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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馮友蘭的北大,到汪曾祺的西南聯大,都有一種味道叫自由

(馮友蘭)

現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憶錄中曾經提到,

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史的美國人,曾問一位在西南聯大做過教授的中國作家:聯大8年,為什麼會比北大、清華、南開30年出的人才還多?

那位作家答道:自由。

所謂的西南聯大,當然是抗戰時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名校聯合而成,它誠可謂三校辦學理念和教育風格的集大成者,北大精神的光大者。

自由這個詞看似很清楚,很具體,其實很抽象,很觀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時代更有不同的追求,

不同的實現,那麼北大和西南聯大的所謂自由,到底是怎樣一種東西,又有何種表現呢?

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汪曾祺和著名哲學家、教育家馮友蘭的回憶中,窺見一斑。

馮友蘭是1915年進入北大的,那時的北大雖然剛由京師大學堂轉化來不久,但也很有點大不同了。

1915年9月初,北大新生馮友蘭參加開學典禮,在胡仁源先生致完開幕詞之後,首先聽到了英文教授辜鴻銘的發言。

這位辜鴻銘先生,曾經半新不舊,但這時候已經完全成了舊派。作為近代史上最著名的老怪物之一,辜鴻銘的軼事向來很為人津津樂道,而這次,他自然也有特別表現。

辜鴻銘首先罵當時的政府: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自己的飯碗。他們的飯碗跟咱們的不同,大得很,裡面可以裝汽車和姨太太。

然後他又罵一些新事物,說到做文章用的新名詞:現在的人做文章都不通,

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改良一詞,以前都說從良,從沒有改良,你已經是良了,還改什麼?你要改良為娼嗎?

民國四年了,辜鴻銘依舊昂揚地留著長辮;依舊在說現在社會大亂,是因為沒有君主;王法遠比法律讓人害怕,少個王字就不行;他甚至還在大力提倡一夫多妻制呢,都各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論,所以他把改良如此去搞,根本就不算什麼。

民國了,新派、舊派不兩立,

北大作為全國最高等的學府,按理更應該趨新,那麼它那裡為什麼還仍能容下辜鴻銘這樣的人物呢?這其實從後面蔡元培出任校長時的作為就可明白。

蔡元培很新,他做校長,有一個三不主義,不做官、不納妾、不打麻將,那其中,至少有一條是針對辜鴻銘這一類的,他來北大,不多說話,首先就把“新青年”陳獨秀招進來做了學長,他後面更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把北大的面貌變換一新。

但是蔡元培延聘的老師,卻又新派、舊派都有,不管你反舊禮教的,還是維護所謂儒家正統的,只要你言之成理,有可取之處,我就任你在課堂上隨便講授。他總之把何去何從的判斷選擇權,一概交到了學生手上。

胡適曾用龔自珍《己亥雜詩》裡的一句詩,“但開風氣不為師”,來表明自己的主張,這其實也是蔡元培的主張,北大校風的代表。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判斷自由,選擇自由,你我都是如此,師生也都是如此,可爭論,不強加,相容並蓄,百家爭鳴,這歸根結底要的便是精神自由,而這追求,卻是從北大成立之初,就已經開始了的,到後面只有更加高標。

(蔡元培)

馮友蘭的大學生活中,還曾遇到另一個怪物大師黃侃。

自命風流、玩世不恭的黃侃,軼事也很多,但馮友蘭在回憶中獨選取了兩件。

黃侃和吳成仕都是章太炎的學生,也是好友,黃侃先前本一直住在吳成仕家中,但是有一天,這二個人不知道為什麼鬧翻了,吳成仕立刻要黃侃搬走。

黃侃倒是肯搬,但他臨走前,卻爬上去,在人家房梁上了留下了六個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黃侃教學,也很“不德”。他講到緊要處,會跟學生講,這裡有個秘密,專靠北大幾百塊薪水,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請我吃飯。

有一次一個學生在“同和居”請客,聽到黃侃正在隔壁,忙去問好,哪知道黃侃見了他就狠批起來。

他批起人來滔滔不絕,沒完沒了,直到那學生的客人都到了,還不肯放過,可是等那曉事的學生,忙吩咐飯館,今天黃先生花多少錢都記到我賬上時,他立刻就收兵放人了。

如此的一個黃侃,是不是很不教授?但是他並沒有招致多少惡感。北大當時有位不學無術的老師,可是被學生們聯合趕走的,而黃侃卻依然大有人愛。人家這叫不拘小節,個性自由。

黃侃與辜鴻銘一樣,都不是靠政治主張、新新人類、風氣之先,在北大立足的,而是靠學術成就,專業權威性,此所以英文水準極高的辜鴻銘,就無論如何都可以教英文,學問很深的黃侃,就怎樣都是文學名教授——這恰恰說明:

