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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政治韜略與人生智慧

劉伯溫像

劉伯溫書法作品

十四世紀中期的中國, 正處於社會大動盪、大變革的時期。 元朝由盛轉衰, 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使統治集團受到沉重打擊, 並一步步走向衰敗。 西元1311年, 在浙南大地上誕生了一位對元明鼎革產生深刻影響的歷史人物——劉基。 劉基, 字伯溫, 自幼熟讀詩書, 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潤, 廣泛涉獵天文、地理、軍事、文學等知識, 很快成長為憂國憂民、抱負遠大的青年才俊。

但他從25歲到50歲的25年間, 由於受到腐朽沒落勢力的排斥、誣陷和打擊, 仕途坎坷, 壯志難酬。 1360年, 也就是劉伯溫50歲的時候, 他投身於朱元璋的反元鬥爭, 憑藉政治謀略和傑出才幹, 很快為朱元璋所信任和重用。

在輔佐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創立大明王朝的過程中, 劉伯溫辦了兩件大事。 一是協助朱元璋, 運籌帷幄, 首戰龍江, 再戰鄱陽, 打垮了陳友諒, 接著揮師東下, 平定張士誠, 由此東南安定, 為大明王朝的誕生奠定了基礎;二是協助朱元璋, 親力親為, 營建新都、制定律曆、復興科舉、整肅紀綱, 為大明王朝的開國及其鞏固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分天下諸葛亮, 一統江山劉伯溫”, 這正是後人對劉伯溫歷史地位的形象概括。

劉伯溫從23歲中進士, 到遭受排擠迫害65歲在家鄉憂鬱去世, 這40多年間, 他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歌、散文和具有深邃內涵的政治、軍事著作, 不愧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 朱元璋在稱帝后的第三年, 封劉伯溫為“誠意伯”。 在劉伯溫去世139年後, 明正德皇帝封其為“太師”, 諡號文成。 劉伯溫作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偉人, 其思想、智慧及人格魅力, 頗多值得今人借鑒之處。

第一, “以民為本”。 劉伯溫主張, “國不自富, 民足而富”, “國以民為本, 而民以食為本”。 他還主張, “生民之道, 在於寬仁”。 《郁離子·靈丘丈人》說了這樣一個故事:山東藤縣有一位老人非常善於養蜂, 他成功的秘訣在於精心管理。 他每次取蜜的時候只拿走多餘的蜂蜜,

而不把蜂蜜全部取光。 這樣, 原來養的蜜蜂安心定居, 新來的蜜蜂也願意在這裡繁殖, 家道越來越興旺。 後來, 他的兒子繼承家業, 但對養蜂的管理卻截然不同。 夏天不管烈日暴曬, 冬天任憑風雪覆蓋, 甚至螻蛄、螞蟻鑽進蜂箱也不管。 結果蜜蜂舉族而去, 其家道也因此敗落。 劉伯溫借此感慨:“為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劉伯溫的民本思想, 不僅表現在極力主張官員廉潔從政, 輕徭薄賦, 而且針對“厚利入私家”的現象, 主張均平, “推餘補不足, 茲實王政始”。

