出。
上世紀70年代，武打片（武俠片和功夫片）盛極一時，也讓香港電影的本地票房持續上升。70年代中，本地影片票房開始超出外國影片票房總額；至80年代初，本地影片票房遠勝包括好萊塢在內的外國片票房。不管是邵氏的武俠片，還是李小龍的功夫片，都有意識地把目光投向神州大地，在中國大廣闊天地裡尋找要表達的母題：家、國、天下。
在這之後，“新浪潮”電影洶湧而來。徐克、許鞍華、譚家明等人企圖突破傳統和本土市場的局限，給觀眾以新的衝擊、新的視野。比如徐克的《第一類危險》，曲折地映射外國勢力在香港肆虐對市民造成的傷害，反對殖民主義在香港橫行霸道。又如許鞍華的《投奔怒海》則因大膽直面越南戰爭帶來的後遺症而引來各方爭議，成為新浪潮首部獲得全球發行的國際談論之作。
80年代中期，一些香港電影人開始轉向追求香港身份認同，既迅速吸收外國文化和新事物，有致力於發展本土文化。香港電影不斷做出新嘗試，試圖在空間緊湊、節奏急速、多元國際化的城市生活中，塑造一種本土化又全球化的文化特色。
新晉影帝影后：古天樂、毛舜筠
王家衛是當中的佼佼者。在他的《重慶森林》、《春光乍泄》和《花樣年華》裡，這種跨文化、跨地區的美學審美尤為明顯，他以藝術手法展示了東西方美學觀念的碰撞，給予世界各地觀眾難以忘懷的觀賞體驗。
為這個黃金時代唱一曲挽歌的，則是寰亞電影公司的《無間道》系列，當年曾一度創下香港電影在大陸的票房紀錄，卻未能引領香港電影重返黃金時代。
近十多年來，“港產片”由式微到轉型。但在電視不再是香港人集體經驗，香港文化愈趨分眾之際，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影響力居然能堅守陣地，更愈受年輕一代留意。金像獎頒獎禮直播收視持續高企，網上重溫者眾，討論依然轟轟烈烈。
香港電影金像獎用自身活力證明香港電影“未死”。有人想把這些成績歸功於“本土”，但把香港電影簡單歸類為“本土電影”和“非本土電影”，是庸淺而不切現實的做法。事實上，本土與非本土之間，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回歸後，香港電影和香港社會一樣經受著政經文化環境大轉變背景下如何生存發展的重大考驗。如果把眼光放寬放遠，把香港電影放到華語片的發展脈絡中考察，人們會發覺，這20年裡香港影人在逆境中拼搏堅持，取得的成績仍是可喜的。儘管受到了諸多挫折，但香港電影仍是活力十足而且相當重要的。
雖然從近幾年的金像獎得獎名單裡可看出，香港電影的運作，視乎只有通過與中國大陸“合拍”才顯現出來，但它在決定類型電影的生存和連續性方面，仍具不可忽視的影響。
近年來，唱衰港片的論調在互聯網大行其道。有人沉溺於對香港電影旺盛期的緬懷，甚至表露出對港英政府時代的“眷戀”，想在香港重建“港味十足”的電影產業……這些所謂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
這些年，中國大陸電影和香港電影都經受著共同的考驗，對內是如何共融共生——中國大陸電影體制的改革仍然困難重重，要容納香港電影尚需更成熟的條件；對外則是如何與好萊塢為主的西方電影在經濟文化領域競爭，同時又保持合作互惠。從票房成績來看，這兩方面都有可觀的成績，代表兩者發展方向大致是正確的。但儘管如此，香港電影仍然要經歷一段艱苦的時日，由地區性的電影蛻變為大中華電影的一部分。
【本文轉載自香港媒體】
但影業卻實在遭遇沉重打擊。寰宇電影公司的老闆林小明說，最低潮時，80%的香港電影從業者幾乎一年沒戲拍。2004年後，港片走上合拍之路。這在商業上為港片打開局面，卻在精神上令港片陷入無地彷徨的境地。大量導演北上，少數導演則仍堅守。北上導演陳可辛稱，“香港電影要麼北上，要麼等死。”後來，連那少數的導演也開始北望神州，踏上的拯救香港電影的征途。
如今，香港電影人北上已成大潮。導演陳嘉上無奈坦言：“想拍大投資就必須來內地。”《大話西游》導演劉鎮偉也有類似言論：“不來內地就沒有出路”。曾經拍過多部諷刺影射大陸政治的影片的“星爺”周星馳，也早早加入北上大軍，他導演的影片《西遊降魔篇》上線大陸春節檔，輕鬆破十億（1元約合0.1594美元）票房，更別提後來的《美人魚》最終以33億人民幣的成績位居中國大陸史上最高票房的第三位。
港片北上，成績耀眼，卻藏不住導演們不可言說的尷尬和苦楚。陳可辛說，香港與大陸“好似一對戀人，初看還順眼，但相處久了，就會發現有不同”；劉鎮偉抱怨：“內地投資人錢多，但比較喜歡瞎指揮”；彭浩翔則戲謔道：“我平時喜歡講黃色笑話，現在我跟領導就不能講……”當然，只要向“錢”看，這些都算不得什麼。