北大師生是寬容的,而這寬容,正來自對知識和才華的尊重。

無寬容,則無自由,無個性,這應該也是北大精神的體現之一,於是北大也就不妨“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昏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令其各憑造化了。

蔡元培是以其人格,在兩派多派,以及全校師生中廣受尊敬、愛戴的,而那些學問深、道德好、趣味盎然的學者們,也同樣會被學生們追隨。

西南聯大時,馮友蘭已經做老師了,他的學生汪曾祺對聯大曾有六字評語:民主、自由、開放。

蔡元培在北大時,認為大學應該培養通才,也即學文史哲的,不妨學點自然科學知識,學自然科學的,也該有點文史哲知識,萬不可拘於一隅,而這種風氣,後面也帶到聯大來了。

於是北大的另一個學生,詩人、學者馮至,當年上課便東聽西聽很隨意,讀書也很隨意。但他後來卻說,自己能有今天,全得益於北大開放的風氣。

於是西南聯大的汪曾祺,當年基本不大好好上課,老師們也不管他,只由他按照自己的興趣去。但他後來也是說,自己如果不進聯大,也許成不了作家,至少成不了現在這樣的作家。

——他們這些話當然是頗值得玩味的。

北大、聯大老師講課一般都無套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樣講就怎麼樣,從來無人干涉。

北大、聯大很少有對學生耳提面命的教授或講師,更沒有程門立雪般虔敬求教的學生,他們既沒有誰是誰的業師,也沒有誰是誰的及門弟子。

他們看上去大都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可是他們那裡為什麼偏會有這樣的效果?很顯然,這地方是隱藏著某種大秘密的。

汪曾祺曾經說,他有一次上“西洋通史課”,交上的馬其頓地圖根本不合格,但是皮名舉先生卻只批了一句話就拉倒:“閣下之地圖美學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

這話頗令人捧腹,但也令人眼睛一亮。

科學、美學、價值,肯定又否定,讚美又諷勸,不同的東西有不同的價值需要,有提點卻無放炮,他們那些教授、講師,都是功底深厚,散發著精神之美的,他們隨意的一句話,都可能帶給你意想不到的東西,讓你終生受益。

(汪曾祺)

講莊子的劉文典大師動不動東拉西扯,東評西評,離題萬里,他說:莊子,我是不懂的,也沒人懂。

莊子是一個謎,誰敢說真正懂,真正解釋得了?但是你是教授,是莊子專家啊,怎麼也可以說不懂?莊子無處不在,劉先生其實不過是想給你想像的自由,思考的自由,獨立的自由,思維的開放罷了。

北大、聯大不要權威觀念,不要盲從,不要固化,那裡正因為老師們本身有超高的自由度,所以才有了自由的表達和傳遞。

講課總座無虛席的聞一多,卻是這個樣子:

講《楚辭》,第一句總是“痛飲酒熟讀《楚辭》,方稱名士。”他上課時也抽煙,而上他課的學生也可以抽煙。

他給你的是交流的自由,行為的自由,平等的觀念,風骨、灑脫和豪放,而這,他卻始終都是用自身的、語言的、行為的影響力、感染力去完成的。

唐蘭很奇特,他講《詞選》的方法,就是不講。“‘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他吟唱著般地說完,這就算是把這詞講完了。

他給你領悟、感悟的自由,但那種美感卻給你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對詩詞來講,或許美學情感的培養,遠比技巧更為重要。愛上了,主動了,一切迎刃而解。

朱自清很正規,他講《宋詩》,要一首首講,還要你記筆記,背,考試,寫讀書報告,但是這報告,他偏重的卻是獨創性見解。

聯大其實都重獨創,像聞一多,他就曾因為一個學生在報告裡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地上畫畫,而李賀是在黑地上,就大加激賞。有個學生因為寫了一篇怪論,還曾被楊振聲先生免予學期終考呢,他們都肯給你創造的自由,並盡可能地去表揚、鼓勵。

這裡面也會有馮文潛式的美學講課。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他說,我孫女念成“吳山點點頭”。

也會有吳宓講中西詩之比較,用的卻是這種例詩:“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

他們這類人,是絕對有玩深度,玩晦澀的能力和資格的,但他們決不去玩。他們用趣味去喚起你的趣味,帶給你的是尊重、尋找、選擇自我旨趣的自由。這就像毛姆的觀點,書是為自己讀的,趣味才是第一。