第二, “以道事君”。 劉伯溫說:“以道事君者, 忠之大也。 ”這裡所說的道, 主要是指治國理政應當遵循的理念和原則, 也包括社會正常運行必須服從的真理和規律。

在皇權高於一切的封建專制下, 劉伯溫在看待君臣關係上能提出“以道事君”的理念, 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氣。 他是這樣說的, 也是這樣做的。 在鳳陽建都、平定王保保和選任宰相等重大問題上, 劉伯溫都敢於在朱元璋面前直言, 發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張。 當時, 明初定都何處, 有爭議。 朱元璋提出除金陵(今江蘇南京)之外, 在臨濠(今安徽鳳陽)建中都, 實際上是想把首都遷到老家去, 嘗嘗榮歸故里的風光。 劉伯溫犯顏直諫說“鳳陽雖帝鄉, 非建都地, 王保保未可輕也”。 劉伯溫之所以堅決反對, 理由有兩條。 一是營建中都工程十分浩大, 而天下初定, 百姓尚未得到休養生息。 再說, 金陵與臨濠相距並不遙遠, 在臨濠營造中都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二是元代著名統帥王保保仍握有重兵,對新生的明政權威脅甚大,需集中力量認真對付。但是,朱元璋對劉伯溫的正確建議置之不理,於洪武二年命令開工在臨濠營建城池宮闕,前後六年,耗費極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戰爭中又吃了敗仗,死傷無數。在這種形勢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劉伯溫去世之時,朱元璋最終不得不親自撰寫罪己文告,到中都祭告天地,罷建中都。劉伯溫的逆耳忠言終被驗證,也彰顯了這位開國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第三,“以智制勝”。劉伯溫從小聰慧過人,博學強記,注重社會實踐,因此成為那個時代智慧超群的傑出人物。劉伯溫生生不息的天道觀,知必有見於行的知行觀,教為政本、重德致用的教育觀,試之事而後識賢的用人觀等,都是他哲學智慧的結晶。劉伯溫逝世後,人們根據他參與指揮過的軍事戰役和辦理過的重大事項加以演義,逐步把他神化為“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的“天師”。而實際上,劉伯溫的“神機妙算”,並非天授,而是來自於對客觀事物的周密觀察和思考,來自于對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體悟。這在他功成身退的變局中,也得到了體現。朱元璋的皇帝寶座坐穩以後,虛榮心和猜忌心大為滋長,開始殺戮功臣。劉伯溫從朱元璋問相和定都等分歧中,敏銳地感覺到自己面臨被冷落、被排斥乃至被剷除的危險。於是,他在年齡剛過六十,便當機立斷,激流勇退,告老還鄉,閉門謝客,不再過問朝政。就是這樣,淮西集團李善長、胡惟庸之流,仍不放過他。在當時的權力傾軋中,劉伯溫勢單力薄,難以擺脫遭誣陷、受打擊的可怕命運,但他依然坦然面對、沉著應付,最終得到較好的結局。

第四,“以德服眾”。劉伯溫是一位清官,廉直恤民,秉公執法,以高尚的官德和人格魅力流傳後世。劉伯溫的官德,最突出的是剛正、誠信。他一生最鄙視、最痛惡的,是官場中那些弄虛作假、阿諛奉承、搖尾乞憐和尸位素餐的人。劉伯溫為官口碑甚好,不肯結黨營私。劉伯溫死後,朱元璋對他的兒子說:“劉伯溫在時,滿朝都是黨,只有他一個不從。”明初朝廷中結黨營私之風盛行,彼此明爭暗鬥,爭奪權力,劉伯溫潔身自好,不結黨、不營私,這集中反映了他的人生境界和高尚品德。1368年,在朱元璋巡視汴梁期間,丞相李善長和劉伯溫留守南京。當時劉伯溫官任禦史中丞,專司糾察百官。恰逢中書省都事李彬貪污犯事,李善長與之關係密切,為其求情。劉伯溫不買帳,依舊奏請處斬李彬。由此得罪了李善長,他處心積慮意欲報復劉伯溫。後來,朱元璋因事責罰李善長,劉伯溫卻以國事為重,為李求情。朱元璋私下對人說,李善長要害劉伯溫,劉伯溫反倒為他說好話。這件事反映了劉伯溫為人處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的坦蕩胸懷。

今年是劉基誕辰700周年,研究繼承他的政治思想和處世哲學,不妨讀一讀他的傳世之作——《鬱離子》。這是他飽經元末官場厄運之後,棄官隱居浙江文成南田村時的發憤之作,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已經50歲了,閱歷豐富,飽經滄桑,因此這部寓言體的散文集,集中反映了劉伯溫的政治觀點和人生哲理。主張任用賢才和講求誠信是其中兩個重要的內容。劉伯溫認為,誠信是做人和處事的根本,任用賢才是匡治天下的良藥。整頓綱紀、德刑兼濟,重用賢才是治國的關鍵。他主張,對人才應善於培養、用其所長,“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鬱離子》全書共18章、195條,讀來膾炙人口、發人深思。