北上水土不服的同時，香港電影還面臨青黃不接的尷尬。幾年前，謝霆鋒獲第3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周潤發讚揚他說：“未來30年香港電影就靠你了”。這是笑話，卻也折射出香港影壇的人才匱乏。
“本土”與國際化的博弈
香港電影現狀的平庸，很讓人懷想它的黃金時代，就像大家看到風韻猶存的遲暮美人，就會忍不住懷想她風華正茂的美好時代。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有人認為是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年間，邵氏開其端，嘉禾、新藝城等揚其波，寰亞、最佳拍檔等則異軍突出。
上世紀70年代，武打片（武俠片和功夫片）盛極一時，也讓香港電影的本地票房持續上升。70年代中，本地影片票房開始超出外國影片票房總額；至80年代初，本地影片票房遠勝包括好萊塢在內的外國片票房。不管是邵氏的武俠片，還是李小龍的功夫片，都有意識地把目光投向神州大地，在中國大廣闊天地裡尋找要表達的母題：家、國、天下。
在這之後，“新浪潮”電影洶湧而來。徐克、許鞍華、譚家明等人企圖突破傳統和本土市場的局限，給觀眾以新的衝擊、新的視野。比如徐克的《第一類危險》，曲折地映射外國勢力在香港肆虐對市民造成的傷害，反對殖民主義在香港橫行霸道。又如許鞍華的《投奔怒海》則因大膽直面越南戰爭帶來的後遺症而引來各方爭議，成為新浪潮首部獲得全球發行的國際談論之作。
80年代中期，一些香港電影人開始轉向追求香港身份認同，既迅速吸收外國文化和新事物，有致力於發展本土文化。香港電影不斷做出新嘗試，試圖在空間緊湊、節奏急速、多元國際化的城市生活中，塑造一種本土化又全球化的文化特色。
新晉影帝影后：古天樂、毛舜筠
王家衛是當中的佼佼者。在他的《重慶森林》、《春光乍泄》和《花樣年華》裡，這種跨文化、跨地區的美學審美尤為明顯，他以藝術手法展示了東西方美學觀念的碰撞，給予世界各地觀眾難以忘懷的觀賞體驗。
為這個黃金時代唱一曲挽歌的，則是寰亞電影公司的《無間道》系列，當年曾一度創下香港電影在大陸的票房紀錄，卻未能引領香港電影重返黃金時代。
近十多年來，“港產片”由式微到轉型。但在電視不再是香港人集體經驗，香港文化愈趨分眾之際，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影響力居然能堅守陣地，更愈受年輕一代留意。金像獎頒獎禮直播收視持續高企，網上重溫者眾，討論依然轟轟烈烈。
香港電影金像獎用自身活力證明香港電影“未死”。有人想把這些成績歸功於“本土”，但把香港電影簡單歸類為“本土電影”和“非本土電影”，是庸淺而不切現實的做法。事實上，本土與非本土之間，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回歸後，香港電影和香港社會一樣經受著政經文化環境大轉變背景下如何生存發展的重大考驗。如果把眼光放寬放遠，把香港電影放到華語片的發展脈絡中考察，人們會發覺，這20年裡香港影人在逆境中拼搏堅持，取得的成績仍是可喜的。儘管受到了諸多挫折，但香港電影仍是活力十足而且相當重要的。
雖然從近幾年的金像獎得獎名單裡可看出，香港電影的運作，視乎只有通過與中國大陸“合拍”才顯現出來，但它在決定類型電影的生存和連續性方面，仍具不可忽視的影響。
近年來，唱衰港片的論調在互聯網大行其道。有人沉溺於對香港電影旺盛期的緬懷，甚至表露出對港英政府時代的“眷戀”，想在香港重建“港味十足”的電影產業……這些所謂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
這些年，中國大陸電影和香港電影都經受著共同的考驗，對內是如何共融共生——中國大陸電影體制的改革仍然困難重重，要容納香港電影尚需更成熟的條件；對外則是如何與好萊塢為主的西方電影在經濟文化領域競爭，同時又保持合作互惠。從票房成績來看，這兩方面都有可觀的成績，代表兩者發展方向大致是正確的。但儘管如此，香港電影仍然要經歷一段艱苦的時日，由地區性的電影蛻變為大中華電影的一部分。
【本文轉載自香港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