聯大教授們的愛才惜才也是非常著名的,刻苦治學的,有才的,最愛,但也決不忽略興趣黨,歧視散漫派,要求整齊劃一,總之個性化、自由度、身心滋養才是第一。人只有精神的東西建立了,才會有根,你一旦精神的東西建立了,就決不怕沒有方向,上不了自己的軌道。

學校圖書館看書是從不用什麼借書證的,你不上課只在這看書都行,甚至可以一邊看,一邊抽煙。

馮友蘭、查良釗、馬約翰等等,都曾被學生畫入漫畫,貼到“民主牆”上,但是他們看到了,卻沒一個會生氣。

學校外賣餛飩的貴州人,有時會把餛飩餡下到湯裡,有人問他這是什麼,他張口就來:“桃花面。”這簡直有點大儒鄭玄家的婢女那種,“胡為乎泥中”的雅趣了。

民主、自由、開放、學術、精神、價值、趣味,學者們就是用這樣一種氛圍,將學生們帶向一個特殊的心靈地帶的,而這個地帶,無疑通向無數個大門,生門、蓮台。

更多的事例隨便可以找到,更多的解釋也同樣可以產生,但是自由和它的味道,是說得清,也說不清的,它有時候近乎詩的意境,不能說,不可說,一說全變。所以,打住。

判斷自由,選擇自由,你我都是如此,師生也都是如此,可爭論,不強加,相容並蓄,百家爭鳴,這歸根結底要的便是精神自由,而這追求,卻是從北大成立之初,就已經開始了的,到後面只有更加高標。

(蔡元培)

馮友蘭的大學生活中,還曾遇到另一個怪物大師黃侃。

自命風流、玩世不恭的黃侃,軼事也很多,但馮友蘭在回憶中獨選取了兩件。

黃侃和吳成仕都是章太炎的學生,也是好友,黃侃先前本一直住在吳成仕家中,但是有一天,這二個人不知道為什麼鬧翻了,吳成仕立刻要黃侃搬走。

黃侃倒是肯搬,但他臨走前,卻爬上去,在人家房梁上了留下了六個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黃侃教學,也很“不德”。他講到緊要處,會跟學生講,這裡有個秘密,專靠北大幾百塊薪水,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請我吃飯。

有一次一個學生在“同和居”請客,聽到黃侃正在隔壁,忙去問好,哪知道黃侃見了他就狠批起來。

他批起人來滔滔不絕,沒完沒了,直到那學生的客人都到了,還不肯放過,可是等那曉事的學生,忙吩咐飯館,今天黃先生花多少錢都記到我賬上時,他立刻就收兵放人了。

如此的一個黃侃,是不是很不教授?但是他並沒有招致多少惡感。北大當時有位不學無術的老師,可是被學生們聯合趕走的,而黃侃卻依然大有人愛。人家這叫不拘小節,個性自由。

黃侃與辜鴻銘一樣,都不是靠政治主張、新新人類、風氣之先,在北大立足的,而是靠學術成就,專業權威性,此所以英文水準極高的辜鴻銘,就無論如何都可以教英文,學問很深的黃侃,就怎樣都是文學名教授——這恰恰說明:

北大師生是寬容的,而這寬容,正來自對知識和才華的尊重。

無寬容,則無自由,無個性,這應該也是北大精神的體現之一,於是北大也就不妨“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昏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令其各憑造化了。

蔡元培是以其人格,在兩派多派,以及全校師生中廣受尊敬、愛戴的,而那些學問深、道德好、趣味盎然的學者們,也同樣會被學生們追隨。

西南聯大時,馮友蘭已經做老師了,他的學生汪曾祺對聯大曾有六字評語:民主、自由、開放。

蔡元培在北大時,認為大學應該培養通才,也即學文史哲的,不妨學點自然科學知識,學自然科學的,也該有點文史哲知識,萬不可拘於一隅,而這種風氣,後面也帶到聯大來了。

於是北大的另一個學生,詩人、學者馮至,當年上課便東聽西聽很隨意,讀書也很隨意。但他後來卻說,自己能有今天,全得益於北大開放的風氣。

於是西南聯大的汪曾祺,當年基本不大好好上課,老師們也不管他,只由他按照自己的興趣去。但他後來也是說,自己如果不進聯大,也許成不了作家,至少成不了現在這樣的作家。

——他們這些話當然是頗值得玩味的。

北大、聯大老師講課一般都無套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樣講就怎麼樣,從來無人干涉。