二是元代著名統帥王保保仍握有重兵,對新生的明政權威脅甚大,需集中力量認真對付。但是,朱元璋對劉伯溫的正確建議置之不理,於洪武二年命令開工在臨濠營建城池宮闕,前後六年,耗費極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戰爭中又吃了敗仗,死傷無數。在這種形勢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劉伯溫去世之時,朱元璋最終不得不親自撰寫罪己文告,到中都祭告天地,罷建中都。劉伯溫的逆耳忠言終被驗證,也彰顯了這位開國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第三,“以智制勝”。劉伯溫從小聰慧過人,博學強記,注重社會實踐,因此成為那個時代智慧超群的傑出人物。劉伯溫生生不息的天道觀,知必有見於行的知行觀,教為政本、重德致用的教育觀,試之事而後識賢的用人觀等,都是他哲學智慧的結晶。劉伯溫逝世後,人們根據他參與指揮過的軍事戰役和辦理過的重大事項加以演義,逐步把他神化為“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的“天師”。而實際上,劉伯溫的“神機妙算”,並非天授,而是來自於對客觀事物的周密觀察和思考,來自于對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體悟。這在他功成身退的變局中,也得到了體現。朱元璋的皇帝寶座坐穩以後,虛榮心和猜忌心大為滋長,開始殺戮功臣。劉伯溫從朱元璋問相和定都等分歧中,敏銳地感覺到自己面臨被冷落、被排斥乃至被剷除的危險。於是,他在年齡剛過六十,便當機立斷,激流勇退,告老還鄉,閉門謝客,不再過問朝政。就是這樣,淮西集團李善長、胡惟庸之流,仍不放過他。在當時的權力傾軋中,劉伯溫勢單力薄,難以擺脫遭誣陷、受打擊的可怕命運,但他依然坦然面對、沉著應付,最終得到較好的結局。

第四,“以德服眾”。劉伯溫是一位清官,廉直恤民,秉公執法,以高尚的官德和人格魅力流傳後世。劉伯溫的官德,最突出的是剛正、誠信。他一生最鄙視、最痛惡的,是官場中那些弄虛作假、阿諛奉承、搖尾乞憐和尸位素餐的人。劉伯溫為官口碑甚好,不肯結黨營私。劉伯溫死後,朱元璋對他的兒子說:“劉伯溫在時,滿朝都是黨,只有他一個不從。”明初朝廷中結黨營私之風盛行,彼此明爭暗鬥,爭奪權力,劉伯溫潔身自好,不結黨、不營私,這集中反映了他的人生境界和高尚品德。1368年,在朱元璋巡視汴梁期間,丞相李善長和劉伯溫留守南京。當時劉伯溫官任禦史中丞,專司糾察百官。恰逢中書省都事李彬貪污犯事,李善長與之關係密切,為其求情。劉伯溫不買帳,依舊奏請處斬李彬。由此得罪了李善長,他處心積慮意欲報復劉伯溫。後來,朱元璋因事責罰李善長,劉伯溫卻以國事為重,為李求情。朱元璋私下對人說,李善長要害劉伯溫,劉伯溫反倒為他說好話。這件事反映了劉伯溫為人處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的坦蕩胸懷。

今年是劉基誕辰700周年,研究繼承他的政治思想和處世哲學,不妨讀一讀他的傳世之作——《鬱離子》。這是他飽經元末官場厄運之後,棄官隱居浙江文成南田村時的發憤之作,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已經50歲了,閱歷豐富,飽經滄桑,因此這部寓言體的散文集,集中反映了劉伯溫的政治觀點和人生哲理。主張任用賢才和講求誠信是其中兩個重要的內容。劉伯溫認為,誠信是做人和處事的根本,任用賢才是匡治天下的良藥。整頓綱紀、德刑兼濟,重用賢才是治國的關鍵。他主張,對人才應善於培養、用其所長,“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鬱離子》全書共18章、195條,讀來膾炙人口、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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