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的寬與簡，豁達豪放的心胸和為民請命的擔當，是他政治哲學

蘇東坡是中國文學藝術歷史上少有的全才，在詩、文、詞、書、畫等許多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在文學方面著述宏富，常給人天才橫溢之感。他的文筆廣闊，自莊嚴純正的古文至輕鬆曼妙的小品，無所不能，各臻其妙。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在蘇東坡的作品中找到自己喜愛的意境。他的文學世界裡，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邁；有“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的豁達；有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傷懷；有“小舟從此過，江海寄餘生”的超然；更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深情。

尤為難得的是，在文學藝術造詣上蘇東坡不僅僅是一個優秀的繼承者，還是一個積極的開拓者。在他生活的時代， “詩”的文體已經衰微沉滯， “詞”這種新形式正盛極一時。但當時的宋詞，華麗柔靡，沉溺於雕琢文句、賣弄詞藻，蘇東坡被貶謫黃州時第一次接觸到“詞”之後，並沒有因循守舊，而是力斥華麗柔糜之文風，把“詞”這種文體變成表達胸懷感想的文學形式，開創了富有生命力的豪放詞派別，被稱為“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就是大膽抒發豁達奔放的性格、對三國英雄人物發思古之幽情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他宣導古文運動，認為作文章應“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

常止於不可不止”。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不拘泥於舊律陳規，不受限於佈局格式，勇於創新，打破思維定勢和路徑依賴。

為政的寬與簡，是蘇東坡基本的政治哲學。他從仕四十餘載，一直處於政治漩渦的中心。他不畏權貴，反對資本新法，質疑新法“使農民舉息，而與商賈爭利，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他針砭時弊，指責朝廷的專賣導致民眾“爾來三月食無鹽”；他為窮苦的農民憤慨：“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他痛斥積貧積弱的朝廷，渴望“致君堯舜”，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即使在晚年“烏台詩案”後，蘇東坡多次遭貶流放嶺南各地，但仍然關心變法失敗後凋敝的民生、破敗的生計和苦難的災民。

此時的蘇東坡已經失去權力地位，但絲毫無礙他的熱忱，他擬表章，寫長信，揭發衙署積弊，痛悼民間疾苦，儘管都杳無回音，但不改他心系百姓、民生為本的個性，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始終坦直無畏。蘇東坡崇尚實務，主政地方時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政治才能。他在杭州、徐州和廣州興辦水利，建立孤兒院與醫院，創立監獄醫師制度，多次開展救濟饑饉的工作。治水救旱，開運河修水庫，二十多年從未間斷，真正做到“使民不畏吏”。

直到今天，杭州人仍津津樂道蘇東坡與西湖的淵源，他留下的“蘇堤春曉”、“三潭印月”的，和“若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譬喻，共同賦予了西湖不朽的人文之美。

達觀豁然、豪邁開闊，在激進和謙退之間平衡自得，是對哲學家蘇東坡的最好寫照。儒家的正視人生，佛教的否定人生，道家的簡化人生，在蘇東坡身上共同作用出混合的哲學觀念。他的一生崇尚儒學，講究務實；濡染佛意，灑脫自在；但當挫折失意時，道教的思想幫助他解釋窮通進退的困惑。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他都隨遇而安，豁達大度：曾不無幽默地自我解嘲“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甚至被貶到天涯海角，依然“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自我總結“九死蠻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反正“此心安處是吾鄉”。

政治上的誤解、生活的艱辛，絲毫不能影響他對生活的熱愛和享受，反倒是自由解脫的生活，

更給了他一種豁達的領悟。蘇東坡能夠到處快樂滿足，是因為他擁有將失去視為福氣的豁達心態和詩意態度。他後期的作品就體現了這種人生哲學上的轉變。他在被貶黃州時，寫下了四篇流傳千古的作品：一首詞《念奴嬌·赤壁懷古》、兩篇月夜泛舟的前後《赤壁賦》、一篇《記承天寺夜遊》。這些作品的出名，既因為語調和氣氛的和諧，更因為寥寥數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的渺小感覺道出，表達人生如寄的絕對偶然性和被動性，無根蒂的永恆漂泊，蘊涵著永恆追問的人生哲學意味，同時表明人在大自然裡所享受的豐厚的贈予。這恰恰是蘇東坡的哲學觀：生命是某種刹那之間的表現，但仍應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時光。

人的生活就是心靈的生活，心靈的力量形成人的事業人品，與生俱來，在生活中因際遇而顯示出其形態。蘇東坡的一生，如果按通俗的目光來看，可謂坎坷多舛、顛沛流離。但在給知己的信中，他多次表示自己並不因此而感到後悔。這讓人不禁想起《論語·述而》中，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兩位賢人，因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他們臨死時有無怨恨？孔子答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求仁得仁，這正是蘇東坡一生的寫照吧！二十歲金榜題名，三十歲名揚四海，四十歲主政地方，五十歲因詩獲罪，六十歲放逐嶺南，從未改變的，是豁達豪放的心胸和為民請命的擔當。

懷出世之態度，做入世之事業。這態度，是卓越天賦，是純樸個性，是始終不變的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這事業，是學通經史，是開創詞派，是飽經憂患拂逆仍正氣浩然謀國之忠。出世的態度和入世的事業，使蘇東坡可以站在高遠的立場上，觀照社會和人生，取得生存的智慧，既堅持剛正不阿的傳統人格理想，又保持了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在進取與退隱、入世與出世、社會與個人之間，演繹出似乎帶有某種不可避免性質的傳奇一生，成為中國歷史上臻于完美的人物形象。

今天無論我們是否可以企及蘇東坡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否能夠追趕他的才學和智慧，都仍然可以承繼他的志向，追尋他的足跡，胸懷坦蕩，滿腹才情，力承重托，肩擔道義，做一個求進務實的人，一個坦直無畏的人，一個豁達寬厚的人，一個公正清廉的人。

心靈的力量形成人的事業人品，與生俱來，在生活中因際遇而顯示出其形態。蘇東坡的一生，如果按通俗的目光來看，可謂坎坷多舛、顛沛流離。但在給知己的信中，他多次表示自己並不因此而感到後悔。這讓人不禁想起《論語·述而》中，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兩位賢人，因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他們臨死時有無怨恨？孔子答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求仁得仁，這正是蘇東坡一生的寫照吧！二十歲金榜題名，三十歲名揚四海，四十歲主政地方，五十歲因詩獲罪，六十歲放逐嶺南，從未改變的，是豁達豪放的心胸和為民請命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