北大、聯大很少有對學生耳提面命的教授或講師,更沒有程門立雪般虔敬求教的學生,他們既沒有誰是誰的業師,也沒有誰是誰的及門弟子。

他們看上去大都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可是他們那裡為什麼偏會有這樣的效果?很顯然,這地方是隱藏著某種大秘密的。

汪曾祺曾經說,他有一次上“西洋通史課”,交上的馬其頓地圖根本不合格,但是皮名舉先生卻只批了一句話就拉倒:“閣下之地圖美學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

這話頗令人捧腹,但也令人眼睛一亮。

科學、美學、價值,肯定又否定,讚美又諷勸,不同的東西有不同的價值需要,有提點卻無放炮,他們那些教授、講師,都是功底深厚,散發著精神之美的,他們隨意的一句話,都可能帶給你意想不到的東西,讓你終生受益。

(汪曾祺)

講莊子的劉文典大師動不動東拉西扯,東評西評,離題萬里,他說:莊子,我是不懂的,也沒人懂。

莊子是一個謎,誰敢說真正懂,真正解釋得了?但是你是教授,是莊子專家啊,怎麼也可以說不懂?莊子無處不在,劉先生其實不過是想給你想像的自由,思考的自由,獨立的自由,思維的開放罷了。

北大、聯大不要權威觀念,不要盲從,不要固化,那裡正因為老師們本身有超高的自由度,所以才有了自由的表達和傳遞。

講課總座無虛席的聞一多,卻是這個樣子:

講《楚辭》,第一句總是“痛飲酒熟讀《楚辭》,方稱名士。”他上課時也抽煙,而上他課的學生也可以抽煙。

他給你的是交流的自由,行為的自由,平等的觀念,風骨、灑脫和豪放,而這,他卻始終都是用自身的、語言的、行為的影響力、感染力去完成的。

唐蘭很奇特,他講《詞選》的方法,就是不講。“‘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他吟唱著般地說完,這就算是把這詞講完了。

他給你領悟、感悟的自由,但那種美感卻給你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對詩詞來講,或許美學情感的培養,遠比技巧更為重要。愛上了,主動了,一切迎刃而解。

朱自清很正規,他講《宋詩》,要一首首講,還要你記筆記,背,考試,寫讀書報告,但是這報告,他偏重的卻是獨創性見解。

聯大其實都重獨創,像聞一多,他就曾因為一個學生在報告裡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地上畫畫,而李賀是在黑地上,就大加激賞。有個學生因為寫了一篇怪論,還曾被楊振聲先生免予學期終考呢,他們都肯給你創造的自由,並盡可能地去表揚、鼓勵。

這裡面也會有馮文潛式的美學講課。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他說,我孫女念成“吳山點點頭”。

也會有吳宓講中西詩之比較,用的卻是這種例詩:“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

他們這類人,是絕對有玩深度,玩晦澀的能力和資格的,但他們決不去玩。他們用趣味去喚起你的趣味,帶給你的是尊重、尋找、選擇自我旨趣的自由。這就像毛姆的觀點,書是為自己讀的,趣味才是第一。

聯大教授們的愛才惜才也是非常著名的,刻苦治學的,有才的,最愛,但也決不忽略興趣黨,歧視散漫派,要求整齊劃一,總之個性化、自由度、身心滋養才是第一。人只有精神的東西建立了,才會有根,你一旦精神的東西建立了,就決不怕沒有方向,上不了自己的軌道。

學校圖書館看書是從不用什麼借書證的,你不上課只在這看書都行,甚至可以一邊看,一邊抽煙。

馮友蘭、查良釗、馬約翰等等,都曾被學生畫入漫畫,貼到“民主牆”上,但是他們看到了,卻沒一個會生氣。

學校外賣餛飩的貴州人,有時會把餛飩餡下到湯裡,有人問他這是什麼,他張口就來:“桃花面。”這簡直有點大儒鄭玄家的婢女那種,“胡為乎泥中”的雅趣了。

民主、自由、開放、學術、精神、價值、趣味,學者們就是用這樣一種氛圍,將學生們帶向一個特殊的心靈地帶的,而這個地帶,無疑通向無數個大門,生門、蓮台。

更多的事例隨便可以找到,更多的解釋也同樣可以產生,但是自由和它的味道,是說得清,也說不清的,它有時候近乎詩的意境,不能說,不可說,一說全變。所以,打住。